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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明朝三百年-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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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内阁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而高拱作为裕王讲官，前途无量，所以两人都很器重他。在严嵩、徐阶的推荐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高拱被升为翰林侍讲学士，拜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又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次年改为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士。四十四年，高拱升为礼部尚书，四十五年三月，在徐阶荐举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仍兼任礼部尚书。
进入内阁后，高拱依仗着是太子的旧臣，并不听从徐阶，徐阶对他很不满意。后来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弹劾高拱。而胡应嘉又是徐阶的同乡，因此高拱怀疑胡应嘉是受徐阶的指使，对徐阶也心怀不满，两人矛盾逐步加深。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世宗嘉靖帝驾崩，徐阶和张居正没有和内阁同僚商议就密定遗诏。高拱、郭朴等人十分不满，因而与徐阶矛盾更深。穆宗即位后，徐阶仍为首辅，后来又推荐张居正进入内阁，高拱更加愤愤不平。在议论朝政时常常跟徐阶抗争，两人矛盾日趋尖锐。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胡应嘉被贬官，朝臣认为是高拱公报私仇，于是群起而攻之，纷纷上疏弹劾他。高拱被迫请求退休，穆宗没有批准。徐阶出于面子也好言挽留，但没有批评攻击高拱的朝臣，高拱越发生气。于是他以徐阶弟子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等事攻击徐阶，并授意门生齐康弹劾徐阶。于是徐阶上疏请求退休。但徐阶很受朝中大臣的拥戴，所以大家纷纷上疏挽留徐阶，并当面辱骂齐康、高拱，三个月之内弹劾高拱的奏章竟多达三十余份，高拱只好连上十二道奏章，请求退休。穆宗也只好批准他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回乡养病。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退休。第二年，张居正奏请皇帝重新起用高拱。当年十二月，高拱以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身份回到内阁。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尽职。他办事干练，不循规蹈矩，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成绩突出。高拱还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使朝廷上下官僚风气为之一新。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经常南下侵扰，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高拱建议在兵部增加侍郎二员，负责巡阅边务，了解边疆情况，力争做到对边疆险隘、蒙古军队实力、将领是否称职、兵马强弱等情况都很熟悉。这样一来，边疆问题有人专门负责，将领空缺了，他们也能补上。他还主张选拔有勇有谋的人担任边疆将领，而且不能随意调走。高拱还建议对边疆将领的待遇应该特别优厚，提拔赏赐应该优先，其他官员不能和他们相争。只要有军功，就能得到提拔。这些措施大大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疆官员，使他们认真操练，苦练杀敌本领。
高拱故居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蒙古骑兵南下侵犯，高拱周密布置，严密防范，蒙古兵只好撤退。十月，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前来投降。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奏请穆宗加封那吉为指挥使，俺答听说明帝对自己的子孙这么友好，深受感动，于是决心与明朝和好，接受明朝册封。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明政府封俺答为顺义王。八月，双方开始互市贸易。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战争不断的局面。而这一局面的形成，高拱、张居正功不可没。穆宗为了嘉奖高拱，升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为建极殿大学士。
高拱虽然励精图治，政绩卓然。但他恃才傲物，专横跋扈，颐指气使，专擅国柄，所以在大臣中威望并不太高。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大学士陈以勤因受高拱排挤，称病辞职；接着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也被他排挤而去；然后内阁大学士李春芳也被迫离职。后来大臣殷士儋买通宦官进入内阁，高拱很不高兴。不久高拱的心腹张四维被弹劾，高拱就怀疑是殷士儋所为，处处刁难他。殷士儋实在无法忍受，竟在内阁挥拳击打高拱，结果也被赶出内阁。至此，内阁旧臣除了张居正外，其他成员都被高拱排斥出去。
不仅如此，高拱连退休在家的徐阶也不放过。徐阶退休还乡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于是亲自上奏章告徐阶，并在隆庆五年起复与徐阶有嫌隙的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暗地里命令他狠狠整治徐阶及其子弟，使徐阶苦不堪言，只得无奈地向高拱求饶。
