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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河镇-第1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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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益世报》说了公道话。在《以国家为前提》的社评中，《益世报》撰文指出：“其实抗敌才是目的，而其他均为手段。目的不可变移，手段实可迁就。与其争手段而败坏目的，何如保目的而通融手段。。。。。。算外账不算内账，是我们对同胞的不断呼吁。”
南京方面首先得悉事变消息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十二日晨，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与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吴稚晖被何应钦找到家里，在戴季陶的极力怂恿下，三人为解决事变所定了调子是——以武力讨伐张扬。
在会议上，群龙无首的南京政府迅速地分化为和、战两派。李烈钧、冯玉祥等人虽极力主和，却又一时拿不出具体方案，于是让主战派又一次占了上风。会议决定由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急调集结在豫东的中央军昼夜兼程开进潼关直逼西安，并命空军轰炸西安周边等地向西安示威，给张、扬施加压力。
黄埔系以蓝衣社为主的两千余名少壮派军官，竟在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的怂恿下，于南京的炮标礼堂举行“白衣誓师”，为发动内战推波助澜。
以宋美龄为首的皇亲国戚们闻讯后立即从沪返宁。宋美龄不顾一切地冲进了会场，并厉声地质问何应钦说：“辄则动武，居心何在？想炸死委员长吗？”对宋美龄擅闯并大闹会场何应钦亦怒不可遏，大骂宋美龄是“以妇人之见，干预国家大事”。
英籍奥澳大利亚人端纳，怀揣宋美龄分别写给张学良跟蒋介石的亲笔信，奉“懿旨”急飞西安。作为张学良的前顾问跟蒋介石的现顾问，身为白色人种的端纳，自然而然的成了沟通西安跟南京的和平使者，并发挥了无以替代的重大作用。
蒋介石破罐子破摔，坚决拒绝沟通的顽固态度，西安一浪高过一浪的杀蒋呼声，渭南一阵紧似一阵的炸弹声，使张学良杨虎已城意识到被他们抓在手里的蒋介石，是一只带刺的豪猪。
在张学良深感孟浪又仿徨无策的时候，以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不失时机的到了西安。共产党人捐弃前嫌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无疑给方寸大乱的张学良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使杨虎城颇觉意外。杨虎城在吃惊的同时，亦不得不为中共以德报怨的胸襟所折服。
一架飞机盘旋在西安上空，在刺耳的警报声过后，惊魂未定的西安军民才发现从飞机上投下的并非炸弹，而是刊有张季鸾文章的《大公报》。
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张季鸾替蒋介石说话的同时，字里行间却也不乏对西安军民的同情与理解，同时还一再暗示“和平统一”是解决问题之关键。
中共的宽宏大度，张季鸾的良苦用心，端纳独闯被南京方面视之为龙潭虎穴的精神，以及是宋美龄的亲笔信，使冥顽不化的蒋介石不能不为之所动。特别是信中宋美龄关于南京“戏中有戏”的提醒，迫使他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考虑对张、扬以及周恩来的态度，同意让蒋鼎文持自己“停战三日”的手令，飞南京命何应钦暂时鸣金罢兵。
国舅宋子文也冲破重重阻力，以个人名义再闯“龙潭虎穴”，落实并带回了“三位一体”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愿望。
宋美龄立即飞赴西安，与其兄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终于与西安的“一体三位”坐在了和谈席上。经过两天的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六项：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增加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关于对红军的接济，宋子文答应由周恩来张学良商定后，他保证予以拨付。关于西北的军事与政治，继续由张学良杨虎城负责主持。
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了上述协议，但却只答应以领袖的人格作担保而不履行签字手续。
不履行签字虽有悖于惯例，但为了不使和谈因这一形式之争而趋破裂，周恩来说服三位一体做出了必要的妥协。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为了给蒋介石挽回些面子，为了不使蒋介石反悔，同时也为了不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口实，张学良向蒋介石表示：“委员长既已答应抗日，就仍然是我们的领袖。我准备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
四方会谈结束后，政治设计委员会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就放蒋的条件进行了磋商，一致认为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必须做到：一、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无条件地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三、在谈判通过的条款上签字，并公诸报端。
