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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河镇-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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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路》？”陈静远惊讶地说。“对，这是陈先生的“活路”，但对这家伙来说，却是条死路一条。”说完砰砰两声，奸细应声栽倒在血泊中。络腮胡子赏给他的，是两颗枪子。
护送着陈静远，络腮胡子等一行三人步行着来到了西安。到绥署门口后，眼看着陈静远跟哨兵打着招呼走进了大门，他们这才扬长而去。
“也没问个姓名，日后咋个感谢人家？”杨虎城遗憾地说。
“问了，他们开始不肯说，后来经不住我的再三追问，络腮胡子说自己姓宫，宫殿的宫。其他两个人一个姓产，生产的产；另一个姓党，国民党的党。”
“宫——产——党——”张学良一字一顿地重复着，“噢！‘宫、产、党’连起来不就是‘共产党’吗？”张学良恍然大悟地问陈静远说。陈静远点了点头，没说话。
“对对对！是共产党。走，出去看看。”杨虎城也兴奋地说。
受到惊吓的商家们，都早早地关门打烊了，夜游的孤魂野鬼们也不见了踪影，长长的大街上，已经空无一人。
第四十八章苦谏哭谏均无果兵
“艳晚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张学良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案，沉重的打击了反动势力在西安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嚣张气焰，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受到鼓舞的西北各界民众无不扬眉吐气人心大快，他们以空前绝后的热情，争先恐后地融入到民族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西救会）、“东北民众救亡总会”（东救会）等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相继在西安诞生。不可一世的亲日派反动势力遭到迎头痛击，猖獗一时的宪兵特务和党棍们受到震慑，而不得不有所收敛暂时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经陈静远等提醒，张学良采取了先斩后奏的补救措施，致电蒋介石检讨自己一时缺乏冷静而处置有失恰当并请求处分。正在忙于应付“两广事变”的蒋介石闻言后先是勃然大怒，但冷静下来反复权衡之后，却又回电安抚张学良要他下不为例，对其请求处分的答复则是“免于置议”。
面对波涛汹涌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张学良在感受到民心所向的同时，也感觉到民众的力量。人民群众虽赤手空拳手无寸铁，但民意的感召力，不但比自己用机枪手榴弹武装起来的二十万东北军强大得多，而且与蒋介石数百万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中央军相比，也强大得多。这是一种改天换地旋乾转坤的力量，是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力量，是一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力量。任何阻止这种力量，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势力，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的强大，都将是蚍蜉撼树螳臂挡车，必将为历史的巨轮压为齑粉，企图挑起内战者如此，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者，亦不能例外。
宋江华因从事抗日活动而遭公开逮捕，迫使张学良不得不对反动派下手；陈静远因从事救亡活动而神秘失踪，也迫使杨虎城不得不对反动派动真。杨虎城的行动虽因陈静远奇迹般的获救而未及实施，但但两位爱国将领之间的一纸隔膜，终于被捅破了。在俩人的共同努力下，双方的关系从同床异梦心存戒备互相猜忌，到同病相怜心照不宣互相补台，再到同心同德心有灵犀彼此相帮，最后终于出现了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大好局面。跟红军共产党的交往在俩人之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三位一体的设想，也已雏形初具。
为了使这种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关系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古城南郊风景秀丽的王曲，西北军与东北军共同创办了军官训练团。张学良跟杨虎城亲自挂帅分别任正副团长，王以哲跟黄显声先后任教育长，其中不少教官、学员也都是共产党员，因此举办军官训练团，实际上是张、杨两位将军对三位一体的尝试。训练团托培训“剿共”骨干之名，行培养“抗日”中坚之实，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思想，来抵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两军中团以下的进步军官进行了分期分批的轮训，用不断输入新鲜血液，增强新陈代谢的办法对旧军队进行改造，促其迅速转变为抗日救亡的劲旅。
