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 作者:何事公-第2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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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道：“如果中山先生真的有志于投身教育、实业。困难并不是很多，也未必不能做出一番大成就！比如彦及你刚才所说的资金问题，其实就很好解决。袁项城为了安抚他，特地授予他‘全国铁路督办’的职衔，他完全可以用修铁路为名向袁项城要钱。也可以成立铁路公司向国内士绅募股，还可以拿路权向外国银行抵押借款。

“有了钱以后，再来兴办一些见效快、收益高、技术含量低的实业公司，接着以盈余扩大生产、兴办教育、发展民生等。三五年时间。便可以取得粲然可观的业绩；十年之后，必定能够富甲东南。只是中山先生和同盟会上下未必有那么好的毅力。能够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做上那么长时间。甚至他们都没有耐心在一旁等上三五个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领导层，大半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比如黄兴，在武昌起义之前谈论兵法滔滔不绝，被同侪认为是同盟会中第一武将；结果在汉阳保卫战中，被北洋军打得落花流水，差点爆出翔来。其他会员也大半是言语胜过行动、热血超过才能，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指望他们能踏踏实实办教育、兴实业，还不如相信母猪能上树！

在真实历史中，孙中山就曾以修铁路为名向袁世凯索要了不少钱，结果铁路没建一公里，那些公帑也不知所踪。

孙元起又说道：“相对于投资实业，兴办教育更需要魄力。毕竟实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年投资或许明年就能获利。而教育呢？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可能有些夸张，但十来年时间总是需要的。像兴办中小学基础教育，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获利，还要不断往里倒贴钱。可是谁也无法否认教育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国家民族！”

在亚洲，几个典范的西式民主国家如菲律宾、印度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萎靡，而不少强权统治的东方式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等却都迅速富强起来，无数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因素加以分析，试图找到产生差距的根本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略，那就是经济发展前期的快速提高国民文化水平。

正如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可能更为中国人所熟知）所说：“我国（指日本）人民与美国人、欧洲人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有没有受过教育。”所以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倡导全民教育，在几十年间就创造出一个没有文盲的社会。日本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成为资本主义强国。

随后的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中国大陆也都遵循这一范式，在经济腾飞之前大范围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为后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相比之下，菲律宾、印度等国义务教育质量和水平都非常低下，很多贫穷的少年儿童得不到正规的教育，无法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只能一代又一代沦落在佣人、贱民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就可想而知。

“尽管兴办教育影响深远功德无量，但花费巨大、回报甚微，而且取得什么成绩也会归功到我这个教育总长名下，显然中山先生和同盟会不愿意干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活计。于是他们便用‘启蒙’来取代‘教育’。”孙元起随即又解释道：“这里所说的‘启蒙’，可不是咱们中国传统教育幼儿、传授基础入门知识的启蒙，而是西方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启蒙’。启蒙与教育相比，教育的实施者一般是普通教师，而启蒙的实施者是思想精英、公共知识分子；教育传授的内容一般是书本上已有内容，而启蒙宣传的内容是当前社会缺乏的内容；教育一般偏向于知识技能，启蒙偏向于意识理念……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启蒙’明显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

陈训恩道：“在属下看来，启蒙和教育都是让人接受新知识获得新进步，本质上两者并无太大区别。”

孙元起笑道：“确实差不多，但其中的细微差别足以能让人觉得‘启蒙’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这也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现今中国也确实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启蒙运动，来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恢复人性，提倡人道主义，提高国民素养，以适应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形势，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国家进行改革。但对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的重任，敝人却表示相当的怀疑！”

陈训恩道：“属下觉得，大人自光绪年间以来创建经世大学、编纂全套教材，以润物无声的形势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提高国民素养，这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何待同盟会此时再来倡举‘启蒙’的旗号？”

孙元起摇摇头，有些惭愧地说道：“虽然敝人在传播科学方面做出了些许成绩，但科学只是启蒙运动中非常狭窄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由理念、民主思想、共和政体、议会制度等内容，这些敝人却从未涉及，对它们也是一知半解。”

旋即孙元起又有些自得：“尽管敝人知之甚少，但同盟会诸人也未必就比我高明到哪里去。这也是我怀疑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重任的根本原因！”

第三三一章六亿神州尽舜尧

陈训恩道：“我们新中国党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稍胜同盟会，为什么不在兴办教育的同时提倡启蒙，反而让他们独擅其美？”

