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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剑楼随笔-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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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版之快，也令人吃惊，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在报上发表至四十六续时，我买一本盗印本回来一对，已经印至四十三续。据说，他们是每天在报上剪下来付排的，校对极马虎，或者根本没有校对，到凑至三万多四万字，立刻印好装订，赶去应市。所以就算作者要和他“斗快”，也不可能。因为比较正派的作者都愿意自己的书印得像样一些，不愿出那种低劣的小册子的。
现在市面所见的翻版书，最普遍的是卖四毫一本，每本四十页的，另外还有卖八毫的“版本”和与正版书同价的版本。八毫一部的“版本”多数是“爬头本”，什么叫“爬头本”呢？拿金庸的《书剑》来说，“三育图书公司”出的正版本，每本约七万五千字，定价一元四角。出到第六集时，市面上突然发现一种“三有图书公司”出的《书剑》第七集，字数差不多，因为印的字是小字，排得又密，较正版却薄得多。这种“版本”一看就知是企图“鱼目混珠”的，因为它爬在正版本之头，所以称为“爬头本”。最吹胀金庸的是：盗印本第七集之末还另用较大的字体标着：请看第八集大结局。这等于声明，我又要动你的手了。
与正版书同价的，那是名符其实的“翻版书”了。这些翻版书又分两种，一种是将正版本制电版印行，字迹较淡，《书剑》有一种翻版本就是这种“电版本”；另外一种是排字的，《七剑》第二集已发现有一模一样的翻版书了。这种翻版书在本港大书局不能发售，多数是运到海外去骗读者。
谈了一些版本之后，再谈一些关于翻版的怪现象。
暹罗有一家书店，盗印了一部武侠小说（不是我们三人的），印了上册，销路大约不大好，有千多本卖不出去。那时正版本尚未出，盗印者就写一封信给已购得版权、正准备出正版书的出版社说：请你排印下册时，在第几页印起，即接着我这个版本的上册，这样我们可以合作，我拿上册来换你的下册，省得我再翻，你也可以少印。当然这个“建议”是被拒绝了。
据说翻版商也是有秘密“公会”的，谁想翻那本书，就跑去“登记”，“先到先得”，某部书已有人“登记”了，其他的人就不许翻，但后来这种“江湖道义”也破产了，大家抢着乱翻，因此每部畅销书都出现许多“版本”。
因为抢着乱翻，于是又发生过“黑吃黑”的事。举个例说：巴金的《家》《春》《秋》最初是由某翻版家“圈定”的，后来有人不顾“义气”抢翻，于是乎“斗平”，从定价一元直降至最低价四角！那么厚的一部书，只卖四角，即算是翻版书也要亏本的。为什么翻版家肯亏本呢？那便是以斗平来“斗累”，亦即资本主义那套“大鱼吃小鱼”，打倒了你我独捞的手法也。
有人或许会问，翻版商如此猖獗，权益受损害者（作者和出版社）为什么不“查究”呢？根据香港法规，翻版是触犯法例的，但要“现场破获”才能提出控诉（所谓“现场破获”，如正当他翻印时、装订时、排字时等等），而且即算破获了，一般来说，罚款也不会很多。据说某大书店的英文字典给人翻印，破获之后，只罚了四百元了事。那位翻版家转过身来又翻了，你吹得胀乎？
写至此，我想起外国翻版商的一件趣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小说，翻版本很多。有一次该书作者接到一位翻版家的来信，内附支票一张，信中说：“这是我从你这本书所获利益的千分之一，寄来给你，聊作补偿，敬希哂纳！”把作者气得要死！
其实，那位翻版商还算“好”的了，有一本《七剑》的翻版书，封底还印着“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八个大字呢！幸好我为人还“看得开”，要不然岂不给他弄得啼笑皆非！
从香港小说谈到阮郎的《格罗珊》
近年来香港的报刊都很注重小说，各种格式的小说，纷然杂陈，也颇有点“百花齐放”的光景，但真正有特色的小说却还很少。和许多作者谈起来，他们都有题材枯竭之感。用“香港话”来说，就是“扭不出新桥”了。我想，这和作者本身没有深入生活有关；另一方面，对于香港的地方特色，怎样去理解和表现的问题，似乎也没有好好解决，因此尽管有许多“香港风味”很浓的小说，却缺乏深度，直到今天，还没有一部比得上《虾球传》的作品。《虾球传》是一九四八年香港一家报纸的连载小说，作者是黄谷柳先生，距今已有八年了。八年来，香港的小说的水平，还停留在《虾球传》之下，我想这是值得作者们注意的事。
其实，即以香港可能发掘的题材来论，也还有创作上的“处女地”，例如表现华侨的思想生活的小说，这几年来，我就只见过一部半。香港和南洋关系密切，香港近三百万的人口中，也有许多是海外归侨，而且听出版界朋友说，香港小说的主要销场也是南洋，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多位华侨创作一些东西呢？
我所说的“一部半”，“一部”是秦牧著的《黄金海岸》，写的是美国华侨的故事，从华侨在香港被“卖猪仔”起，写到他们在美国所属的岛屿，怎样辛勤劳动而却不名一文，最后直到白发苍苍，才有几个“幸运儿”被华侨会所资助回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司徒美堂在谈华侨生活时就曾讲过这个故事。秦牧的小说最初在香港一家报纸连载，后来在香港和大陆都出了单行本。