九月十八日与十一月二十八日，由“东救会”跟“西救会”联合组织发起的、声势浩大的“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大会”和“西安守城胜利十周年纪念大会”，先后在革命公园隆重举行。主席台上，“东救会”与“西救会”的负责人并肩站在一起；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并肩站在一起；东北军与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并肩站在一起。主席台下，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弟兄们并肩将站在一起；西迁西安的“东北大学”的师生们，以及专供东北军子弟就学的“东望中学”和“竞存小学”的师生们，与西安各级各类大中专院校的师生们并肩站在一起；西安的父老兄弟们与东北军的随军家属们并肩站在一起。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中，张、扬两位将军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为“两广兵变”所困，面对西安跟“攘外必先安内”唱对台戏的抗日高潮，蒋介石是深恶痛绝而又自恨分身乏术。他用分化瓦解的办法，先后收买了粤军的空军司令黄光锐与第一军的军长余汉谋，然后逼陈济棠宣布下野，前后用了四十八天的时间，总算解决了广东问题。后来在与李宗仁跟白崇禧继续对峙了两个月后，双方都因筋疲力尽而互相妥协，从而使广西问题也于九月中旬得以和平解决。
农历九月十五日的南京，与公历十月三十一日的洛阳，也是户户落锁万人空巷，先后举行了一场着空前绝后的庆典活动。
这两天到底是什么日子，遍查中外的典籍，均没有找到合理的答案。
农历的九月十五日，五十架军用飞机排列成“中、正、五、十”四个字，从南京的上空飞过，南京人有目共睹。十月三十一日，又有五十架军用飞机编织成一个庞大的“寿”字，从洛阳的上空飞过，洛阳人众目睽睽。
如果孤立地去看，也许仍然看不出有什么奥妙，如果将两件事联系起来看，南京的“中正”二字后面紧跟着的是“五十”再加上洛阳的那个“寿”字，就不难明白这是在给蒋中正先生过五十大寿。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不外御其侮，却动用上百架军用飞机来给某个人祝寿，这在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更是无前例可循，就是翻开世界历史，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了。
秦皇再世，想必会汗颜不止；汉武有灵，怕亦是自惭形秽。
一个人即使再显赫，也不至于有两个生日吧！蒋中正先生的寿辰于两个不同的时间，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先后举行，对于那些民俗家来说，怕是要少见而多怪的了，但对于那些政治家来说，却是见怪而不怪了。将百架飞机一分为二，既突出了“五十”大寿的喜庆，又回避了“半年之后”的大忌，其用心之良苦，恐怕无论是民俗家还是政治家，都得叹为观止又自愧不如了。
委员长将年过半百，作为第一夫人，宋美龄那有不着急的？于是身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家三小姐便别出心裁，在委员长的默许下不惜兴师动众，为其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个所谓的“献机祝寿”活动。
上峰有意，下属有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宋家三小姐稍作暗示，群小们便闻风而动，海外侨胞不知奥妙，竟也纷纷慷慨解囊，于是在不长时间内，竟献机百余架。当农历九月十五日南京做飞行表演为其祝寿的时候，姿态颇高的“寿星”却以逼寿为名，于公历二十九日提前去了洛阳。洛阳的文臣武将们岂肯落于人后，于是在翻开万年历算了又算之后，惊喜地发现一八八七年的公历十月三十一日，与农历的九月十五竟是同一天，而一九三六年的这两个日子却存在着时差。于是善解人意的洛阳大员们也不甘落后，于公历的三十一日，再次为他们的委员长做了飞行表演。
果然不出所算。既得鱼，又得熊掌。蒋中正跟宋家三小姐名利双收。
张学良也没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寿星”总不至于对前来祝寿的人也人大光其火吧！张学良约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绥远的省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趁着蒋介石一时高兴，劝说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不想话刚一切入正题，刚才还喜形于色的“寿星”，却还是翻脸不认人了。
与张学良的愿望正好相反，蒋介石踌躇满志而又杀气腾腾的来到洛阳，其目的恰恰是急于结束马拉松式的剿共之战，志在毕其功于一役。用来平息“两广事件”的二百六十个团共三十余万人马，已奉命北撤至平汉、陇海两线集结待命。西安既已赤化，就近的洛阳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一统天下的临时行辕。
首次与虎谋皮的尝试，张学良以失败而告终。
十一月中旬，傅作义将军以少胜多，在大败二十倍于我之敌于绥远的红格尔图后，又先发制人长途奔袭了百灵庙，并一举歼灭日军七千余众又毙、俘蒙伪军两千余人，取得了振奋人心的百灵庙大捷。
捷报传出后，抗日心切的张学良再也坐不住了。当他向蒋介石请缨参战时，不想又被严词回绝。
十一月二十三日，南京政府以支持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罪名，在上海非法地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和史良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案。为营救“七君子”，张学良又飞赴洛阳面谏蒋介石，然而他劝其释放七君子的努力却再次受挫。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亲临西安，下榻于临潼的华清池。
无意赐浴华清池，只因不见杨贵妃。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再次赴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蒋介石给张学良指出了两条路：一条是剿共；另一条是与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至此张学良已别无选择，因为蒋介石指给他的一条是死路，另一条还是死路。
