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2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宦官八局是：兵仗局（掌造军器，包括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类兵器）、银作局（负责打造金银器饰）、浣衣局（该局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局址在德胜门以西，由年老及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巾帽局（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针工局（负责制作宫中衣服）、内织染局（职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事）、酒醋面局（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浆、面、豆等物）、司苑局（掌管宫中各处蔬菜瓜果及种艺之事）。

可见，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和职权都达到了最高点，职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及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二十四衙门已大大超过了明代以前宦官组织机构的规模，但是，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绝还不仅仅限于这二十四衙门。在二十四衙门以外，明代宦官还拥有相当多的组织机构。如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御酒房、御茶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盔甲厂、林衡署、织染所、安乐堂等。

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政治的日趋腐朽，宦官的人数呈急剧增加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说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就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历代宦官都没有什么学问。明朝也不例外，如大宦官刘瑾就是个文盲，魏忠贤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但明朝的宦场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宣宗时设立了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容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司礼监总督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宣德四年（1429年），具有小学士头衔的礼部尚书陈山担任教师。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以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总督。明朝第一个开始专权的宦官王振就出自内书堂。

伴随着明朝灭亡，猖獗了200多年的明代宦官集团也土崩瓦解。关于这个群体的下落，除死于战乱者之外，留在北京城内的宦官并未实现他们“富贵固在”的美梦：他们有的因“背主献城”反而遭到了农民起义军的斥责驱逐，有的则在义军将士追赃过程中被“拷死”。清军入关、农民军兵败撤离北京前夕，大批宦官被逐出京城，残留京城的亡明宦官又一次遭到了灭顶之灾。

皇家特务机关：锦衣卫与东西厂（1）

明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恐怖政治，而恐怖政治的代言人就是锦衣卫与东西厂，合称“厂卫”。在皇帝的直接指挥下，厂卫特务无所不至，上起公侯贵戚，下至民间百姓，都是他们刺探的对象。厂卫特务依仗权势，无恶不作，所用的刑具有特制的大枷、夹棍，刑罚有断脊、堕指、刺心、红绣鞋（以烧红的铁烙脚）等，惨无人道。

锦衣卫木印锦衣卫，全称锦衣卫都指挥使司，设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原来为护卫皇宫的亲军，掌管皇帝出入仪仗。朱元璋为了加强统治，特令锦衣卫侦查“不轨妖言”，兼管刑狱，握有巡察、缉捕的特权，可不经外廷司法机关和任何法律手续，逮捕拷讯官民，以至于锦衣卫逐渐演变成为由皇帝控制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的最高长官为指挥使，由近臣或外戚担任。

锦衣卫下设南镇抚司和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本卫的法纪、军纪，北镇抚司“专理诏狱”，直接奉皇帝之命查办各种案件，是锦衣卫的核心。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上千人，最多时达六万之众。

锦衣卫使用特务手段任意缉捕、审讯臣民，在严刑逼供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据史书记载，明初大臣钱宰罢朝之后回到家中，因为当天起早去赶早朝，便即兴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明太祖就对他说：“昨天作得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迟呀！为什么不用‘忧’字呢！”钱宰一听，顿时一身冷汗，磕头如捣蒜。大学士宋濂有一次在家宴请宾客。朱元璋随即就知道客人是谁、吃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甚至主客的位置都一清二楚。

锦衣卫的一项著名的职能是“执掌廷杖”。受杖的人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被裹在一块大布里，随着一声令下，棍棒就雨点般落在他身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地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要一命呜呼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的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即使不死，也丢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伤害。