另外所说的“半部”则是指最近在上海书局出版的《格罗珊》。为什么说是“半部”华侨小说呢？因为它的故事地点是在香港，但所写的却是在香港的南洋华侨，海外风光也非常浓郁。《黄金海岸》写的是侨工的故事，而《格罗珊》写的则是华侨子弟的爱情。论思想的深度，《黄金海岸》较高，但对于华侨青年，则《格罗珊》也许更为亲切。
《格罗珊》是马来话，即“娘惹装上的胸针”。有一部电影叫作《娘惹与岜岜》，这个“怪名词”香港读者恐怕弄不清楚。“娘惹”的“娘”字是照闽南音读为Nyo，连起来却读成Nonya，“岜”字读Ba音，“岜岜”的读音和“爸爸”完全一样。“岜岜”是南洋侨生的中国男子，“娘惹”则是侨生的中国妇女的统称。
《格罗珊》中的主角是一位华侨青年，名叫顾旋，在抗日战争时代，跟随家庭东逃西躲，最后藏匿在一个靠山面海的小村里。他的父亲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华侨，暗中资助抗日游击队。有一位“张伯伯”是游击队中的主要分子，给他们的家庭影响很大。顾旋在逃难中认识了一位小姑娘——贞娘，贞娘的一家也是“张伯伯”的朋友。两个小孩子在患难中建立了感情，到战争结束之后，两人已到谈婚论嫁的阶段了。
后来贞娘的父亲与顾旋的父亲因为意见上的分歧，举家迁到印尼去了，顾旋也来到了香港。在香港他另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小茵，小茵的文化程度比贞娘高，贞娘不懂中国字，连写信也是用马来文参杂英文。另外小茵懂得的东西也要比贞娘多得多，于是顾旋抛开了贞娘，和小茵恋上了，可是贞娘却痴痴地等着他。这个三角恋爱怎样解决呢？小说中有不落俗套的结局。在这里我卖个关子，不说下去了。
这部小说还深刻地描写了华侨的爱国心理，我想它是应该得到华侨欢迎的。
阮朗有好几部小说都改编成电影，中联公司新片，由吴楚帆等人主演的《血染黄金》就是他的作品；另外凤凰公司也在筹划拍他的另一部作品《华灯初上》。他的小说写得很流畅。我想，他若能够更深入生活的话，在创作上一定会有更高的成就。
精研中国学问的外国人
——谈各国汉学家在巴黎的会议
最近接到了一封从巴黎寄来的信，发信的人是我的老同学，大学毕业后就跑到法国去，转瞬便是六年。六年来我们一直没有通信，因此我接到他的信时，很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我还以为他是在巴黎看到我的武侠小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许多订有《大公报》），写信来骂我，因为我们在大学同学时，都是有志于做学术研究的工作的，谁知分道扬镳之后，他有机会继续深造，而我却竟写起武侠小说来呢！
拆开了信一看，他一句话也没提到我的小说，我这才放下了心。他谈的是各国“汉学家”到巴黎开会的事，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又因为这次会议所谈的，主要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我在大学时最感兴趣，曾经花过一些功夫研究过的，因此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想起了远在香港的老同学，待地写了这封信来报告所见所闻。
看到中国的学术在国际上这样受人注意，我也感到很兴奋，因此我就不客气地拿他信中的材料来写“随笔”了。
在接到他这封信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世界各国有这么多研究“汉学”的专家。我曾有过这样幼稚的想法：中国文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那些外国人学学中国话和一些浅近的白话文，想还容易，他们怎么读得懂深奥的中国古书呢？看了这封信后，我大吃一惊，那些外国的汉学专家所提出的论文，竟然有许多是属于中国旧学中颇为“冷僻”的东西，其中所涉及的古书，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还未必读得懂呢！
这次参加汉学会议的有十几个国家的专家，人数将近二百人，除了中英法美苏德等大国之外，瑞士、土耳其、奥地利、澳大利亚、缅甸等国也有人参加。香港也去了一个人，乃是在香港大学中文系教书的饶宗颐先生，据说也在会议上提出了论文，只是题目是什么，我的朋友却记不起了。
那些外国专家所提的论文很有意思，举一些例来说，如西德哥萨大学德朋教授报告的是《沧浪诗话》的研究，《沧浪诗话》是宋代文学评论家严羽所作，以“禅学”来比“诗境”，相当玄妙，对于“诗体”的罗列，尤为精密，在历代诗话中，算得是上乘之作。美国夏威夷大学艾克教授报告的是《禅宗的画》，德国莱比锡大学赖切奈夫教授报告的是《秦代劳役中使用刑徒》，澳大利亚康比拉·毕伦斯坦教授报告的是《汉代侯国制度》，这些题目就更专门了。另外还有西德梅因大学讲师孔达报告《中国山水画的分期》，也很引人注意。美国的“中国通”拉铁摩尔也有出席，但没有提出论文题目。
