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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狗秋千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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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在黑沙滩滚了十几年的场长，就坐在驾驶楼里。他那又黑又瘦的脸，秃得发亮的脑门，被烟草熏得焦黄的牙齿，刺人的小眼睛，都使我们这些新兵瞧不起他。还有他的那半截因年代久远变得又黑又亮的牛皮腰带，总是吊儿郎当地垂在两腿之间。我的场长，难道你就不能把那半截腰带塞进裤鼻里去吗？
正当我胡思乱想着的时候，卡车突然发出一阵“嘎嘎吱吱”的怪响——急刹车。巨大的惯性使我们这些没有乘车经验的新兵蛋子像一堆核桃般朝前滚去，挤成了一堆。司机老葛从驾驶楼里探出头来，张开那张被汽车摇把崩掉了一颗门牙的嘴，骂道：“妈的！找死吗？！”
车头前两米处，站着一个头发蓬松满脸灰土的女人，她背上驮着个约有五六岁的女孩儿。女孩儿的脑袋无力地搁在女人的肩上，两只大眼惊恐地盯着老葛那豁牙嘴。
坐在我的被包上一直闭目养神的老兵刘甲台睁开眼，低声告诉我说：“疯子，黑沙滩的疯子。”
“解放军，行行好，捎俺娘儿俩一截路吧……”
“不行，快让开！”老葛怒冲冲地说。
场长瞪了老葛一眼，跳下了驾驶楼，和颜悦色地说：“大嫂，上车吧。”
司机老葛不高兴地说：“到后边去，快点。”
“让她坐在驾驶楼里。”场长把女人和女孩儿让进驾驶楼，女人连声道谢。场长推上车门，自己踏着车帮，爬到车厢里。
卡车像一匹发疯的牛犊，颠颠簸簸地向前冲去。场长坐在一个被包上，掏出一盒九分钱的“葵花”烟。我偷眼看着这个老头儿，看着他那捏着烟卷的树根般粗糙的手指。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车辆的震动，我看到了那只手在微微地哆嗦。
大概豁牙司机的心火平息了吧，车子又终于平稳地前进了。路边张牙舞爪的刺槐树一排排向后倒去。车轮沙沙地摩擦着地面，发动机欢快地鸣叫着，排气阀有节奏地哧哧排着气。老兵刘甲台闭着眼，脑袋摇晃着，仿佛呓语般地唱起一支调子耳熟、词儿陌生的歌子。他自称“老兵”，实际上只比我们早入伍一年，一副浪荡样子。歌声像泥鳅般地从他嘴里滑出来：
黑沙滩云满天
黑沙滩的大兵好心酸
黑沙滩的孩子没裤子穿
黑沙滩的姑娘往兵营里钻
黑沙滩啊……
黑沙滩……
这阴阳怪气的歌子使我们这些新兵都大睁开眼睛，惊愕地瞅着刘甲台那一开一合的嘴。连我这个只要有了馒头白菜就不管天塌地陷的目光短浅者，心里也泛起一阵凉气，汗毛都倒竖起来。难道我们要去的黑沙滩就是这样一个鬼地方吗？
“刘甲台，你胡唱些什么？！”场长发怒地吼了一声。
“场长，难道这不是真的吗？”刘甲台睁开眼，爱理不理地说。
“你敢扰乱军心，我崩了你！”
“场长，安稳地坐着吧，您。纸里包不住火，黑沙滩是个什么样，这些小兄弟们一到便知。”
“闭住你那张臭嘴，闭住，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场长嗓子喑哑，眼睛发红。然而，他的头却无力地垂下了，一直垂到了他支起的膝盖上。
刘甲台不唱了，却把适才那曲调用口哨吹了起来。他的口哨吹得相当出色，悠扬、圆滑、清脆、明快。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那曲调，适才他唱出的那些词，却像冰凉的雨点砸在沙地上一样，有力地撞击着我的心。
刘甲台把我们折磨够了，黑沙滩也快要到了。大海就在面前，从海上连续不断地刮来冰凉潮湿的风，使这早春天气竟然砭人肌肤。我远远地望见了几排暗红色的瓦房，望见了离开瓦房一箭之地，有几十排低矮的草屋。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村庄的影子，只有那一片狭长的沙滩，沿着大海的边缘无尽地延伸开去。