孙元起轻轻叹息道：“在前清宣扬启蒙思想，等同于大逆不道，敝人向来胆小如鼠贪财惜命，哪敢去干那种杀头的活计？相比之下，同盟会诸人在慷慨赴死这一点上确实胜人一筹，孙某自愧弗如！现在宣扬启蒙思想倒是没有多少风险，只是急切间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手来操办此事，随便找个人来主持又怕弄巧成拙。最近我才决定函请梁卓如（梁启超）回国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准备以此为阵地，逐步引导民众了解自由民主，宣扬启蒙思想。都说‘触动利益的改革比触及灵魂还难’，启蒙运动则是既触动利益又触动灵魂，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工作都是水磨功夫，短期内难以见效，所以我们也不必与同盟会争一日之短长。”

陈训恩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孙元起又道：“说到启蒙，有四个根本问题难以绕过，必须给出恰当的答案，那就是给谁启蒙、谁来启蒙、启蒙什么、如何启蒙。先说第一个问题，彦及你觉得该给谁启蒙？”

陈训恩思忖片刻，不确定地答道：“上则各级官僚，下则全国民众？”

孙元起道：“各级官僚大半是既得利益者，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过程中他们未尝没有机会接触到启蒙，但终究没有改弦更张。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期望通过启蒙宣传，让他们弃暗投明？至于广大的民众，不能说他们是愚昧的大多数，至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没有消除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缰索对民众的束缚之前，所有的启蒙都是徒劳。什么自由、民主、科学，甚至抵不上一碗米饭、几枚铜圆！”

陈训恩马上说道：“那我们就把启蒙民众的最初目标定为解除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嘛！”

孙元起道：“与启蒙运动相对的一个名词是愚民政策，也就是《论语》中所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毫无疑问。一群温顺的愚民远比一群有思想的聪明人更容易统治，所以很多统治者会故意阻扰启蒙思想的传播，让民众永远陷入愚昧状态。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肆删减《孟子》书中的民本思想；清朝顺康雍乾时期，更是大兴文字狱以消灭社会知识分子、巩固政权。删来删去。整个书卷内只剩下了三纲五常。于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统治下的底层社会终于稳固下来，成为今天的局面。

“然而对全国民众宣扬启蒙思想，试图解除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肯定会摧毁原有的稳定社会结构。造成社会动荡。这一点是我不愿意见到。当然，我是支持启蒙的，不过鉴于种种原因，我不希望中国在未来三五年间出现不稳的局面。所以在‘给谁启蒙’问题上，我希望是分批分次逐步推开。比如先给大中小学生提供启蒙读物，培育民主自由思想；然后是地主士绅、商人企业主给一定参政议政权力；接着是城市居民、工厂工人；最后是广大的农民和边疆地区。而不是不顾轻重缓急，一拥而上。”

——在真实历史中，类似于启蒙运动的五四、新生活、肃反、整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都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动荡。

“那依大人的看法，应该由谁来启蒙呢？”陈训恩问道。

孙元起答道：“我们通常所说的启蒙运动，是指在18世纪初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了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著名思想家为代表的先智阶层，他们著书立说、发表演讲。积极推动启蒙运动向前发展。正是有了这批伟大的知识分子和先智之士，经过近百年前赴后继的奋斗，才引导法国走出了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黑暗时期。

“而中国现在呢？正处于一个缺少知识分子和先智之士的转型社会，除了严几道（严复）、梁卓如（梁启超）、章太炎（章炳麟）等少数几个，大多数读书人的思维能力和知识储备都难以达到引导启蒙运动的要求。而且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差异。许多人罔顾社会现实和国家需要，只知道为自己所代表的阶层、政党唁唁而吠，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形成共识。既然他们连自己都启蒙不了，又何谈去启蒙他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能指望当前的读书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不能把引导启蒙运动的责任委之旁人。思来想去，只有依靠学校培养和社会引导，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造就一批足以肩负大任的知识精英。法国启蒙运动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才获得成功，我们自然不能企盼中国能够一蹴而就，不过也不必妄自菲薄，相信通过一两代人的共同努力，最终可以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

陈训恩感叹道：“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啊！”

孙元起笑道：“应该说是‘知难，行亦不易’！就比如在‘启蒙什么’这个问题上，尽管欧美各国关于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理论的书籍叠床架屋浩如烟海，但要从中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发展与民众需要的道路却也并非易事！上等人能根据中国当前实际情况，批判性吸收西方各种理论的优点，博采众长，惠国利民。中等人是见到西方的经典名著就动手把它翻译介绍过来，也不管是否合用，然后由国民挑选采择，自己不做任何评论。下等人则趋新骛奇，掇拾贩卖洋人的唾余，泛言空谈以博取名利，其实是一窍不通，误国误民。