当然在会议中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北京来的四位学者。这四位学者是翦伯赞、夏鼐、周一良和张芝联，翦伯赞和夏鼐都是中国著名的老学者，各国的专家对他们特别尊敬。翦伯赞提出的论文题目是：从新发现的汉代史料谈汉代社会；夏鼐的论文题目是：最近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张芝联的好像是解放后中国新史学方面的成就，周一良的却是记不起来了。这四位中国学者的报告有一个特点，就是都谈到中国史学最新发展的情况，夏鼐先生还将大批考古学新发现的图片拿来展览，参观的人很多，对中国文化的悠厚博大，惊叹不已！
这次会议很受中国史学界近年讨论风气的影响。中国史学家近年讨论得最多的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这问题又分两方面，一是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最主要的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分界；一是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例如应该以“辛亥革命”作划时代的转捩点呢，还是以“五四运动”作转捩点呢？这些问题在这次会议也都有提出，据说争论得很为激烈，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沦。这些问题，对一般读者也许没有什么兴趣，在这里不多提了。
我的朋友还提到两件很有意思的事：一是年老的汉学家会讲中国话的较少，反而是年轻的汉学家几乎都会讲中国话，而且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到过中国；一是以前的汉学家都是偏于经院的研究，而现在的汉学家，尤其是年轻的汉学家却对现在的新中国发生了莫大的兴趣，他们都表示希望能到中国去。他们所研究的东西，也有许多是属于近代中国的范围的了，例如日本茶茶女子大学市古宙三教授的论文题目就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首脑部》的报告。大家都知道，“四川保路运动”乃是引起辛亥革命的契机。
还有一个应属于“花边新闻”的是：在巴黎发现有中国的甲骨文，想是法国人以前在中国收买去的。甲骨文是中国最古的文字，是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除了中国外，以前只知道日本收有最多，郭沫若先生对甲骨文的研究，大部分就是用日本的甲骨文材料。在巴黎发现有许多中国的甲骨文，这还是第一次，而且据说港大的饶宗颐先生，已对这些甲骨文作了研究，正在写一本《巴黎所见的甲骨录》呢。
一位记者的旧诗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就读过陈凡的诗，不过那不是旧诗，而是他用笔名周为写的新诗，印象并不深刻，读过也就忘了。说实在话，当时对“周为”的新诗和散文，我并不喜欢，文字是优美的，但却有太多的忧郁的情调。那时我还只是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那种苍茫的心境，我是无法理解的。后来我到了香港，和陈凡兄开始认识，知道了周为就是他的笔名，我曾坦率地谈过我的感觉，他说：“你所读过的周为的作品，都是在解放之前，最黯淡的年月写的，那只是一种苦难的记忆。”是的，在旧中国苦难的日子里，许多诗人都感到“寒冷”与“忧郁”，像何其芳就写过像《画梦录》那样伤感的散文诗，又怎能单单怪“周为”呢！
对“周为”的忧郁我是“谅解”了，但却还不知道陈凡兄会写旧诗。直到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悼费穆的两首诗，感情真挚，感慨遥深，才知道他在旧诗方面也有颇深的造诣。那两首诗都是七律，抄录一首如下：
识君郁郁小城春，才调风华世鲜伦。
交似忘年输十齿，心伤小别未兼旬。
苍茫肯信人间阔？寥落尤知故旧亲。
流水高山残谱在，钟期去后更谁珍！
费穆先生是一位极有才情的导演，他的电影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气息，叫《小城之春》是他所导演的一部片名。这部电影只有五个人物和一只小狗，然而经过费穆先生天才的导演手法，非但一点也不感到单调，而且整部电影就有如一个诗篇。“识君郁郁小城春”。所指的就是这部电影。
陈凡兄是位记者，对国民党旧官场知道得颇多，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特别愤懑和感慨，一九四四年湘桂疏散时，他有一首绝句道：
湘漓呜咽接黄河，长袖斜眉自舞歌；
后主风流传遍日，江南隙地己无多！
湘桂撤退在国民党河南大败之后，所以有“湘漓呜咽接黄河”之句；那时蒋介石正和陈立夫的侄女热恋，宋美龄因此一怒而去美国“医病”，这段“内幕新闻”，作为记者的陈凡是早就知道了的。“长袖斜眉自舞歌”，“后主风流传遍日”两句，所指的就是这一件事。
抗战后期陈凡兄在重庆干新闻工作，眼见国民党让日寇长驱直入，对着剩水残山，他又作了一首七律道：
云暗高城雨满楼，嘉陵东望泪盈眸。
近来不必窥明镜，此去应知渐白头。
儿女贫时如宿债，江山劫尽剩乡愁。
年年归梦随春水，都未因风到广州。
抗战胜利之后，解放之前，他在广州。一九四七年曾一度被捕下狱，他有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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