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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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何种曲目，哪个演奏版本心中无数。这位朋友就请建英帮忙选购。这对我们不啻于发现一
座金矿。建英提出帮忙的条件是买了新唱片，我们先录一道。用他的话说，叫“先开槽”。
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转录了许多第一流的演奏。我给先生复制了一些精选的曲目和演奏。有时
就把建英复制好了的磁带直接送先生复制。每次拿了磁带去，先生总要立刻复制，又不肯使
用快速复制程序，说会破坏音质。所以送两盒90分钟的磁带，就会在先生家盘桓几小时，
边听边聊，听先生谈天说地，真是快乐。一次建英告我他手里有一版极好的《福斯塔夫》，
是卡拉扬指挥，G　obbi和　Schwazkof领衔演出。我知先生喜欢这个戏，便告先生我们的“虏
获”，先生说他也要一份。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耽搁，我一直没空去北大，先生竟来电话催
问，想听这个版本的急切心情像个年轻人。先生似乎已经成了我们发烧友队伍中的一员。建
英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我便请他上学时给先生送带子去。建英去先生家送了带子，还和
先生聊了许久，回来告我周先生真有意思，说无标题音乐总听不大亲切，喜欢听歌剧，因为
有词，听得明白。我们喜爱先生的天真谦逊。建英说当然不是先生听不懂，是先生自谦啊。
其实先生爱音乐是有所本的。一次和先生聊起音乐在希腊的地位，先生说苏格拉底都梦想当
音乐家呢。先生是在讲《裴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他多次梦见自己应当去从事音乐活动，制
作和演奏音乐。甚至当他以为他所从事的哲学就是最伟大的音乐时，又被那些梦所困扰，最
后竟认定自己应该去从事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他甚至用竖琴与和声的关系来讨论灵魂不朽的
问题。在先生看来，哲学和音乐在其根本处是相通的，一个读哲学的人是不能不听音乐的。
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先生那里，见书桌正面也摆上了架子，放满了录制的磁带，大约有两
三百盒。除了我和建英为他录制的，他自己也搜集了不少音响资料。先生最感兴趣的仍是歌
剧，尤其是以莎翁戏剧为底本的歌剧，逢此必收，版本颇全。威尔弟谱写的《奥赛罗》、


《福斯塔夫》、《马克白斯》都有二、三个版本。但直到我把玛丽亚？卡拉斯演唱的《奥赛
罗》、《马克白斯》送到先生手上，他才真满足了。当时我甚至对先生说，能唱出莎翁悲剧
感的惟卡拉斯一人而已。先生将信将疑。我手里有一版EMI公司出品的卡拉斯演唱威尔弟悲
剧唱段全集，建英对此评价极高，我便为先生翻制了一套。先生听后感叹说，卡拉斯就是当
代的塔尔玛啊！在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中，先生最爱《暴风雨》。在先生的文章《莎士比亚的
人格》中，先生极推崇普罗斯彼罗深厚的宽容精神。以为自此，莎翁的人生哲学原理、行为
的最高规范便是“直接诉诸于人”。但对贝多芬受此剧影响谱写的d小调钢琴奏鸣曲
（op31N°2）却觉听不出门道。先生自己分析说，许是对《暴风雨》一剧读得太熟，心里装
了太多的定见，不自觉地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找，反而迷茫了。我便谈了自己的感想以就教于
先生，说贝多芬在作品中表达的是他读《暴风雨》的感受和思考，用音乐这种极具体又极抽
象的形势表现出来，不太可能有具体的对应，例如哪个乐句表现了沉船，哪个乐句表现了爱
情、复仇、宽恕。先生回应说听音乐也要心无定见，才好体会。其实，贝多芬在一八O二年
写下的《海利根镇遗书》中已经提到，他盼望在他死后，能与世界宽恕和解，与此同时，他
创作了被称作《暴风雨》的d小调奏鸣曲。他对申得勒说，要理解这部作品，“去读莎士比
亚的《暴风雨》吧”。这绝不是巧合，先生从《暴风雨》中读出的“出自深心之中的诚恳之
念”——宽恕和解之道，必敲击过贝多芬的心弦。在先生看来，莎翁在他的《暴风雨》中
告诫我们“凡是一个人，都与我们同样，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有醒悟，我们都有义务来回
报自己的充分宽容……。他已从对自然的幻想与对人的过分要求转变为对人类缺点的哀
怜”。我以为这正是贝多芬在d小调奏鸣曲中所要宣示给人们的。先生自然是懂贝多芬的。
智慧与仁慈的心灵在彼此呼应着。
一次和先生谈歌剧，先生说威尔弟谱写的莎士比亚最能得其精髓，因为他也是个农民，
是从乡下进城的，他从龙科莱村去米兰，莎士比亚从斯特拉特福去伦敦。起初我不太明白先
生的意思，后来反复读先生论莎翁，才明白为何卡莱尔会说“我们宁肯交出一百万个我们国
家培养的英国人，也不愿意交出这个斯特拉特福的农民”。先生以为莎翁的人格来源“第一
他是平民，因此能对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都体验过，都了解。第二，他是真实的平民，故不为
世俗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所欺所蔽。虽为女王嘉许，虽结识贵族甚多，但毫不受其影响，能够
独自超越。第三，他是自得的平民，故虽受苦，但不绝望，不激愤，依然冷静”。先生拈
出“平民性”来标定莎翁的人格基础，因为先生一贯以为平民性是普遍人性的基础，正是在
这一点上，先生认定威尔弟和莎士比亚在人性上是相通的。事实上，威尔弟这个龙科莱村的
农民，这个常独坐农舍、眺望荒野的天才，心中最尊崇莎士比亚，称莎翁为他的“教皇”。
他不仅为莎翁戏剧谱写了《奥赛罗》、《马克白斯》、《福斯塔夫》，心中还酝酿着《哈姆
雷特》、《暴风雨》、《李尔王》……。他的《利哥莱托》实际上是对未能谱写《李尔王》
的一个伟大的补偿。
先生爱莎士比亚，把他当作知心朋友，甚而“总觉他是一位亲人，一个慈母，他不像父
亲那般责我们的过失，却像母亲一样为我们的缺点原谅，还要亲切地问一声‘你这样怕过得


