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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并快乐着 作者:白岩松-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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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专门为此开了会，台长也讲了话表示支持，在会上“高举起流行音乐
这面旗“很给人一种振奋。能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未来的工作，对我来说自然是件快
乐的事，欣喜之中，觉得电视到底能做多久，心中没底，于是就拒绝了时间的好意。
但走进电视看来还是我的宿命，过后没多久，已经呼之欲出的《流行音乐世界》在
当时一种对流行音乐依然不屑的氛围中，被某位领导给判了死刑。寄托了我的热情和理
想的梦碎了，我立即有了万念俱灰的感觉，好吧，走。 这个念头一出来，最后走进电视
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也曾有人问过我，假如那张报纸办下来，，你和电视说再见不会后悔吗？我想不会
的，一来人生没有假如，二来每条路都会有不同的风景。走上办报之路自然会依照另一
种规则欣赏着路边的景致，也会有挣扎，也会有快乐，也许今天 的自己会在这样的一条
路上寻找到另一种成就感。
但最终，我还是成了彻头彻尾的电视人。
但真正让我在心中归属电视，还是依赖于一次同行对我的认同。《东方时空》播出
一百期时制作了特别节目，我承担的任务是去青海与西藏的结合处，采访一位电影放映
员赵克清。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正在宁夏银川采访另外的几位“东方之子“。也许是好事多磨
，采访放映员的任务从一开始就不顺。就在我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在银川机场一架客机
失事，死伤者众，媒体报道后举国震惊。远在内蒙的母亲自然知道了这件事，但由于不
知我在银川的具体行程，内心的担忧可想而知。而我因为在银川的拍摄工作很紧，加上
当时也没有手机，忽略了给母亲报平安，结果母亲不知怎么千方百计寻找到我们节目组
的电话，来向北京我的同事询问，那份焦虑自然深重。因此当后来我的同事把这件事告
诉我之后，心中马上有了愧意，“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结束了银川的拍摄，开始继续西行，踏上了去青藏高原寻找赵克清的路程。先到兰
州，但从兰州去西宁的火车票却特别难买，好不容易上了火车但没有座位，多方交涉，
我们一行三人被安排到火车的行李车厢中，一路上我们是躺在各种邮包袋子上行进到西
宁的，那种滋味至今难忘，而车窗外新鲜的风景到今日却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
到了西宁，与先期到达的策划人崔永元接上了头，了解到有关赵克清的情况。原来
，赵克清是从河南来青海工作多年的老放映员。青藏高原上人迹稀少，一个游牧点和另
一个游牧点可能相距上百里，赵克清就赶着马队，上面装着帐篷和放映电影的设备，到
达一个游牧点后；给当地的牧民放上一夜电影，第二天收拾行装，再奔下一个放映点走，
其间的艰辛与磨难我们难以想象。一个特殊条件下一个特殊的故事，大家都能在这样的
故事中体会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生，感动是自然的，也因此我们的特别节目采纳了小
崔的建议，于是有了这趟青海之行。
接过头后，知道了去高原上寻找赵克清的办法，又在西宁租了一辆桑塔那，就准备
出发了。当时小崔的身体不是太好，在西宁的两千多海拨的高度中高原反应已经比较严
重，考虑再三，小崔不易向更高的海拨挺进，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和他分手了。
出发时又一件不顺的事发生了。送行的时候，我进了车里，手却搭在了车门外，被
旁边的人一关车门，我的手被夹了个正着，十指连心，钻心的疼痛在以后几天的采访中
就没断过，也没睡过一个好觉，这份疼痛等于是此行中的又一个下马威。
一路疼痛，桑塔那在寂静而又风景秀丽的青藏公路上奔跑，和我一起去拍摄的摄像
是曾经获过亚广联大奖的纪录片《沙与海》的主摄像江兵，功夫自然了得。一路上由于
隔七八十公里就能看到一起车祸，我和江兵不敢怠慢，不停地给司机点烟并和他说话，
免得开着开着他睡过去了。因为在青藏公路上，车前总是一样的无人景致，身边总是沙
沙的车轮声，困意上来，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的行程之后，我们到达了海拨三千七百多米的青海和西藏结合部，拿着事先了
解的地址，我们找到了要拍摄的主人公赵克清，正好第二天他又要出发，去一个游牧点
。一夜休整之后，我们又上路了。
老赵是个纯朴的人，在我听来都是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情节，在他那儿却是平静地叙
述着。多少个春节没在家过；怎样爬过冰坡；怎样在山谷中用冰块就着硬馒头充饥；怎
样经历一次又一次生命中的惊险篇章……听着听着，我们都感觉这个片子有戏。
到了游牧点，老赵的马和骆驼又被人骑走了，没了马和骆驼我们不好拍摄，老赵就
和其它的牧民去找他的马和骆驼。我们就在蒙古包里和住在这里的蒙古牧民聊天，有一
段对话我至今难忘。一位牧民问我：“是从北京来的吗？“我答“是“。他接着便问：
“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吗？“我答：“毛主席早已去世。“那位牧民惊愕了一下又问我
