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剑楼随笔-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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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未风·易兰珠·牛虻

约半月前，我收到一封署名“柳青”的读者的来信，他是某中学的学生，没有什么多余的钱买书，《七剑下天山》的单本，是在书店里看完的。他很热心，看完之后，写信来给我提了许多意见。

我很欢喜像他这样的读者。我读中学的时候，也常常到书店“揩油”，好多部名著都是这样站著看完的。他怕我笑他，其实，正正相反，我还把他引为同调呢！《七剑》第三集出版时，我一定会送一本给他的。

当然，我更感谢他的意见。他看出凌未风（《七剑》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是牛虻的化身，因此很担心，怕凌未风也会像牛虻一样，以英勇的牺牲而结束。他提出了许多理由，认为凌未风不应该死，并希望我预先告诉他凌未风的结局。

我很欢喜《牛虻》这本书，这本书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处女作，也是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写的是上一世纪意大利爱国志士的活动，刻划出了一个非常刚强的英雄像。

那时我正写完《草莽龙蛇传》，在计划著写第三部武侠小说，《牛虻》的“侠气”深深感动了我，一个思想突然涌现：为什么不写一部“中国的牛虻”呢？

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利用或模拟某一名著的情节和结构，在其他创作中是常有的事，号称“俄罗斯诗歌之父”的普希金，许多作品就是模拟拜伦和莎士比亚的，以中国的作家为例，曹禺的“雷雨”深受希腊悲剧的影响，那是尽人皆知的事；剧作家袁俊（即张骏祥）的“万世师表”中的主角林桐，更是模拟“GoodByeMr。Chips”（也是译作“万世师表”）中Chips的形像而写出来的，他的另一部剧作“山城的故事”，开首的情节，也和女作家迦茵·奥斯登的“傲慢与偏见”相类，同是写一个“王老五”到一个小地方后，怎样受少女们的包围的。

在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上，最应该注意的是：不能单纯的“移植”，中外的国情不同，社会生活和人物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利用它们的某些情节时，还是要经过自己的“创造”，否则就要变成“非驴非马”了。

在写《七剑下天山》时，我曾深深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我虽然利用了《牛虻》的某些情节，但在人物的创造和故事的发展上，却是和“牛虻”完全两样的。（凌未风会不会死，现在不能预告，可以预告的是，他的结局绝不会和“牛虻”相同。）

《牛虻》之所以能令人心弦激动，我想是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许多方面的“冲突”之故。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Brandes）说过一句名言：

“没有冲突，就没有悲剧。”我想这句话也可以引用到文学创作来。这“冲突”或者是政治信仰的冲突，或者是爱情与理想的冲突，而由于这些不能调和的冲突，就爆发了惊心动魄的悲剧。

在《牛虻》这本书中，牛虻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在政治上是和他对立的，这样就一方面包含了信仰的冲突，一方面又包含了伦理的冲突，另外牛虻和他的爱人琼玛之间，更包含著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有政治的误会，有爱情的妒忌，有吉普赛女郎的插入，有琼玛另一个追求者的失望等待等等。正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这么多“冲突”，因此这个悲剧就特别令人呼吸紧张。

可是若把“牛虻”的情节单纯“移植”过来却是不行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在西方国家，宗教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不但可以“分庭抗礼”，而且往往“教权”还处在“皇权”之上，因此“牛虻”之中的神父，才有那么大的权力。若放在中国，那却是不可能的事。在中国，宗教的权力是不能超越政治的权力的。

《七剑》是把牛虻分裂为二的，凌未风和易兰珠都是牛虻的影子，在凌未风的身上，表现了牛虻和琼玛的矛盾，在易兰珠身上则表现了牛虻和神父的冲突。不过在处理易兰珠和王妃的矛盾时，却又加插了多铎和王妃之间的悲剧，以及易兰珠对死去的父亲的热爱，使得情节更复杂化了。（在“牛虻”中，牛虻的母亲所占的份量很轻，对牛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杨云骢之对易兰珠则完全不同。）可是正为了“牛虻”在“七剑”中，望更多的读者，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

可是正为了《牛虻》在《七剑》中分裂为二，因此悲剧的冲突的力量就减弱了——这是《七剑》的一个缺点，另外，刘郁芳的形象也远不如琼玛的凸出。《牛虻》中的琼玛，是十九世纪意大利一个革命团体的灵魂，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在十七世纪（《七剑》的时代）的中国，这样的女子却是不可能出现。

武侠小说的新道路还在摸索中，《七剑》之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也只是一个新的尝试而已，更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不过，新东西的成长并不是容易的，正如一个小孩子，要经过“幼稚”的阶段，才能“成熟”。在这个摸索的阶段，特别需要别人的意见，正如小孩子之要人扶持一样；因此我希望更多的读者，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

　才华绝代纳兰词

纳兰容若的词，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是词苑里一枝夺目的奇葩，与他同时的和后世的词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之高，陈其年将他和南唐二主（李中主、李后主）相提并论，聂晋人称他的词是：“笔花四照，一字动移不得”；王国维先生更认为他的词不但是清代第一人，而且是宋代以后的第一人。这些评语，对纳兰容若来说，我想当不是过誉之词。