不舒服罢’”。在先生面临人生低谷，想高蹈海外时，莎翁的人格抚慰了先生苦闷的心灵。
先生看这个人格平易、深厚、丰饶，如同四季时序的幻化多姿。春时“在他的人格的召应
下，又如人在树荫下，一望四野碧绿的田畴，你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梦幻，产生自然爱，充满
人间生活的喜悦，配以热情，加以幽默，如此整个宇宙都象在欢迎你”。“夏日，天空清
朗，偶见薄薄浮云，远远传来断续的蛙鸣，不禁使我们心弦颤动。夜间明月下，再来一线萤
火奔流，我们便不免梦幻人生”。“秋天来了，就象我们出了峡口，任我们的生命如何奔放
的人，到此也要稳打浆，慢慢摇了”。“冬天的雪，风一来，人类的什么情感、欲望都显得
收缩了。生活没有昔日的活跃，差不多凝固起来，真象一个冰房”。与四时交替相伴，各色
人物粉墨登场，在世界大舞台上各逞其能。初春的凡伦丁、盛夏的福斯塔夫、霜秋的哈姆雷
特。最后，在冬日的宁静中，斐迪南向米兰达唱出了热烈而凄婉的尾歌“只要在这牢房中能
见到这女郎，地球的每个角落让自由的人去受用吧。这囚室已让我觉得很宽广”。
在先生看来，莎翁对笔下的众生，只让其上台亮相，谢幕下场，任其喜怒哀乐，生死浮
沉，却不做道德评判。但是他从人性的深度去了解人，剖析人，却是一无形的“最深刻的道
德批评”。先生治伦理学，是把莎翁笔下的人物性格、道德行为、善恶分野当作了研究标
本。如歌德所言：“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
写的竭尽无余了”。先生则认为“随着莎士比亚当学生走了一生。及到书本一丢，我们该
说，我们了解了人”。记得我受教于先生之初，先生就教我读莎士比亚。先生要循着莎翁笔
下的人物的踪迹，直探人性幽深的秘府。后来先生授我他的《自述》，先生说：“这时候，
我在学哭，也在学笑。但哭笑都学得不好。我羡慕莎士比亚对福斯塔夫的笑，羡慕达文西所
画《莫拉？里萨》的超善恶的笑。同时也向往托尔斯泰听完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和
读完法国波埃西的《自愿奴役论》后的哭。但我要学他的，怎么也学不到。不过我仍要哭
笑”。这是先生剖心析骨之言啊！

十

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气候忽阴忽晴，盖因国朝始终上不了宪政国家的轨道。那些控制
思想言论的老伎俩总不停地摆弄出来吓人。当局对知识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有着与生俱
来的恐惧和憎恨，这是列宁式党国制度的遗传基因，不到这个机体灭亡是不会消失的。
八三年十月，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思想理论界对当局
的政治动向极为敏感，一闻风吹草动，立刻寻找此次谁是挨整对象，或扑过去咬几口，或避
之唯恐不及。没想到这次锋芒所向竟是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异化”，“异化”的
背后是人道主义。而挨批的对象竟然是前“文化沙皇”周扬。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竟对他的
老哥们儿痛下杀手，说精神污染是个现实政治问题，周扬关于异化问题的观点可以成为持不
同政见者的政治纲领。周扬文革前害人无算，文革中坐了八年大狱，有点良心发现，想讲点
人道，又不敢真讲普世人道，所以找到老祖宗年青时用过的词来说事儿。本来就是跪着造