矛盾的焦点，由放蒋还是杀蒋，瞬间转化为何时放蒋与如何放蒋。
“汉卿！你看。。。。。。”二十五日一大早，宋子文急急忙忙地将一封信递到了张学良的面前。惊疑中张学良接过信打开看时，见上面只有寥寥数语：“达成的协议必须签字！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愿意放蒋，我们也誓死反对。”落款是“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全体将士”。看罢，张学良立马坐不住了。“夜长了梦多。汉卿，快拿主意吧！”宋子文催促道。张学良猛地收住了脚步说：“子文兄，你快回去准备。我们马上飞南京。”
宋子文走后，张学良一把将赵一荻搂在了怀里，在吻了又吻后，他告诉她说自己有点急事，可能要耽搁上三五天才能回来，说完就急匆匆地下了楼。
没有杨虎城出面，张学良深知谁也休想离开西安半步，于是他立即驱车来到绥署：“虎城兄！我得马上送委员长走，否则就要出大乱子。”说着张学良将那封信递给了杨虎城。趁杨虎城看信的当儿，张学良伏在杨虎城的案子上，奋笔疾书起来。
“就这么让他走了？”杨虎城吃惊地问道。“再不走就走不成了。虎城兄，出了事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啊！”将写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后，张学良焦急地接着说道：“这是我的手令。西安方面就拜托老兄了！”杨虎城担心地说：“汉卿，你不能走！把这一摊子撂给我，我怕是力不从心。”他本不同意放蒋，更不同意张学良送蒋，于是极力加以劝阻。
三国时，陈宫也曾捉曹放曹，后来又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宁教我负天下人，勿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但最终还是被曹操杀害在白门楼上。自古请客容易送客难。张学良此去还能回来吗？轻飘飘的一纸手令，在杨虎城的手里却似重若华山。
“没有时间再过来过去了。有孝侯（于学忠）相助，你就放心吧！走，我们一块去机场。”张学良说。“总得跟周先生打个招呼吧！”杨虎城说着就要伸手去抓话筒，却被张学良硬给拉走了。
电话铃陡然响起，周恩来连忙抓起了话筒：“哦！是赵秘书。。。。。。什么？送蒋介石。。。。。。噢！我这就去。”啪的一声扣上话筒后，周恩来急忙吩咐说：“走！去机场。”
当周恩来十万火急地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腾空而起。这时杨虎城无可奈何地迎了过来。望着越飞越高也越来越小的飞机，周恩来仰天长叹曰：“这不是列队送天霸，去负荆请罪吗！”
周恩来所说的“列队送天霸”和“负荆请罪”是两个典故，分别出自京剧《连环套》和秦腔《将相和》。
当年武侠窦尔墩与黄三太比武时遭其暗算。窦尔墩托黄三太之名盗走了梁九公的御马以报复黄三太。梁问罪于黄三太之子黄天霸，并责其限期破案。黄天霸以拜山为名找到了占山为王的窦尔墩。窦虽知其为仇家之子却未加伤害，并相约次日在山下比武。黄授人盗走了窦的兵器护手双钩，却故意将他自己的钢刀留在了山上，致窦误以为黄身怀绝技而且颇有义气，于是牵着御马随黄去投案自首。
第四十八章苦谏哭谏均无果兵
昔日赵国老将廉颇对资浅而官拜上卿的蔺相如颇为不满，于是百般寻衅予以羞辱。相如因处处避让而被门人质之以“庸人尚羞之，况将相呼”。相如回之曰：“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乃肉袒负荆请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寛之至此也。”
为了应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变故，红军奉命紧急移师关中，设前敌指挥部于安吴，第二方面军驻军云阳。
张学良做梦也不曾想到，从飞机起飞的一刹那起，他将永远地告别了西安的父老乡亲，永远地告别了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两位，也永远地告别了他父子苦心孤诣经营了数十年的东北军全体将士，彻底地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彻底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也彻底地结束了他率领二十万东北军披甲还乡的梦想。
《捉放曹》的悲剧还没有落下帷幕，《玄武门》的悲剧又再次敲响了开场的锣鼓。
唐初，高宗的长子英王李建成，次子秦王李世民和四子齐王李元吉因嗣位之争，不惜同室操戈手足相残于古长安大内的玄武门，史称“玄武门之变”。论德论才论能，李世民自然应是继承大统的最佳人选，但在那个世袭罔替的封建时代，他却必须弑兄杀弟才能成就帝业。其原因再简单不过，就是皇家多子嗣而天下却只有一个，李世民虽集德、才、能于一身，在伯仲叔季中却屈居第二。世人只知为悲剧而叹惋，却不知其为历史的必然。
没有民主与法制，没有基于优越体制上的民主与法制，悲剧将永远难以幸免。
“汉卿，陈诚他们还在西安，你我到南京后怕是不好交代，你看。。。。。。”在洛阳，蒋介石一改去年居高临下的态度，用“商量”的口气对张学良说。在张学良的感觉中，今日洛阳这种“商量”的口气，比去岁在西安时听到的训斥还要严厉。张学良原想以“委员长为啥不释放上海爱国领袖”的话来回敬蒋介石，但在沉吟了半晌后，说出口的却是言不由衷的“我立即致电让他们放人”。洛阳毕竟不是西安，张学良一下子没了底气。