“综观现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别说上等人，就是勤勤恳恳的中等人也寥寥无几，大多数都是略懂几个西方术语便夸夸其谈的西贝货。他们将自己在西方道听途说来的洋货夹杂着自己的想当然。在报纸、杂志或课堂上零售给一群恭顺而又没有辨别力的年轻人，只会造出一批又一批对欧美一知半解、对中国满腹牢骚的崇洋媚外者，如何能达到开启民智、涤荡愚昧的目标？

“我们既然要参与并推动启蒙运动，就要一方面开办中国政策研究院，调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翻译介绍西方的先进理论。系统培养熟知中外情况的有为青年，研究实践出符合国情的特色道路；另一方面则创办《独立评论》，向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全国民众积极宣传正确的启蒙思想，严厉批判那些欺名盗世之辈。以此确保启蒙的正确与纯粹。”

陈训恩追问道：“除了创办中国政策研究院和《独立评论》，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法子来启蒙？”

孙元起今天也是谈兴颇浓，当下答道：“世界上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宣传启蒙思想也是一样，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使用不同方法。不过面对不同社会阶层。我们的态度却应该保持一致，那就是要尊重民众，贴近民众，融入民众，从民众中来、到民众去中，与民众打成一片。不要以为自己喝了几瓶洋墨水，就可以高人一等。

“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一整套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处处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把老百姓当儿童看。认为民众无须运用自己的理性判断，只要接受自己的教育，跟着自己走，就能成就伟大。推进历史进步。殊不知他们这番举动，恰恰是反启蒙的。而且如此居高临下、趾高气扬地进行启蒙，必然在底层民众中找不到回应，导致启蒙的失败。

“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人应该自己独立思考。理性判断，让人成为人。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所谓的自由、平等，是人生来就有的权力，而不是启蒙产物。我们要相信广大民众运用自己的理性，就可以走出愚昧懵懂的状态。在此之前，我们宣扬启蒙思想、推进启蒙运动，只是让民众有一个认真思考的条件和机会，而非让自己成为民众的精神导师！”

国民党政府拥有那么多黄埔军校的科班生、旅欧留美的博士生，也积极推进民主进程、提倡新生活运动、尝试乡村自治，为什么最终还是被一群泥腿子打得落花流水，以致被赶到海岛上苟延残喘呢？原因万万千千，群众路线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国民党政府中那群官僚、学者无论是穿着苏绸长衫，还是西装革履，总不愿和鹑衣百结的农民呆在一起。即便偶尔有几个异类，能够忍着脏臭和贫穷深入农村，却又难以摆脱心理上的优势，总感觉自己是高高在上，是在垂怜、施舍、赐教。内心如此，又怎能了解农民的疾苦与渴望？又怎能代表农民阶层大声鼓呼？当一个政府无法真正了解基层最普遍民众的心中所想、无法真正解决基层最普遍民众的生活困苦，那么这个政府就离死不远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陈训恩默默地思忖良久，才缓缓点了点头。

孙元起最后说道：“中国有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们在这里畅谈启蒙，其实普通民众谁在乎这个？他们最渴望的应该如何能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即便我们把启蒙说得天花乱坠，也不如一句蠲免钱粮赢得的欢呼声多。所以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要以解决温饱、兴办实业为主。

“中山先生所提的‘平均地权’等到明年四川开始征收田赋，而且工矿企业也取得一定成绩之后，或许可以在部分府县试验一下。成功了，自然可以造福四川民众，也能顺便与中山先生结个善缘；若是失败了，也无伤大雅，顶多是让中山先生难堪一回。我倒要看看，同盟会十六字纲领博得偌大名头，究竟有几分是真才实学。”

第三三二章休言女子非英物

孙元起送走陈训恩，再回到半山居，已经是半夜时分。又乘兴给杨度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胪列今明两年四川的建设方向，这才上床休息。等一觉醒来，已是上午九、十点钟，调皮的麻雀在窗台上嬉戏打闹，不时用蜡质尖嘴啄击透明的玻璃，发出“嘭嘭”脆响。冬日的暖阳从窗帘缝隙斜斜照进书房里，平添几分明媚。

孙元起心情大好，伸了个懒腰准备下楼。才下楼梯，便听见客厅传来一片吵闹声，好心情顿时不翼而飞，头也开始有些隐隐作疼。

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