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高拱升为中极殿大学士，此后作风更加专横。高拱是首辅，张居正位列其下。高拱与很多同僚发生矛盾时，张居正从不介入。而素有大志的张居正当然不甘心屈居人下。他迎合高拱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策略，所以高拱并没有察觉到他的威胁。随着高拱日渐嚣张，威信越来越低，张居正取而代之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张居正暗中行贿讨好太监冯保，想借他的力量推翻高拱。
恃才傲物的高拱（2）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临死前，下诏命高拱、张居正等为辅政大臣。穆宗驾崩后，神宗朱翊钧即位。由于神宗年幼，冯保在太后的支持下，掌握大权。高拱无法容忍权利被宦官夺去，想消灭宦官，于是派人游说张居正，想联合张居正共同对付冯保。但他不知道张居正与冯保关系密切，结果张居正将他的图谋密报冯保。冯保于是在太后和幼帝前诬陷高拱想废掉神宗而迎立河南周王等。同时冯保还买通两宫近侍，大家都这样说，于是太后和神宗深信不疑，便下决心除掉高拱。第二天，太后和神宗召集群臣，痛斥高拱擅权无君等罪而罢免了他，命他即日离京回乡。高拱原来满以为宣诏是驱逐冯保，没有想到是罢免自己，听到被免职的诏书时“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还是张居正从旁边把他扶了起来。次日一早，他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后，高拱十分郁闷。可是冯保还不死心，再次制造事端欲置高拱于死地。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道是诬陷，大力救他，高拱才幸免于难。但却惊忧成疾，一病不起。
万历六年（1578年）十二月，高拱病死家中，终年66岁。由于与当权的冯保有矛盾，冯保命令以很低的规格将其埋葬。到了万历三十年，高拱的儿子上疏替他申冤，经过廷议，得赠太师，并谥文襄。著有《高文襄公集》、《防边纪事》等。
宰相之杰张居正（1）
《帝鉴图说》
张居正像张居正（1525～1582），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所以世称张江陵。他12岁考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嘉靖二十六年即1547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得到当时内阁首辅徐阶的赏识，两年后升为翰林院编修，同年上《论时政疏》，抨击时弊。后因受严嵩的排挤而托病回到家里闲居三年。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被召回朝，仍然供职翰林院。隆庆元年（1567年）升迁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后改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由于主持编撰《世宗实录》，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八月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力主改革。
1572年，穆宗驾崩，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神宗万历皇帝。明穆宗在位时，十分信任张居正，因此他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万历初年，张居正与大宦官冯保联合推倒高拱，成为首辅。由于神宗年幼，于是一切军政大事都由张居正裁决，他“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从1573年出任内阁首辅开始，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等为主要内容，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使日渐衰颓的明王朝一度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景象。
张居正首先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整顿吏治、严肃法纪、信赏必罚。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实行“考成法”，对官员进行考察。各级官吏从此不敢再敷衍塞责，使朝廷政令的贯彻执行有了保证，“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加强内阁，抑制宦官，以巩固中央政权。
张居正进入内阁后，十分注重边防。他提出了饬武备、信责罚、造兵将的方略。调任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镇，整顿北方防务；用名将李成梁为辽东总兵官镇守辽东，以巩固东北边防。戚继光多次击败鞑靼的进攻，迫使鞑靼首领俺答跟明朝和好，接受册封，双方通商往来，发展经济，二三十年没有发生战争。这有利于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在俺答汗的影响下，达赖喇嘛也向明朝遣使通贡请封，进一步密切了明朝与藏族地区的联系。
针对黄河年久失修，河水经常泛滥，淹没大量农田，影响人民生活的情况，张居正任命擅长治水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水上运输畅通，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帝鉴图说》万历年间，豪强地主兼并田地的情况十分严重，他们有地而不纳税，农民没有土地反而要承受沉重的税赋。导致各地农民不断逃亡或起义反抗，严重影响了明王朝的统治。于是张居正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万历八年（1581年），田地丈量完毕，全国田地总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孝宗时的统计数字多出三百万顷。土地丈量，使豪强地主的利益受到打击。清丈田地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计亩征银。役银由旧制按照户、丁征收改为以丁、田分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的现象，减轻了无田或少田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一条鞭法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而采取的有效措施，也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个重大变革。
