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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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探悉明军分进合击的企图后；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对策，集中八旗军精锐6万余人，先破明西路军，以少量兵力抵御其余三路，尔后相机各个击破。三月一日，杜松部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率兵5万进攻萨尔浒的杜松部；两军交战，中午以后；天色阴暗，杜松部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由暗击明，攻占杜军营垒，杜军主力被击溃，伤亡甚众，杜松阵亡。西路军全军覆没。

明西路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处境十分不利。北路马林部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部战败，令军队就地防御。努尔哈赤迎击马林部。后金以骑兵一部迂回到马部阵后，两面夹攻，大败马林部，夺占尚间崖，北路明军大部被歼。

此时；南路军尚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事先在阿布达里岗设下埋伏，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刘綎兵败身死。

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的杨镐，得知西、北、南三路大军均吃败仗后，慌忙急檄南路李如柏部撤兵。李如柏部在回师途中，又为小股后金军骚扰，李如柏部军士惊恐逃奔，自相踩踏，死伤千余，才逃脱了被后金军聚歼的悲惨萨尔浒之战旧址命运。

萨尔浒之战，后金军队在5天之内歼灭明军10多万人，缴获大量的驼马、甲仗和炮车等军用物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使明满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役以后，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更趋稳固，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明却损兵折将，耗银巨万，陷入了被动困窘的境地。明由轻忽自大变为软弱妥协；消极保守的战略思想占了主导地位，朱氏政权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

F0　10　　政治斗争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大兴狱讼，策划了著名的“明初四大案”，即经济领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通过这四起大案，朱元璋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洪武四大案（1）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大兴狱讼，策划了著名的“明初四大案”，即经济领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通过这四起大案，朱元璋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明朝初年，每年布政司、各府州县官吏前往户部核对钱粮、军需供给等事，账目十分详细，稍有不符便要被驳回重填重报。而布政使司离京大多是数千里之遥，一旦被驳回重填重报，特别是要重新一册册地加盖官印，往返要一月甚至数月。为了避免往返奔波，官吏们按照习惯，准备了事先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一旦被户部驳回重新填报，便可把它拿来使用。此事在当时习以为常，已成惯例。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知道此事后大怒，认为这是严重的贪赃枉法案件，下旨交刑部严加查办。

刑部经过审讯，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大弊病，因为计吏所携带的空印文册盖的全是骑缝印，这种文册除了做临时补报之用外，根本不能派其他用场，有人上书对此事作了详细解释，但朱元璋根本不听任何分辩，下旨将凡是与此案有关的部门及地方官员一律处以死刑，助理官员处以杖一百，戍边。受牵连者达万人以上。

这其实是一桩查无实据的全国性的“惩治贪官污吏”大案，冤杀了一大批无辜的人，著名的廉吏济宁知府方克勤（方孝孺的父亲）就冤死在这场劫难中，史称“空印案”。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当年3月，御史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共同舞弊。尤其是郭桓，在收缴浙西秋粮时，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勾结，合伙贪污，甚至把军用粮库里的三年积蓄盗卖一空，还利用职权和12个布政使司的官吏勾结起来，盗卖仓库里的粮食，还和管理储存金银钱钞的府库官员合伙偷盗金银和钱钞。明太祖令审刑司拷讯，牵涉礼部尚书赵瑁等人，发现除侵吞宝钞金银外，仅贪污税粮及鱼盐等即折精米2400余万石，这个数字几乎与当时全国秋粮的实征总数相等。于是，赵瑁等皆弃市，并处死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到各布政使司官吏共3万余人，追赃粮700万石。此案牵连到全国各地无数富户豪绅，特别是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因受此案牵连而遭杀身大祸和破产的不计其数。

郭桓案发生后，朱元璋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又把“陌”和“阡”改写成“佰”和“仟”。数字大写的诞生，竟然源于这么一段历史典故！

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其实是明初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果。明朝开国元勋们的特殊贡献和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局面，而那些文臣武将居功自傲，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朱氏后代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尤其是朱元璋看到太子朱标生性懦弱，更是放心不下。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逐步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统统处死。

胡惟庸（？～1380），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归顺朱元璋于和州（今安徽和县），为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太常寺卿、中书省参知政事等。洪武六年（1370年）起，任左丞相，专权树党，威胁皇权。由于胡惟庸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大将军徐达对其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未遂。由于他和另一位开国元勋李善长有姻亲关系，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了“淮人”集团。这对朱氏政权的延续无疑是一大挑战。

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颇觉大权旁落，除了翦除别无选择。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有人状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人处死。

“胡惟庸谋反案”很有戏剧性：一天，胡惟庸禀报朱元璋说他自己家的井中突然涌出甘甜的泉水，请皇帝去观赏。朱元璋欣然同意。车驾刚出西华门，就被宦官云奇拦住，云奇紧张地手指胡宅。朱元璋幡然醒悟，登城望去，见胡府藏甲树刀。结果，胡惟庸反状败露，被立马处死。

《明律集解附例》卷十八“胡惟庸案”在事实上成了朱元璋镇压功臣的政治工具和借口。凡是对朱氏统治构成威胁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被冠以“胡党”的罪名而被剪除。甚至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让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77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70余人被杀。

“胡惟庸案”前后持续长达10年之久，株连杀戮者达3万余人，朱元璋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因“胡党案”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禄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叶踦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这样，秦汉以来运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洪武四大案（2）

胡惟庸案是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古训的最佳注脚。

朱元璋把开国功臣几乎都杀光了，各级官吏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每天早上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傍晚回家时便合家欢庆，因为他们又多活了一天。