有一件非常奇怪、几乎令人不能理解的事情是：纳兰容若为什么会写出《饮水集》那样的词来？那些词一片悲恻情调，不是昔怀昔日便是感慨今朝，十首有九首都是痛苦的倾诉，怆凄的呻吟，如果不知道他的生平的人，一定以为他是穷愁潦倒的文人，谁知道他却是极尽人间富贵的相国公子呢！他二十一岁中进士，官至通议大夫，一等待卫，皇帝非常宠爱他，到各处巡视都带他同行，在封建时代，那可真是一种旷世的殊荣呢！

许多人将纳兰容若与李后主相比，可是李后主那些悲苦的词，都是在他被俘之后写的；在被俘之前，李后主的词却是充满了个人的欢乐。但纳兰容若一生没有受过什么波折，始终都是过着贵族公子的生活，为什么他的词也会那样悲苦呢？

据我看来，正是因为他出身贵族家庭，因此特别感觉到贵族生活的腐朽，他曾经有几句词道：“电急流光，天生薄命，有泪如潮。勉为欢谑，到底总无聊！”看来，他对那种“勉为欢谑”的生活，是感到无聊透顶的。

纳兰容若的父亲名叫纳兰明珠，官至太傅（相当于宰相），可说是位极人臣。但此人庸俗卑鄙，而且贪财，和纳兰容若那种清高绝俗的性格，正是极端相反。我想，也许又正是因此，使他在贵族的血管里流着“叛逆”的血液，他本质上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读书人，他父亲的所作所为，都令他听不惯，看不惯，可是在封建的压力下，他又不能公开地反抗父亲，因此精神上就感到郁闷，正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在封建压力下，不能求得精神的解脱，于是在词章上就化为悲苦之声。

纳兰容若的情感非常丰富，他说自己“不是人间富贵花”，而是天上的“痴情种”，这一点也很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相同。无怪有些“红学家”，甚至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即是纳兰容若的化身，大观园之事，即是纳兰相府之事，做起详细的“索引”来。这种说法，当然是几近附会，但两人的性格，却拥有共通之处。

纳兰容若自称是“痴情种”，事实也是如此，他在十八岁的时候有几句词道：“十八年来堕世间，吹花嚼蕊弄冰弦，多情情寄阿谁边？”那时他大约尚未结婚，在梦想一个能了解他的伴侣。后来他结婚了，真的碰到了一个知心的人，夫妻非常恩爱，可惜婚后不久，他的妻子短命死掉，他就更悲苦了。纳兰容若写过好儿首悼亡词，情感之真挚，允称千古绝唱《七剑》里曾引过一首，只从那首词中也可看出，他是如何的“痴情”了！

纳兰容若词中，常自称薄命，不料竟成“词谶”，他后来真的短命，只三十一岁就死了！

　翩翩浊世佳公子，富贵功名总等闲

——再谈纳兰容若的词

纳兰容若的词中，“愁”字用得最多，几乎十首中有七八首都有个“愁”字。可是他每一句中的愁字，都有一种新鲜的意境，随手拈几句来说，如：“是一般心事，两样愁情。”“几为愁多翻自笑。”“倚栏无绪不能愁。”“唱罢秋坟愁未歇。”“一种烟波各自愁。”“天将愁味酿多情。”“将愁不去，秋色行难住。”或写远方的怀念，或写幽冥的哀悼，或以景入情，或因愁寄意，都是各各不同，而且有新鲜的联想。

也许因为纳兰容若太善于言愁了，因此一般人对他有个误解，以为他是个消极颓废的词人。其实他的“愁”，正如前一篇所谈过的，乃是在封建压力下，精神苦闷的表现；而且除了“工愁善恨”之外，他也还有激昂悲愤的一面。用百剑堂主的词来说，就是还有“悲慷气，酷近燕幽”的一面！

纳兰容若曾救过一位犯罪被流放的朋友，这位朋友叫做吴兆腾（汉槎），也是个名士，因“科场案”受嫌，被“遗戍”关外的宁古塔，纳兰容若向父亲求情，结果将他赦回，（详见附录知今先生的“吴汉槎案的始末”。）纳兰将这件事情引为生平得意事之一，他有两句词道：“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所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纳兰容若为朋友的得救而感到欢喜，但也为朋友的遭遇而感到悲愤。他营救成功之后，寄一首词给他的另一位朋友顾梁汾报信，并抒写他心中的愤怒道：

“就更著浮名相累，仕宦何妨如断梗，只那将声影供群吠，天休问，且休矣！”这几句词把朝中的大官们骂得好惨！竟然将他们比为一群乱吠的狗呢！

纳兰容若喜爱交游，他的朋友都是当时的名士，可是他从不曾仗过自己的势力，替朋友谋官，他的朋友在官场中的也多不得意。例如他有一位朋友叫姜宸英的，才学很好，可是在官场中半世浮沉，始终浮不上去，最后还把官掉了。