“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想到了兵谏，并且马上取得了杨虎城的支持。
十二月九日，西安各界隆重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会后数千名爱国学生到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去请愿，蒋介石却严令“格杀勿论”。冤家路窄，宪兵三团的团长、去年在北平镇压“一二。九”运动的侩子手蒋孝先，又一次与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们狭路相逢于灞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面对黑洞洞的机枪口，毫无惧色的学生们正要冲上去痛打侩子手，侩子手也正待挥下他那已经高高举起的、充满了血腥的右手。。。。。。
“慢！”千钧一发之际，蒋孝先的一声“打”字正待出口，却被闻讯赶来的张学良抢在了前头。
灞河桥头，张学良以“一星期内，用实际行动予以答复”的庄严承诺，终于说服并劝回了学生。后果不堪设想的一场流血事件，终于没有发生。
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在华清池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正式通过了第六次围剿红军的作战方案，并拟于十二月十二日下达总动员令。张学良以阿拉善旗之定远营发现有日本间谍活动欲派人前去震慑为由，带已经接受捉蒋任务的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十八团团长刘桂五面见了蒋介石，一是探路，二是认人。
傍晚，十七路军特务营的宋文梅营长十万火急地来见杨虎城，告诉他说张学良卫队二营的孙铭九营长，带领着全副武装的人马去了临潼。因一时联系不到张学良，杨虎城误以为情况有变张学良已提前行动，于是立即启动了应急方案。抓起电话杨虎城刚要通了赵寿山，却见陈静远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于是又连忙捂住了话筒，陈静远压低声音告诉杨虎城说：“副司令已命孙铭九带人提前入驻灞桥，因打电话怕不保险，因此要我过来告诉杨主任一声以免引起误会。”杨虎城下意识地松开了话筒，里面立即传出赵寿山焦急地呼叫声，“杨主任。。。。。。杨主任！出了啥事？你你倒是说话呀。。。。。。杨主任！杨主任。。。。。。”在长出了一口气后，杨虎城这才对着话筒说：“没事了，寿山！一场虚惊。”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蒋介石宴请了张学良、杨虎城、蒋鼎文、卫立煌和朱绍良等，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下午，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设晚宴招待南京来的大员，酒足饭饱后又请众人到易俗社观看了《柜中缘》等著名的秦腔折子戏。
午夜，华清池的五间厅里，西京饭店的各个雅间里，蒋介石与他的随员们都已进入梦乡。至于做的是美梦还是噩梦，尚不得而知。
十二日凌晨，绥署所在的新城大楼里，张学良与杨虎城已经部署就绪。于学忠、王以哲、缪澄流、董英斌、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等高级将领们都未免有些着急，他们不时地瞅着墙上的挂钟，而挂钟的秒针却一点也不着急，依然保持着既定的节奏，从容而不慌不忙地滴答着，周而复始。
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周而复始，随着钟声的第五响，三发橘红色的信号弹拖着长长的尾巴，突然划破了古城西安的夜空。
城南韦曲，东北军一零五师第一旅第一团全副武装，在副团长李铁醒的带领下分乘二十一辆卡车，开足马力向临潼方向疾驰而去。
灞河桥头，张学良的卫队二营在营长孙铭九的带领下，跟骑兵六师的师长白凤翔，十八团的团长刘桂五已提前赶往了华清池。在李铁醒团到达后，守候在桥头的一零五师师长刘多荃立即率领他们前去接应。
临潼方面，担任华清池外围防务的，是张学良的卫队一营。张学良对营长孙玉瓒已提前面授了机宜，当张学良的贴身副官徐治范到达，孙玉瓒一面命令开门放行，一面带人紧随其后。徐治范乘着张学良的专车，托名副总司令有急事要面见委员长连着闯过两道大门。放过徐治范后守门的宪兵正要关门，却被尾随而至的王玉瓒营长一甩手给撂翻了。
担任蒋介石贴身防务的，是蒋孝先的宪兵三团。说是宪兵三团，实际上只是一个下辖四个班的加强排，每班由一个少校班长带队，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地轮流守卫着。宪兵也立即鸣枪报警，这时灞桥的接应部队正好及时赶到，咣当一声巨响后，最后一道大门被汽车撞开了。院子里顿时枪声大作，荷花塘边、贵妃池畔、五间厅前，一片火网。。。。。。
第四十八章苦谏哭谏均无果兵
不见霓裳羽衣舞，只闻枪声爆如豆。
西安方面，宋文梅以闪电般的速度控制了邮电大楼与西安车站，并立即切断了西安通往外界的所有联系；赵寿山立即指挥各部队出其不意地同时包围并解除了宪兵二团、保安司令部和警察大队的武装；孔从洲也雷厉风行，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包括钟楼、鼓楼以及各个城门在内的所有制高点，并控制了西关机场。刘光复更是迅雷不及掩耳，率队将西京饭店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
带人冲进一间屋里时，刘光复发现抖索在被窝里的，竟是一男一女。
“什么人？姓名？”刘光复厉声地喝问道。
“陈——陈继承。”男的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啥！你就是陈诚？瞎种一个，毙了算毬咧！”一个士兵误以为是陈诚，说着就要开枪，却被刘光复给拦住了。在杨虎城给的名单中除了陈诚外，的确还有个叫陈继承的，职务是豫皖赣剿共总司令。
“不不！他不是陈诚，是陈——继——承。我——我是他老婆。”女的急忙辩解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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