：“那现在北京谁是毛主席呀？“我答：“是江泽民。“牧民沉默了，隔了一会儿说：
“不认识。“
这样的一番对话在当时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闭塞，也因此感受到，赵克
清隔上半年一年来给他们放映电影该是他们生活中多么重大的事儿。中国太大了，当我
们从高楼林立的北京出发，当我们对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府更迭都了如指掌的时候，在
远方，有的人们却对这个国家的大事也无从知晓。这就是中国，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老赵找回骆驼，太阳已快落山，我们的摄像江兵急了，他马上和老赵开始拍画面，
否则太阳一落山，明天老赵去昆仑山中，我们的节目就很难在播出前弄出来了。四十来
岁的江兵开始在三千七百米海拨的高原上奔跑起来，还算天道酬勤，一组后来让江兵夺
得最佳摄像奖的的画面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赶了出来。在太阳还剩下大半个脸的时候，我
也拍完了我在节目中的叙述。
很快，天就黑了，远处游牧点中的牧民也知道了这儿要放电影的消息，骑着马从几
十公里外赶到这儿来，我们和老赵一起搭好了账蓬，账蓬里很快挤满了好奇的人们。电
影开始了，老赵进入了工作状态，我们也一直在拍着。放映的当然不是什么新电影，但
在屏幕上无论放什么，对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的牧民来说都是新的。到后来，很多牧
民都在昨天的酒意中沉沉地睡去，可老赵的放映机一直在转，他整整放了一夜。
草原上的深夜静极了，因此电影的对话可发送的很远，屏幕前是孩子们聚精会神的
眼睛和大人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对于老赵来说，这是他无数个相似夜晚中的一个，而对
我们来说，这却是无数个相似夜晚中最不同的一个，至今我耳边仿佛都能听见放映机那
沙沙的转动声，不知我行笔至此，远方的老赵一切都好吗？
太阳重新照在草原上，牧民们的生活又恢复往昔，女人们劳作，在无事的白天，男
人们喝酒，孩子天马行空地游戏着。
老赵又要上路了，去更远的一个游牧点。要翻过大山，我们多少都替老赵有些担心
，但老赵却一片坦然，我和老赵一边折着帐蓬一边聊着，摄像江兵在一旁记录下这样一
种与众不同的采访。在当时我并没有故意如此设计也没有感觉到这种采访是如此特别，
没想到回来以后，这种纯自然和生活化的采访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好评。
和老赵要分手了，他将继续远去，而我们则要快速赶回北京，把这远方的故事讲给
更多的人听。临走时，赵克清把一条祝福的哈达给了我，在节目中，结尾处是这个画面
，但解说词我是这样说的：“这个哈达其实是应该送给老赵的。“
回到北京制片人时间亲自编了这个片子，我也很快写完了解说词，在一种内心情感的触
动下，合作顺利结束。在《东方时空》播出百天的时候，特别节目播出了。很多天后，
在新的工作中忙碌的我已经快忘了这件事，忽然却接到我们的编导乔艳玲的电话，告诉
我：小白，你因为赵克清那个片子获得了《东方时空》第一次内部评奖中的最佳主持奖
。在电话中我半天没有反映过来，不是因为获奖的激动，而是在电话里反问这条消息的
内容：“什么，我是主持人？“这的确是我当时的提问，因为我从来只认为我是个记者
，主持人这个称谓离我这种人太远了，但当这个奖项来临，我才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
另外的路，前途是凶还是吉都得继续往下走了。
我忘不了青藏之行，忘不了赵克清，忘不了草原上的那一夜，因为这次拍摄后来所
获得的肯定，帮助我下了最终走上电视路的决心。
几年之后，回头看当初走上电视路的情景，最该跳出和词语应该是“感谢“和“无
心“两个，感谢是自然的，小崔、时间、我的诸位同事，怎么就能在当初，在那个本来
没有我们这些人位置的舞台上，把我们推了上去，还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呢？这是一种眼
光，是一种更前卫的意识，还是一种赌博？但跳出我个人的利益，我们必须感谢最初《
东方时空》的与众不同，从主任孙玉胜到制片人时间，从当时还在外围的崔永元到我们
身边的摄像，他们放弃了传统的选择标准，用新的方式和新的概念来把另外一群人聚集
在身边，于是，电视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画面上一种新的语言诞生了。当创业在今
天已经成为历史，我庆幸自己当初赶上了这辆头班车，更让人兴奋的是，在这头班车上
做了一件和改变有关的事儿。
而说到“无心“这两个字，倒似乎更象是一种感悟。当初走进电视是无心的，也许
干什么事情都需要一点无心。正因为无心，希望抱的不大，失望也就不大；正因为无心
，没有刻意的钻营与设计，我只能本本分分地做自己，少了表演，多了自然，少了模仿
，多了本色。最后倒因为这种无心，使自己在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一步一步上了电视
路。
但愿以后好多事，自己也能平静地“无心“去做，最后能否成功其实并不重要但上
路时的轻装才最珍贵。
〓〓〓第六节·流浪北京：我身边人们的生活〓〓〓
一点点青春／一点点走开／一点点流浪起来／一朵朵鲜花／一朵朵盛开／一朵朵飘
散得很快……
这是1995年春节之前，我为《东方之子》组创作的歌曲《其实每个生命都需要表白
》，很多听过这首歌的人问我，歌曲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一开始的歌词是什么意思。