他有一首词安慰他道：“失意每多如意少，终古几人称屈，须知道福因才折，独卧藜床看北斗，背高城玉笛吹成血！”在这几句词中，他为有才能的人抱屈，也对“自古以来”压制人才的那种情况表示了不满。在这首词里，他还有几句道：“丈夫未肯因人热，且乘闲，五湖料理，扁舟一叶！”那又是何等的高傲，他在表现朋友“不肯因人热”的“丈夫气概”中也表现了自己！

在君主政治的统治下，官僚们都是结党营私互相排斥的，纳兰容若最看不惯这种事情，因此在另一首送给顾梁汾的词里又道：“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蛾眉谣诼”这句典故出于屈原的离骚。屈原的离骚里有两句是“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为善淫。”“众女”就是指那些专门爱说人坏话的小人。纳兰容若认为对那些谣诼，可以冷笑置之！不必与小人争一日之长短。这几句词表现了他的旷达，也表现了他的清傲。

纳兰容若的出现，在中国词坛上是一个奇迹。他以相国公子的身份，却大胆的鄙弃了贵族的生活，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人们爱拿他与李后主相比，但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他已经比李后主更跨前一步了。

巴尔扎克热狂于做贵族，但他的作品却尖刻的讽刺了贵族。托尔斯泰是个伯爵，但却走到农民的群中。对于有良心的作家，腐朽的环境，绝对桎梏不了他们向上的心灵。

　纳兰容若的武艺

前些时候接到戈夔先生的来信，谈起纳兰容若的武艺问题，他认为“七剑下天山”中只著力写纳兰的词章，而不写他的武艺，是“美中不足”之处。戈夔先生读书很勤，他曾搜集了许多关于纳兰容若身世的材料，说明纳兰不仅是“一介书生”，而且怀有“过人的技业”。

不错，纳兰容若的确是懂得武艺的。满族在关外本来就是个游猎民族，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家庭，还很注意骑射，把这两样列为子弟必修的教育。纳兰容若天份很高，昆山徐乾学给他写的墓志铭说他“有文武才，数岁即善骑射。”照这样看来，他在文武两方面，都是一个神童呢！

纳兰容若在十七岁时，康熙就要他进宫做三等侍卫，后来直升至一等侍卫，康熙到什么地方巡视，都带他同行，足迹踏遍江南漠北。当然康熙对他的宠爱，主要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绝代才华，然而假如他不懂武艺的话，康熙也不会叫他做一等侍卫的。

但他这个侍卫却和一般侍卫不同，他在宫中的“任务”，主要是陪皇帝读书，而不是保卫皇帝。据我猜想，康熙皇帝可能是因为太宠爱他了，想要他时常在自己的身边，所以才授他以侍卫的官衔。正因为他的地位和一般侍卫不同，所以我在“七剑”中，只写他“贵公子”的身份，而不点出他“侍卫”的身份。

纳兰容若通晓武艺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把他写入小说之中，我却以为不必强调。因为在文学创作上，对人物的描写，要求的是写出他的特点，写出他最主要的一面。如果把次要的都写进去，有时反而会破坏人物形象的完整的。写小说有如画图画，假如你到沙田游玩，想画一幅风景画，你只可能把你认为最美的风景，写入画图。这里面就需要剪裁，有所取舍。

纳兰容若的词，那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王国维语），而他的武艺，却还不是顶儿尖儿的角色。就是说，他虽然懂得武艺，可是若把他武功上的成就与文学上的成就相比，那就只如小溪之比大海了！若在小说中把他写成文武全才的才子，恐怕会陷进一般小说的俗套。

其实在“七剑”中也可看出纳兰绝不是弱不禁风的书生的，他曾受桂仲明与冒浣莲推过一掌，要知道桂仲明的武功在“七剑”中是第一流的，他的气力很大（学过大力鹰爪神功），可是纳兰被他一推，只是退后几步，并没有跌倒！我想在这些微小的地方，表现他身上也有“功夫”，也就够了。

顺带谈一谈小说中的“历史人物”问题，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同，历史家要叙述“实在的事件”，如果某人没有做过某事，那就不能“生安白造”；可是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却不必每一点都吻合历史事实，小说的作者可以写“可能发生的事实”。举一个例子说，根据正史，康熙皇帝当然并没有杀死他的父亲，可是在小说里却可以这样写，因为以帝王阴毒的特性，他杀父亲并不稀奇。而且在历史上，帝王家族骨肉残杀的事实，那却真是数不胜数的。梁慧如先生有一篇“宫廷内的刀光剑影”，所写的就是这些帝王人家骨肉相残的事实，那可都是有根据，绝非生安白造的了。

当然在小说中也不能歪曲历史，若把秦桧写成忠臣，岳飞写成奸臣，那就应受责骂了。但在写秦桧之奸时，却可以根据想像，把他奸恶的脸谱，更鲜明的画出来，例如写他怎样和敌国勾结，怎样算计岳飞等。把历史通过艺术的安排，把历史人物刻划得更具体生动，这就是对涉及历史人物的创作的要求。

英国文学评论家L·Feuchtwanqes在论莎士比亚的剧作时说：“莎士比亚常常自由地把事实移前倒后，使他的主人公们年轻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