比锦衣卫更可恶的是东厂和西厂，它们是明朝迁都北京以后设置的特务机关。东厂、西厂由皇帝的亲信太监担任提督，直接向皇帝报告，地位更高。

明撇腿翅头炕案东厂设置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当时虽然已经有锦衣卫，但因由外官掌管，皇帝仍然放心不下。为了更便于控制监视百官，需要另设一个特务机关，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转移到宦官手中，成为由宦官控制的特务机构。东厂的首领称掌印太监，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东厂的职责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事，采用特务手段，在全国组成了恐怖的特务统治网。东厂的下属吏员由锦衣卫内拨给，其权势在锦衣卫之上。锦衣卫有权侦查一切官民，而东厂除此以外还可侦查锦衣卫。在东厂的堂上，挂着“朝廷心腹”的大匾，充分表明了东厂的重要地位和深受皇帝宠信的程度。

东厂的设置集中反映了朱棣对宦官的依赖心理。因为朱棣是篡得天下的，建文帝朝的大臣与朱棣之间各自都怀有戒心，但朱棣又不能尽杀建文时的大臣，便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厂，来侦察百官动向。东厂的性质很明确，第一，和其他宦官机构一样，是皇帝的“家臣”；第二，和其他宦官机构不同，从一开始职掌就在宫闱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朱棣的世系已被接受为正统，已经取得了“政治合法性”之后，作为特务机关的东厂不但没有被取消，其权限反而不断扩大。

东厂的权势不断扩展，不但在一般百姓中，即使在文武官僚中，也形成了一股威慑力量。据说，远州僻壤的官民，看到衣着豪华，骑优良马匹，操京师口音者，争相躲避。明朝的宦官专权，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东厂的威慑力量。

西厂设立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西厂的权力和人数都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城至全国各地。太监汪直任西厂提督。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罗织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多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汪直趁机陷害朝中的正直之士，培植同党，并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汪直每次外出，皆前呼后拥，随从众多，公卿大夫都要绕道回避。三品以上的京官大臣，汪直都敢擅自抄家审问。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一震，于是撤销西厂。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宪宗又下诏恢复西厂，汪直从此更为嚣张，手下缇骑人数超过东厂一倍，势力远在东厂之上。而此时，从前弹劾汪直的兵部尚书项忠被革官为民，大学士商辂害怕西厂打击报复，请求告老还乡，宪宗给予批准。从此，西厂的势力更大，缇骑校尉遍布大江南北，连民间斗鸡骂狗之琐屑小事，也常被牵连重罚，弄得民心惶惶，连皇亲国戚都不敢得罪西厂。成化十八年（1782年）三月，宪宗以东、西二厂不宜并立为由，关闭了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皇家特务机关：锦衣卫与东西厂（2）

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恢复了西厂，又设内行厂，由他直接指挥，以监视其他的官员为业。连锦衣卫、东厂、西厂也在内行厂监视之列。刘瑾被诛之后，内行厂撤销。

宦官擅权的始作俑者王振

王振（？～1449），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永乐时入宫为宦官。宣宗时曾在内书堂读书，并在英宗为太子时侍奉东宫。王振与明英宗的关系非比寻常，他是伺候英宗的贴身太监，由于当时英宗年龄太小，难免贪玩，王振便常常投其所好陪他一起玩耍，因而他又是英宗最亲近的朋友。由于王振曾经读过一些书（这在当时的太监中是不多见的），因此在玩乐之余还教英宗念书，可以称得上是英宗的启蒙老师，英宗很尊敬他，总称他为王先生。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年仅9岁的英宗即位，英宗自然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英宗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英宗即位后，很自然地要重用自己喜爱的王振，让王振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

王振是明代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与其他太监不同的是，王振在内书堂念过书，是个“文人型”宦官，这是他独具的优势，所以在专权过程中，在如何控制皇帝、如何解除太后对他的防范、如何超越内阁对他的钳制等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手腕和伎俩。

太皇太后张氏贤明有德，她看到王振逐渐有抓权揽政的迹象，害怕前朝宦官专政的历史重演而断送大明江山，一再提醒英宗严防宦官专政，并差点杀了王振，只因英宗苦苦求情，才饶了王振性命。