“为什么要叫黑沙滩呢？我只见过金黄色的沙滩、暗红色的沙滩，夸张点说，还有苍白的沙滩，却没见过黑沙滩。”我的妻子这样问我。
是的，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见过一片黑色沙滩。黑沙滩的沙滩其实是一种成熟的麦粒般的颜色，在每天的不同时刻，它还会使人发生视觉上的变化。在清晨丽日下，它呈现出一种温暖的玫瑰红；正午的阳光下，它发出耀眼的银光；傍晚的夕阳又使它蒙上一层紫罗兰般的色泽。总之，它不是黑色的，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它也闪烁着隐隐约约的银灰色光芒。
我曾带着我妻子般的疑问，问过我们农场的“百科全书”老兵刘甲台，他不屑一顾地说：“新兵蛋子，真是个新兵蛋子！沙滩是暗红、金黄、紫红、玫瑰红，就不能叫黑沙滩了吗？黑的难道不能说成白的，白的难道不能说成绿的、红的、杂色的、乌七八糟色的吗？你呀，别管这么多，既然大家都叫它黑沙滩，你也只管叫它黑沙滩拉倒。”刘甲台这一番哲学家般的高明解释使我这个新兵蛋子确如醍醐灌顶一般大彻大悟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产生过为黑沙滩正名的念头。
我们黑沙滩农场理所当然地坐落在黑沙滩上，紧傍着农场的是一个虽然紧靠大海却经营农业的小小村庄，村名也叫黑沙滩。听说黑沙滩现在已经成了相当富庶的地方，可是在我当兵的那些年头里，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黑沙滩的老百姓说，部队里有的是钱。这话不错。我们每年都用十轮大卡车跑几百公里拉来大量的大粪干子、氨水、化肥，来改造这片贫瘠的沙原。我们不惜用巨大的工本在沙滩上打了一眼又一眼深井。尽管我们种出来的小麦每斤成本费高达五角五分，但我们在沙滩上种出了麦子，政治上的意义是千金也难买到的。我们场长是黑沙滩农场的奠基人。他后来因故被罚劳改，和我一起看水道浇麦田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是用创办农场的钱在黑沙滩搞一个海水养殖场，那黑沙滩很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繁华的小城镇了。
那时候，正在黑沙滩农场接受考验的是后来成了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的王隆——最近听说他很有可能成为要塞区最年轻的副政委哩！啊，这属于哪种人呢？当时，他是农场的指导员。我的这位首长是工农兵大学生。白白净净的面皮，那年头，他好像也不敢使用保护皮肤的液体或脂膏，漂亮的脸上也裂着一张张皴皮。
一九七六年春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我至今仍难以忘记王隆指导员那长篇的、一环扣一环的理论辅导课，也永远忘不了他那间小屋里彻夜不熄的灯光。我曾经进过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摆在桌子上的、床头上的那些打开的、未打开的、夹着红蓝铅笔的、烫着金字的经典著作，令我这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孩子目瞪口呆。天生不怕官的老兵刘甲台曾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一定不要碰到指导员的肚子，他肚子里全是马列主义词句，一碰就会呕出来。这些话，郝青林曾向指导员汇报过，指导员一笑置之，也没给刘甲台难堪。
我遵循着堂哥传授给我的宝贵经验，开始了兵的生涯。一连两个月，我每天早起打扫厕所，话不多说，干活最多。但是当黑沙滩农场团支部从新兵中发展第一批团员时，我竟然“榜上无名”，我的同乡郝青林却“名列前茅”。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把郝青林与自己进行了仔细的对比。论出身，我家三代贫农，根红苗正，而郝青林的爷爷当过国民党乡政权的管账先生。论模样，郝青林尖嘴猴腮，演特务不用化装，而我端正得像根树桩。我打扫厕所、帮厨、下地劳动每次都流大汗，连场长都拍着我的肩膀夸奖：“好，牛犊子！”郝青林呢？懒得要命，干活时总戴着那副用荧光增白剂染得雪白的手套。可是郝青林竟先我而入团？他不就是会从报纸上抄文章吗？他不就是会在黑板上写几行粉笔字吗？就凭这个吗？妈的。
