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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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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终于发展到晋景公希望的地步。郑悼公刚回到新郑，就派公子偃到晋国请求和谈。同年八月，晋景公派赵同与郑悼公在垂棘举行了会盟，郑国宣布脱离楚国的控制，臣服于晋国的领导。
正当晋景公在国际上逐步扭转颓势，再度与楚国取得战略平衡的时候，晋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586年夏天，梁山崩塌。
这里的梁山不是指山东的水泊梁山，而是陕西韩城的梁山。梁山本来是梁国境内的名山。梁国于公元前641年被秦国所灭，又于公元前617年被晋国夺去，成为晋国的领土，梁山因此成为了“晋望”，也就是晋国的名山。
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山崩不只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且与国家的气数兴衰密切相关。据记载，周幽王在位的时候，西周都城镐京所在的汉水、渭水、洛水一带同时发生地震，史称“三川皆震”。当时的史官伯阳父预测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因为这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被扰乱所致，阳气蛰伏不能上升，阴气压迫使之无法升腾，阴阳失调则河水枯竭，山崩地裂，乃是国家灭亡的先兆。果然，这一年三川断流，岐山崩坍。几年之后，犬戎作乱，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
梁山崩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景公的高度紧张，他派人到乡下去找正在休假的大夫伯宗，命他坐着传车（驿站专用车辆）到绛都来分析这件事。
对于伯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美差。自古以来，国君都爱听奉承话，如果是凤凰来仪之类的吉事自然好办，但是山崩地裂显然不是什么吉兆，他如果解释不好，轻则失宠于国君，从此回家务农；重则人头落地，老命不保。伯宗一边赶路，一边发愁，恰好遇到一辆载满货物的大车发生意外，把路堵住了，便摆出朝廷大官的架子，不耐烦地命令道：“赶快让你的车避开，好让传车通过！”
大车的车主回答：“传车就是为了快速前进，如果等我的车挪开，那时间可就长了，您还不如另辟蹊径呢！”
＇伯宗听了，心里“咯噔”一跳，于是下车问他是哪里人。车主回答说：“我是绛城人。”
＇绛城就是绛都。伯宗又问：“你既然从绛都来，有没有听说朝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
＇“有啊！梁山崩了，国君准备召伯宗去询问。”
＇“这样啊……”干巴黑瘦的伯宗捏着胡子，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山上的土松了，自然会崩呗！”那人大大咧咧地说，“国家将山川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遇到山崩，国君就不吃肉，少吃两个菜，不听音乐，不穿华丽的服装，坐朴素的车，住简陋的房屋，陈列祭祀的物品，派史官宣读祭文，仅此而已。就算找伯宗来问，也不外乎这些事吧？”
伯宗眼前一亮，是啊，何必把事情搞复杂呢？又问那个人的姓名，那个人拒不告知。
见到晋景公之后，伯宗一脸轻松，将那个人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对晋景公说，山崩地裂不过是自然现象，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如果国君实在不放心，那就请降低自己的待遇，低调行事，诚敬事神，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了。
读史至此，难免有所感触：古代的国君遇到自然灾害就很紧张，害怕是自己做错了事，使得上天降罪，因此要采取“不举”（也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不用太过丰盛，也不以音乐助兴）的手段来平息上天的震怒；后世的人们则没有这种敬畏之心，灾难过后，很少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将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推给老天，然后继续歌舞升平，努力装扮太平盛世。
就此打住。
同年冬天，因为郑国臣服于晋国，晋景公召集齐、宋、卫、郑、曹、邾、杞国君主在郑国的虫牢（地名）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与三年前楚国主导的蜀地会盟相比，虽然参加的国家不算多，但全部都是诸侯本人亲自到会，级别自然高很多。这也说明，晋楚争霸那么多年，中原各国对于晋国还是抱有同根同种的“类感情”，更愿意服从于晋国的领导；而楚国，自从楚庄王去世，无论在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有所削弱，国势从鼎盛时期开始平滑下降。
虫牢会盟举行得很成功，气氛相当热烈，在这次会盟即将结束的时候，各位诸侯还相约在近期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建立国际合作的具体事宜。
只有宋国新任国君宋共公扫了大家的兴，他委婉地提出，宋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下次会议他就不参加了。
宋共公是三年前上台的。公元前589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在右师华元的主持下，宋国为宋文公举行了堪称奢华的葬礼——用生石灰和木炭防潮，增加墓室内的车马仪仗和生活用品，首次使用活人殉葬，外椁采用“四阿重屋”的形式，内棺采用天子才使用的装饰。这种僭越天子礼仪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严肃批评，《左传》也认为华元在这件事上有失为臣之道：“臣下是为国君解决问题和消除迷惑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原则，不惜以死抗争。而华元在宋文公生前放纵他的不良行为，在宋文公死后又过分奢侈，是将君主置于邪恶之地，哪里有这样的臣子？”
顺便说一下，据《吕氏春秋》记载，宋国还没灭亡，宋文公的墓葬就遭盗墓贼光顾，被挖掘一空。其实古往今来，那些幻想着在地下仍然享受君威的国君或独裁者们，将大批人间珍宝带到墓室之中，哪个又不是为后世的鸡鸣狗盗之徒而准备的呢？
公元前586年秋天，宋国的公子围龟结束了在楚国的人质生涯，从郢都回到商丘。宋国向楚国派人质，是根据公元前594年楚庄王围攻宋国之后达成的协议，当时派出的是华元；但是两年之后，宋文公便派公子围龟取代了华元，而且一去就是十年。
华元对这件事深感内疚，在家里设宴为公子围龟接风洗尘。但是，在楚国生活过的公子围龟显然沾染了楚国人的狷狂之气，不但不领华元的情，而且向宋共公请愿，要带着自己的族兵，敲锣打鼓地呐喊着冲入华元家，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宋共公很是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得意地说：“练习进攻华氏！”宋共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公子围龟就胡闹，结果被抓起来杀了头。
虫牢会盟上，宋共公提出不参加下次会议，借口就是因为公子围龟这件事，国内不太稳定。但是这个借口很牵强，大伙儿都猜得到，宋共公这样做不过是想走中间路线，与晋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触动楚国那根敏感的神经。
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拉拢比公然对抗更严重。虫牢会盟的第二年，公元前585年三月，晋景公就派伯宗为主帅，夏阳说为副帅，带领晋、卫、郑三国联军，再加上部分戎族军队，入侵宋国。然而战争并不顺利，宋国人坚守不出，联军一筹莫展。时间一长，夏阳说心里就发毛了，他对伯宗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短期之内攻下商丘的可能性为零。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必定受到惩罚，不如多抓些俘虏回去，就算有罪也不是死罪。”
问题是，战争不胜利，俘虏从何而来呢？伯宗迷惑地看着夏阳说。夏阳说眨眨眼睛，神秘兮兮地说：“我发现卫国部队戒备不严，如果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绝对有把握击溃他们。”
伯宗愣了，打不赢敌人，就拿自己的盟军开刀，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
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
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
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
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
“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
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
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
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
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
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
【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
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
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
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
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
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
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
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
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
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
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
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
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
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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