正统五年（1440年），辅政阁臣杨荣病故。两年后，太皇太后也病故。阁臣杨士奇因儿子杨程杀人，心忧染病，不再上朝，硕果仅存的杨溥也因年事已高，不再过问政事。新选入阁的大臣马愉、陈循等人，因为资历轻浅，难以左右朝中局势。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此时，16岁的英宗办事缺少主见，只有事事依从王振。

智化寺山门（寺内曾供奉王振塑像）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以求高升。一次，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看到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你怎么没有胡须啊？”王佑不加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这一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爽快地答应收下这个干儿子，并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此后，王佑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当然，也有刚正不阿的。巡抚山西、河南的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我带有两袖清风！”这就是“两袖清风”的来历。

王振此时几乎完全控制了英宗，肆无忌惮。宫门口那块高三尺，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立，这一祖训一直被王振视为心头之患。太皇太后死后不久，王振便命人摘去铁牌，去掉了这把高悬于其头顶的利剑。

王振把持朝政，心狠手毒又诡计多端，擅权之后，大肆安插亲信，残害忠良，在朝内逐渐组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集团，其势力不断扩张。王振及其亲信大肆收受贿赂，购置良田美宅。而昏庸的英宗竟然更加重用王振，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百官庶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北方蒙古族瓦刺部进犯边境，好大喜功的王振极力怂恿英宗亲征。但王振不会打仗，屡战屡败，明朝大军在大同受阻，不得不紧急撤回。当大军逃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时，与追上来的瓦刺军遭遇，一场激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损失骡马20多万匹，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英宗被俘。在混乱中，王振被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一锤击毙。

土木堡之变是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人历数王振之罪，请求诛杀王振家族及其死党，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王振的死党马顺、毛贵和王长被愤怒的群臣当场打死，其尸体被悬于东安门外示众，王振的另一爪牙王山也被凌迟处死。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在被没收的王振的财产中，有金银60余库，珊瑚六七尺者20余株。

“南宫复辟”的总策划曹吉祥

曹吉祥（？～1461年），滦州（今河北滦县）人。在英宗登基之前，即入宫为宦，已有家室，“净身”原因不详。曹吉祥入宫当宦官后一直在王振手下，依附于这个权倾当朝的大宦官。“土木堡之变”中王振被杀，之后，王振的同党马顺、毛贵和王长也被群臣除掉。由于曹吉祥奸滑、刁钻，蒙蔽了朝野上下，在清理王振及其余孽的运动中逃过一劫，并很快成为王振之后又一个横行一时的弄权宦官。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英宗之弟朱祁钰继位，是为景帝。当时，瓦刺首领也先挟持英宗作为攻城掠地的政治工具。兵部尚书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使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也先逼近京师，于谦率军民顽强抵抗，大败瓦剌军，击毙万余人，俘获瓦刺将领数十人，夺回了原先被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

景泰元年（1450年）春夏，也先又对明朝发动进攻，于谦加强防务，严整军备，瓦刺军的数次攻伐均告失败。这时，瓦剌内部也不满也先的攻掠政策，主张与明议和。瓦刺看得不到多少实际利益，就同意议和，释放英宗。英宗被释返京，居皇城南宫，称太上皇。七年之后的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在宦官曹吉祥等人的帮助下，英宗乘景帝病重，重新登极，被称为“南宫复辟”。

“南宫复辟”的经过是这样的。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代宗病重。京师团指挥石亨、翰林侍讲徐有贞与宦官曹吉祥商议，要废掉代宗，重立英宗。于是决定利用曹吉祥出入宫中方便的条件，由他与英宗联系。正月十六日三更时，徐有贞提前进入朝房，石亨等率家兵1000多人潜入长安门，由曹吉祥作内应，直接进入南宫。英宗在曹吉祥、石亨等人的护卫下，乘上轿子便朝皇宫奔去。等到天亮时，曹吉祥敲响钟鼓，打开殿门。等待早朝的大臣们，没想到端坐于朝堂之上的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