我躺在床上“烙饼”，床板咯咯吱吱地响。躺在下铺的老兵刘甲台不高兴地说：“新兵蛋子，怎么啦？想媳妇了吧？”
“不是，老刘，不是……”
“唉，你呀。”刘甲台坐起来，悄悄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想啥。我教给你两种办法：一是跟我学，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什么团员方员，请我入我也不入；二是跟郝青林学，大批判积极发言，不管对不对，不管懂不懂，只管瞎说，这样，我保你三个月入团，一年之后入党。”
“我，不会……”
“你太笨，太傻。譬如，前几天指导员让你歌颂农村大好形势，你怎么说的？你竟说，‘俺爹说，现如今还不如单干那时好，那时能吃上玉米面饼子萝卜菜，现在天天吃烂地瓜干子。’”
“这是真的呀。”
“谁不知道这是真的，你以为指导员不知道这是真的？他爹也在家里吃烂地瓜干子呢。你要闭着眼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样，一切都是小意思。”
啊，我的天！老兵刘甲台又给我上了一课，这一课与“黑沙滩”问题一脉相承，可是更深刻，更使我心惊肉跳。我堂哥的宝贵经验过时了，我爹娘从小教给我的做人准则不灵了。刘甲台还警告我：“要是你还是这样傻，两年就会让你复员。你跟我不能比，我是城市入伍的，巴不得早点回去找个工作。你呀，学聪明点吧……”
是的，我一定要尽快聪明起来，为了这白面馒头，为了这大白菜炖猪肉，为了争取跟地瓜干子“离婚”……
每逢节日，我的眼睛就要发亮，胃囊就出奇地大。这是在黑沙滩养成的坏毛病。黑沙滩农场每逢节日，都要杀猪宰羊，搞上十几个菜。这种饕餮般的进食后来使我受到了双重的惩罚：一是得了胃病，二是受到了我的当护士的妻子的严格控制和冷嘲热讽。她多次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虽然也是所谓的“作家”，可见了好吃的，眼珠都不转了，恨不得把盘子都吞下去。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满桌鱼肉，并能以堂堂正正的身份端坐桌旁饱吃一顿，这机会是黑沙滩农场赐给我的，不过那次我的胃口并不好。这个日期——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就像我一生的一个重要纪念日一样令我终身难忘。那些日子里，老兵刘甲台给我开了窍，我再也不早起打扫厕所了，干活也不甩掉棉衣满身冒汗了。我向兼任团支部书记的指导员递交了第二份入团申请书。这份申请书写了九页半纸，其中有九页是从报纸上抄来的。我积极要求参加农场理论小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虽然我这个半文盲狗屁不通，但还是被理论组接纳为组员。此时，郝青林已经成了理论组的“首席组员”，不时发表一些吓人的高论。刘甲台暗中表扬我：“小子，有门了，不出三个月，入不了团我买烟请客。”由于进步有望，心情愉快，再加上从下午两点钟起，食堂里就飘出一阵阵扑鼻的香气，我的身体就像躺在温热的细沙里一样舒服。炊事班长让我到大门外的菜地里去挖大葱，我嘴里哼着小曲，乐颠颠地去了。一出大门，我看到黑沙滩村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在营房周围转来转去；我看到白色的浪花一层层涌上沙滩。我看到沙滩上那一片马尾松林，松林外边的麦田里，麦子已经打苞孕穗；一顿丰盛的晚餐竟使一个五尺高的男子汉轻飘飘起来。
“至于吗？”妻子问我。
“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因为我不会骗你。如果我会魔法，把你放到那个年代里去生活十年，不，一个月，你会连我都不如。”我对妻子说。她不以为然地把灵巧的鼻子皱了皱。