反，没想到当家的还不许。天良未泯的周扬一怒之下再不说话，生生气成脑软化去世。看来
要想在这块地盘儿上混，脑软化就是心软化的代价。
八四年春节，我去给先生拜年，闲聊中说起理论界的动态。先生对人道主义理论的前景
极关注。问社科院是不是要组织批判人道主义，他有点担心文革余孽卷土重来。临走时，先
生给我一本书《马克思与人》，我说这可是当红的题目。先生说里面的文章是他前几年写
的，也谈到异化问题。回家后翻看，才读到先生写于一九八二年的《论人和人的解放》。读
先生此文，感觉有点怪，他肯定通过异化问题研究人道主义、人性论是个“令人发生兴趣的
学术趋向”，这是因为“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现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后，有人据此认为人性异化的问题，即要求人的复归或人性的复归就是人性化。人
性论比阶级论更根本”。先生以为从阶级论回到人性论，最终还是要追求个人的尊严、自
由、幸福。对此先生并无异议。但先生又认为，人性的复归是“指一切有劳动力的劳动者
（或生产者）的本来状态要复归。这是一种阶级论或阶级解放论的理论形式，最终是劳动人
民的阶级解放”。据此，先生说“就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论，只怕阶级论有时就比人性论
更重要”。对先生的这个结论，我有不同的看法。在马克思的《手稿》中，阶级的解放是一
切人的解放的手段。马克思是从普遍人性出发，经由阶级消亡而达于普遍人性的实现。在理
论上，马克思《手稿》中的论述是自洽的。阶级论不过是人性论大议题中的一个论题，从而
人性论是更具根本性的命题。而当阶级论被夸大到绝对时，必然引发对人权和人性的肆意践
踏。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权力斗争的看家功夫。
我给先生打了电话，明确告诉先生我不同意他的结论，希望能有时间向先生面呈我的看
法。先生听后很高兴，说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觉得没想透。他只是担心普遍人性会淹没具体的
社会阶层的利益，法国大革命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用现在的话说，先生关注的是弱势群体
的利益。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先生在文章中也指明它的立足点在于“我们应该参加劳动
人民的队伍，为‘大老粗’、‘土包子’讲几句公道话”。很快，我就去先生家向先生陈述
了我的看法。先生仔细听了，说劳动人民在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利益时，普遍人性论就要让位
于阶级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论比人性论更重要。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是讲普遍人性
的，但大革命中看到的是各阶级代表在争自己的的利益。我说那也要对结论严格限制。先生
说他在文章中讲到法国大革命的史实也可算是一种限制。我强调阶级论的危险性，先生说他
知道阶级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常被用作清除异己的工具，但阶级论本身是来自历史事实，不
能忽略。我显然不能完全说服先生，便举出周扬的遭遇为例，以证明人性论如何成为阶级论
的殉葬品。先生听后无语，长叹一声说，现在形势不好，连周扬都自身难保。六十年代先生
曾为了伦理学科的设置问题和周见过面，那时他颐指气使，神气得很。文革中他吃了大苦
头，看来是有所觉悟，想从阶级论返回人性论了。见先生谈及此，我便不再争辩。
八五年前后，先生曾要我读《尼克马可伦理学》。先生多次讲，读哲学一定要考虑伦理
学问题，道德哲学是极要紧的。我以往读亚里士多德多注重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先生
认为是极大的缺失。其实先生很早就提醒过我，说《尼克马可伦理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


书。后世治伦理学的人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在这书中都有论述。但我读研究生时忙于法兰克
福学派的思想梳理，竟一直未得空读亚里士多德，毕业之后才重回古典。读《尼克马可伦理
学》我用的是勒布古典本。不懂处问先生，他对该书极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问他问题，
总是随口解答，还常常告我某卷某节也谈到相关问题，可参阅。我在所里资料室查到先生论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长文，细细读了，收益颇多。但向他谈及，他却说这文章受当时大气候
影响，谈阶级论过甚，叫我还是直接从原文领悟为好。
二OO七年初，去国十七年后回京看望先生，在炒豆胡同老宅整理残简，竟然翻出一页
与先生的对话记录，纸已发黄变脆，似乎一捏就碎，重读这几行文字，回想往昔与先生对
坐，听先生解惑的情景，啊，那醉人的、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这页残简中记着如下对话：


问：求善难道没有现世意义吗？
答：亚氏以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问：但又何谓幸福呢？它难道不是一种心理感觉吗？
答：幸福当然是一种心理感觉，但是一种有伦理意义的心理感觉。
问：既然是心理感觉，那就无统一标准，而善在伦理学中是有特指的，此两者如何交汇？
答：那就需要确定幸福的含义，幸福的层次，一，心理上的愉悦、快乐，二，崇高感，三，
美感。亚氏的层次，一，动物性、植物，是基础，二，理性独为人类的特性，无理性即无道
德。
问：柏拉图的范型伦理，善的范型难道不是普适的善的理想标准吗？不是暗含抽象于尘世的
诸种行为的普遍范型吗？……


问答中断以后，是我手记的几段话，大约是先生后来所述：“为一无道之邦‘自豪’是
为大恶，因为自豪必是德行。自豪之人必备完美德行。”“最高幸福不是道德状态，而是智
慧的工作。直觉是最高机能，所觉皆崇高事物，故此得之乐为真乐”我的记录太简略，有些
句子由何而来似应有上下文才好理解，但当时每次对话都令我茅塞顿开。
八四年，先生自全国伦理学学会中退了下来，少了些虚头八脑的名义，也避开了那
群“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我为先生高兴。先生这种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