对于我们来说。每天的工作应该用一种善良的心去关怀人，用我们的镜头和屏幕给
更多普通人表白的机会，但其实，镜头后面的我们也是需要关怀与表白的一群人，因此
有了这个歌名。
歌词的开始部分，对于我身边的人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一种生活状态。头三句
：一点点青春／一点点走开／一点点流浪起来，写的是男同胞，而后三句自然写的是女
同胞。
其实很多人都已知道，《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这群人绝大多数都不是中央电
视台的正式职工，尤其在93年、94年、95年那三年，我们这个栏目像一座充满朝气的兵
营，似乎每天都有着人员的进进出出。印象很深的是，每次出一次长差，回到办公室，
总有些新来的人不认识，而过去熟悉的人不见了踪影，一打听，另谋生路了，就是这样
一种残酷但生机勃勃的流动，制造了《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起步后的辉煌。
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很有点电视界延安的味道，一批又一批全国各地的热血青
年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参加一场电视界的革命，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东方
时空》节目本身已经做得多么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在长期封闭的令人有些窒息的电视机
制里打开了一扇通气的大门，让很多早就渴望自由的青年电视人有了追梦的地方。
于是流浪北京就成了自然。
在《生活空间》自己的栏目介绍中，很多工作人员用文字披露了自己来新闻评论部
的原因，这成了难得的一份心灵记录。
陈虻：93年6月的一一；当孙玉胜靠着窗台对我说：到《东方时空》来吧。我回去看
了二十几天的《东方时空》，想了二十多天。有两点理由，我决定来了，一是《东方时
空》是一个天天的节目，天天播，就一定天天有事干，我不愿闲着；二是《生活空间》
当时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教给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这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
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作者注：陈虻后创造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
经典广告语，并由害怕闲着变成渴望闲一两天，但没有机会。）
孙华拉：有人说《东方时空》是“中央电视台的深圳“，就为了这句话，为了成为
中央电视台的深圳人，我来了。（作者注：但如果特区慢慢内地化了，你是改变这种状
况还是选择离开？）
林宏：在河北当了十几年的记者，93年早晨，被电视屏幕上《生活空间》节目所惊
醒，骤然感到：微斯人，吾谁与归？于是乎，怀揣着首届中国新闻奖的证书，昼夜兼程
投奔于《生活空间》帐下。（作者注：更多的人是什么奖状都没带就来了，因为当时的
评论部只关注现在和未来。）
倪俊：为了更大的生活空间。（作者注：人多了，《东方时空》也被作大了。）
李冰琦：因为希望。（作者注：一个乍一听像空话但仔细一听就让人想掉眼泪的理
由，评论部心中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有，只是有人说了，有人没说。）
刘挺：找罪受。（作者注：同意，但清闲对于年轻来说，本就是最大的惩罚。）
李晓明：不过是想活得透气点，遇上这儿需要人手，还能提供温饱。（作者注：来
评论部的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温饱，理想是空的。但请注意：是
温饱，不是小康。）
其实还有很多，这里不过是个节选，更重要的是，样本选取的是《生活空间》工作
人员的，但表达的却是当时来新闻评论部人们的共同心声。在那一段时间里，理想与希
望并不是个空洞的话语，几乎所有新来《东方时空》的人眼中，我都能看到一种纯真的
东西，这种相遇，让彼此双方都会拥有一种世外桃园里的激动。
梦想是吸引力，而到了北京，生活就成了流浪人群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有人陆续而来，住处自然就是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最初工资都很低的情况下，一
群天南海北来的人过一种集体生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拿《东方之子》组来说，我
们屡次搬家，最后稳定在北京六里桥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那套房子有七、八个房
间，住着我们近二十人。由于吃饭长期处于打游击状态，因此大家请了一个保姆，专门
负责做饭。这个尽职的保姆，每天给我们清楚地算帐，谁领来一个朋友吃饭，钱自然是
不能少交的。
在这套房子里，我们生活了一年，这套房子中，高于地面能透进光线的窗户只有十
多个厘米高，潮气是有的，但由于人多便散发了。男男女女每天人来人往，生活永远是
热闹的。每天都会议论艺术与片子的拍摄，甚至会争论得面红耳赤，那时的手机是奢侈
品，因此离家甚久的人会在夜晚到办公室给父母打一个问候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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