张居正的改革，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稳定了明王朝的统治，在他执政的10年期间，“边境义安”、“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一时政绩炳然”。因此，他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誉为“宰相之杰”。他也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理论家关注的“中国经济第一人”，载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册。
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执政的第五年，他的父亲病故。按照封建礼法，他必须回家丁忧（离职守孝三年）。但是张居正担心他离开后，正在进行的改革会受到影响。于是他让他儿子回家奔丧，自己仍然留在京城履行职责。他的改革本来就有人反对，于是他们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纷纷向明神宗上疏弹劾，有人甚至张贴标语攻击张居正。后来，明神宗处分了一些闹事者，对张居正的攻击才渐渐平息下来，但是反对他改革的人始终都没有罢休。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时年57岁。在他临死前的一个月，还上疏请求免去万历七年以前老百姓积欠的赋税，并获准施行。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万历皇帝还下诏罢朝数日，以示悲痛。并派锦衣卫护送张居正的灵柩回到故乡江陵，可谓尊荣至极！
但是，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两年，万历皇帝又指责他：“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下旨削去他的官秩和谥号，并查抄他的家产，甚至要“斫棺戮尸”。张居正生前所举荐重用的人，统统被罢官为民；而被他罢免的官员，却又大都恢复官职。张居正十年呕心沥血推行的改革，至此基本上被一笔勾销。
导致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张居正与冯保的密切关系。大宦官冯保十分贪婪，史载张居正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当冯保给自己修好生圹（墓穴）后，张居正亲笔给他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极尽颂歌。终于换来了冯保对他的鼎力相助，使他在权力斗争中击败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张居正也因此才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宰相之杰张居正（2）
尽管张居正本人比较清廉，曾经拒绝过数以万计的贿赂。但是他只能以一个腐败人物作为自己的政治后盾，因而也只好用腐败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这一切又必然导致他的腐败！张居正去世后，他生前的反对派决定先从冯保身上下手，上疏指控冯保大量贪污受贿，家资富饶胜过皇上，万历皇帝查抄了冯保后，果然发现了万贯家财。万历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于是下令查抄其家产，终于导致了张居正“祸发身后”。
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开始恢复张居正的官秩，重新给以葬祭。崇祯三年（1630年）张居正的冤案被平凡昭雪，他的子孙也官复原职。
张居正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状元首辅周延儒（1）
周延儒像周延儒（1593～1644），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玉绳，号挹斋，常州宜兴（今江苏宜城镇）人。周延儒自幼聪颖过人，熟读经书。万历四十年（公元1613年），他参加乡试中举，第二年参加京城的会试，夺得会元，一月后参加殿试，再夺状元。21岁的周延儒连中二元，少年得志，披红挂彩，骑马游城，万人瞩目，荣耀至极。按照惯例，周延儒以状元的身份直接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熹宗天启年间，升为右中允，掌管司经局（管理经籍的机构）。不久，又升为少詹事，负责管理南京翰林院。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驾崩，他的弟弟朱由检继立，就是崇祯帝。当时明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政治黑暗，吏治败坏，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蒙古、后金不断侵扰，边境形势十分严峻。17岁的崇祯帝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诛魏忠贤，清理阉党，并大力选拔人才。身为状元的周延儒自然受到青睐。崇祯帝即位不久，便将周延儒召回北京，任命为礼部右侍郎。
崇祯元年（1628年）冬，驻守宁远的士兵因军饷拖欠发生哗变，袁崇焕单骑入营，平息哗变。但不久锦州又发生士兵哗变，袁崇焕奏请发饷。崇祯帝召集大臣商议，许多人主张批准。周延儒看出崇祯帝吝啬钱财，于是迎合崇祯帝的心思说：“过去边关用来防止外敌入侵，可现在要防士兵了。宁远士兵哗变，发给军饷，锦州士兵哗变，又发军饷，这样下去镇守边关的部队都这样了该怎么办呢？”皇帝问他怎么办？周延儒说，“情况紧迫，不得不发，但得想个长久之策。”他的话深得崇祯帝赞赏。数日后，在面议时周延儒又说锦州兵变是由于将帅统兵无策而导致。崇祯帝一直担心是边将趁机要挟，听周延儒这么一说，放下心来。从此崇祯帝对周延儒十分器重。
不久大学士刘鸿训罢官，崇祯帝下诏推荐阁臣。东林党人钱谦益势在必得，派其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到处活动，结果吏部列出的十一人名单中没有礼部尚书温体仁和周延儒。按惯例，礼部尚书应获提名，钱谦益等以温体仁威望不够而没有提他，而周延儒深得皇帝器重，也被排斥在外，心中愤恨，于是他到处散布流言，说推荐阁臣之事被钱谦益党把持。同样遭到排斥的温体仁也愤愤不平，于是弹劾钱谦益浙江乡试作弊的旧案。崇祯帝在名单上没有看到周延儒的名字，心中本来就很怀疑。看到温体仁的奏疏后，立即在文华殿面讯，在温体仁、周延儒的质问下，钱谦益理屈词穷。结果钱谦益被罢免，相关人员受到处分，名单也被废除。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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