在扣留张学良后，蒋介石继续食言而肥。他一面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撤职留任，委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并调集三十七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进入潼关直逼西安，一面提出了甲、乙两个方案供西安方面选择，企图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分化瓦解三位一体逼其就范。甲案是中央军入驻关中，东北军西撤甘肃，红军返回陕北，十七路军移驻渭北并主政陕西；乙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红军返回陕北，十七路军西移并主政甘肃，东北军南撤并主政安徽。
陈诚等人放还是不放，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与元老们各持己见；接受甲案还是乙案，东北军跟西北军莫衷一是，托派们又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树欲静而风不止；国特们戳七弄八吹胀捏塌唯恐天下宁而不乱。古城西安又一次变得杀机四伏险象环生。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且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这是张学良临走时写给杨虎城的手令。其中孝侯是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字，何、王、缪、董则分别指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和总参谋长董英斌。而“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显然是于仓促成文后，又觉未尽其意而加上去的补笔。
一手拿着张学良的手令，一手拿着张学良要求放陈诚等人的电文，杨虎城陷入了两难。
四年前于学忠就是河北省主席兼五十一军的军长，因一贯坚持抗日，在《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不得不命其撤出河北改任为甘肃省主席，并继续任五十一军军长。虽说是东北军中的元老，于学忠却因祖籍山东而一向被东北军认为是外来户，加上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即兰州事变的翌日，于学忠便匆匆地回兰州以善其后，因此根本帮不上杨虎城的忙，更谈不上给他分其忧。
对蒋介石食言而肥无理扣押张学良行径，独撑危局的杨虎城曾领衔通电全国以示抗议。《解放日报》以“西北将领求和平而不得求抗日而不能”为题，发表了“通电”的全文。因通电发表于民国二十六年的一月五日，故被称之为“歌电”。
为不负重托，杨虎城也曾到前方看望和慰问过东北军的官兵。官兵们虽热情地欢迎并接待了他，但底下却谣传说他对东北军有所用心，因此张学良的手令对杨虎城来说形同废纸，根本不能帮其约束和节制东北军。
“陈诚等不能放！因为他们是争取副司令回来不可或缺的筹码。”以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为代表的东北军少壮派们振振有词。
“陈诚等必须放！因为他们已是蒋介石不放副司令回来的口实。”以何柱国、缪澄流和刘多荃为核心的东北军元老们理直气壮。
“不能和！和了副司令就永远也甭想回来。”主战派们慷慨激昂。
“不能打！打了副司令不但回不来，怕还有生命之虞。”主和派们高屋建瓴。
“打一下，再和也不迟。”古训“先礼而后兵”被托派们反其道而用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意见针锋相对而理由却如出一辙，都是为了救张学良。
“和为贵，人和飞机一块放！头都磕了，也不在乎多作个揖。谁要是胆敢违反副司令的命令，格杀勿论！”王以哲军长勃然大怒。
姜毕竟是老的辣，少壮派们敢怒而不敢言。陈诚等人与五十多架飞机飞回了南京，张学良却还是没有回到西安。
张学良回陕无望，给少壮派们留下了口实，两军团以上军官在渭南开会，四十多人联名主张与中央军决一死战。由于担心和谈会对十七路军不利，杨虎城在托派的煽动下也有所动摇，这于无形中又助长了少壮派们的气焰。
和、战矛盾不断升温已近白热，为了维护团结，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劝少壮派们说：“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少壮派们已经听不进周恩来苦口婆心的规劝，苗剑秋一边大哭一边说：“既然不帮我们打仗，红军开到关中又有何用？”甚至说，“不帮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请红军出兵。周恩来反复权衡利弊，并报请示中央同意后说：“只要你们能团结起来取得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张、杨两位朋友。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包括打仗在内。”
见战事一触即发，王以哲与何柱国从兰州接回了于学忠，并邀杨虎城和周恩来在位于南院门粉巷的王以哲家中，连夜召开了三位一体的高层会议。会上于学忠主和的态度，立即得到了王以哲跟何柱国的支持。杨虎城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然主和，我顾全这个大局。”周恩来说：“我们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如果大家坚持要战，为团结起见，我们愿意保留自己的主张而支持你们打好这一仗。现在两方既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更乐于接受。”他还强调说：“请大家务必说服各自的部下团结如初，以免节外生枝。”
但愿不如所料却果然不出所料，锄奸标语突然惊现西安的街头，流言蜚语暗传于古城的巷尾。缪澄流军长、刘多荃师长于同一天分别在高陵、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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