“蓝玉案”是“胡惟庸案”的继续。“蓝玉案”发生在洪武二十二年（1393年）。蓝玉，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之内弟。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出生入死，勇敢善战，功绩显赫。洪武十四年（1381年）封永昌侯。二十年任大将军，封凉国公。明太祖朱元璋比之为汉代卫青、唐代李靖。但蓝玉却恃功骄横，夺占民田，多行不法，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告其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致死者达15000余人。

经胡惟庸、蓝玉两案，明朝开国勋臣被诛杀殆尽。洪武年间封侯的有50人左右，两案即除去30多人。在连续十几年的诛杀中，功臣宿将相继被诛。太子朱标看到大批功臣被诛，向朱元璋劝谏说：“陛下杀人太滥，恐怕会伤和气。”第二天，朱元璋为了讽喻太子，故意丢一根棘杖在地，要朱标把棘杖拿起来。朱标看着棘杖不肯下手。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不是更好吗？”

叔侄争斗的“靖难之役”

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氏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除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外，还刻意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

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立太子的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即帝位后，采纳朝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先后削除周﹑湘﹑代﹑齐﹑岷五王，然后再伺机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借“清君侧之恶”之名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朱棣登极而结束，历时4年。

朱元璋做皇帝时，担心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朱棣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史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燕王起兵后以旋风般的速度，不到一个月，即攻占了北平北部的居庸关、怀来、密云、蓟州、遵化、水平（今河北卢龙）等军事重镇和沿边州县。然后挥师攻破大宁（今内蒙宁城），挟持宁王，收编了宁王的护卫亲军，兵力更加强大，回师南下。

懦弱迂腐的建文帝命令将士在同燕王军队作战时，不得伤害朱棣，“勿使朕有杀叔之名”，这样，使得燕王肆无忌惮，同时，建文帝派出的将领老的老，无能的无能，尽管军队数量多于燕王，却连连败退。

燕军和南军在北平南部地区混战了近三年，燕军屡次获胜，但所得的城池仅永平、大宁、保定等几处，此时，南京宫廷里不满建文帝的宦官送来了南京城空虚宜直取的情报。朱棣永乐大钟据此决定改变战略，挥军径直南下，一路之上不再攻占城池，兵锋直逼南京。大军渡过长江，燕军中的朵颜三卫蒙古骑兵一举冲破了南军的沿江防线，六月，燕王进入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

当上皇帝的朱棣，大肆杀戮曾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并在诛除异己的同时，大大封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

明成祖为纪念“靖难之役”阵亡的将士及迁都北京，在北平华严寺铸造了“永乐大钟”。它通高6。75米，最大外径是3。3米，重约46。5吨。钟身内外布满了佛教经文和咒语，其文字为汉文佛教铭文225939字，梵文佛教铭文4245字，总计230184字。相传是明代书法家沈度所书，字迹端正，雄健有力。

“夺门之变”

“土木之变”，英宗被瓦刺军俘获。明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发起了北京保卫战，瓦刺屡屡进犯不能成功，再加上看到明已立新皇帝景帝朱祁钰，挟持英宗已失去了当初的意义，便送回英宗，与明朝议和。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之役”中被俘的英宗被遣返回京，做了太上皇。英宗虽然名义上是太上皇，又是当今圣上的哥哥，却在惊恐与饥饿中度日如年。景帝害怕英宗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便把英宗送往南宫闲居，还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食物由一个小洞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景帝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不准群臣去朝见，也不准英宗和大臣交往。景帝对英宗有很多限制，开销也不够，甚至英宗的皇后钱氏还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偷偷送到宫外去卖钱，以弥补开支。实际上英宗被软禁起来了，没有什么自由。

景泰三年（1452年），景帝准备更换掉原来的太子、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但又担心大臣反对，便去征求宦官王诚、舒良的意见，王诚、舒良给他出主意说，去收买大臣啊！景帝便赐给王文、陈循等银子百两，金子五十两，要他们支持易储。同时，王诚等人也私下为景帝更立太子做工作，大臣们立刻表态支持易储。为了易储，景帝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向大臣行贿的皇帝，荒唐至极。

朱见济当上太子的第二年竟然病故，而景帝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储位又虚悬，皇位继承问题成为朝中大臣们急于落实的事情。大臣章纶、钟同上表重立朱见深为太子，复位东宫，景帝竟找借口下令逮捕章纶、钟同，钟同竟然被活活打死。但立太子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景帝和群臣。对于景帝立谁为太子，大臣们又开始争论，意见无法一致。有的主张复立沂王，有的主张立襄王。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帝病倒。十六日，各位朝臣相约第二天上朝与景帝商议立太子之事。

谁知就在当天夜里，发生了“夺门之变”。景帝失去了皇位，景帝立储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原来，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王骥、都督张軏（英国公张辅的弟弟）、杨善，看到景帝病重，便策划拥英宗为帝。十六日夜，徐有贞一方面秘密调集军力，一方面派内线通知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石亨、徐有贞等以四方边警为借口，急命手下带兵入城加强防备。随即便前往南宫迎接英宗至奉天殿升帝座，石亨调集千余名士兵进入内城，曹吉祥、徐有贞、张軏等扶着英宗急行回宫。英宗于正月十七日正式复位，改年号为天顺。被软禁了八年的朱祁镇，瞬息之间，就这样又登上帝位，复辟称帝，史称“夺门之变”。

早朝的钟鼓声把病榻上的景帝从梦中惊醒。当他得知英宗复辟时，已经无能为力了。英宗把重病中的景帝削去帝号，仍为郕王，软禁在西苑。又过了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