下午四点钟，饭菜上桌，众人就座。我早已是饥肠辘辘、跃跃欲试了——从早饭起我就留着肚子。好不容易等到指导员的祝酒辞结束，我迫不及待地咂了一口马尿味似的啤酒，抄起筷子就下了家伙。
“慢着点吃！”场长突然低沉而威严地说。我的手一哆嗦，夹起来的肉丸子又掉进盘里。
“大家看看窗外，看看……那些眼睛……”场长对着玻璃窗指了指。
那是十六只眼睛。十六只黑沙滩村饥肠辘辘的孩子们的眼睛。这些眼睛有的漆黑发亮，有的黯淡无光，有的白眼球像鸭蛋青，有的黑眼球如海水蓝。他们在眼巴巴地盯着我们的餐桌，盯着桌子上的鱼肉。最使我动情的是那两只又大又黑、连长长的睫毛都映了出来的眼睛。疯女人就有这样两只眼睛，这是疯女人的女儿。在这种像刀子一样戳人心窝的目光下，无论什么样的珍馐美味，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干杯？干个！老百姓都填不饱肚子，这些孩子像饿猫一样盯着我们，这满桌的酒肉……”场长的黑脸痛苦地抽搐着，他沙哑着嗓子喊道：“刘甲台、梁全，去把这些孩子请进来，让他们坐首席！”
“场长，这不太妥当吧？”指导员委婉地说。
“闭着眼吃才是最大的不妥当！”场长说。
这时，我大吃一顿的欲望没有了，心窝里像塞进了一把烂海草，乱糟糟的难受。这些孩子的眼睛使我想起了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妹妹。我和刘甲台跑到窗外，孩子们一哄而散，只有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被吓傻了，站在窗外，呆呆地望着我和刘甲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姑娘。她瘦得像棵豆芽菜，见到她就让人的心像被尖利的爪子挠着似的疼痛。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两只孩子的眼睛，像一泓被乌云遮盖着的忧伤而纯洁的湖水。她定定地望着我们，不说话。我不敢再看她。我生怕自己哭出来。我弯下腰，把她抱起来。她不哭也不闹，脑袋软绵绵地伏在我肩上，然后，脏脏的小手向着房子一指，说：“饿……我饿……”我喉咙里像堵上了一团棉花，哽哽咽咽地说：“小妹妹……我抱你去吃……”
刘甲台脸色铁青地注视着那沿着大海蜿蜒曲折的沙滩，西斜的阳光照得沙滩呈现出浓重的紫红色。黑沙滩村头上的高音喇叭里又响起了口号式的歌曲。他一脚把一棵白菜疙瘩踢出去十几米远，径直走回宿舍。当天下午，他两眼大睁着躺在床上，连一口水也没喝。
小姑娘像饥饿的小野兽一样咻咻地喘着气，很快吃掉了够现今同年龄独生子女吃两天的食物。之后眼睛还贪婪地盯着菜盘，鲜红的舌尖舔着嘴唇。农场的卫生员对场长说：“不能再给她吃了，否则要撑坏的。”
“是的，不能再给她吃了，饿坏了的人如果摄入过量的食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甚至死亡！你们这些傻大兵，简直是荒唐透顶！”我的护士学校毕业的妻子又开始训斥我了。
要是现在谁把我们的独生女儿抱去给她塞一肚子大鱼大肉，我妻子是会跟他拼命的。但小女孩的母亲、那个疯女人，却给我们下了跪。她从村子里凄厉地喊叫着向营房跑来。她听到跑回去的孩子说，她的女儿被解放军抓走了。她呼唤着“秀秀！秀秀！我的秀秀！”冲进了我们的营院，闯进了我们的宴席。女人怔住了，双眼睁得圆圆的，她的嘴唇翕动着，看着正抱着她的女儿的场长，扑通跪倒在地：“解放军，行行好，把孩子还俺吧，孩子不懂事，是个傻瓜，像她爹一样，像她爹一样，是个傻瓜……”她的神经似乎的确有毛病，那双眼里闪动着惊恐绝望的光使人感到脊梁阵阵发凉。
场长悄悄地从兜里掏出一卷票子——那是他刚领到的工资——塞进小女孩儿的口袋，把女孩儿递给女人。
“谢谢亲人解放军……谢谢亲人解放军……俺孩子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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