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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明朝三百年-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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谖髟贰Ｓ止艘桓龆嘣拢暗鄄」剩闪换盍�30岁。景帝究竟是怎么死的，成了明代历史上的又一个疑案。景帝死后，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西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
英宗复位以后，于谦、陈循等大臣相继被捕，“夺门之变”的第五天，于谦被罗织以“意欲谋反”罪名惨遭杀害。太监王诚、舒良也被下狱。英宗对积极策划“夺门之变”的“功臣们”论功行赏，徐有贞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石亨被封为忠国公。
武宗南巡之争
明武宗朱厚照，荒淫无道，对一切政务都没有兴趣，却十分喜欢射箭、骑狩与曲乐，甚至还懂梵文。他对一些年少英俊的官吏非常宠幸，一次就在宫中封了120个青年作为他的“义子”，并赐姓朱。武宗还爱和宫廷中的小太监在一起玩，流连忘返。他最宠幸的男子有江彬、钱宁等。武宗常常以太监钱宁的身体为枕，朝臣如果见不到皇帝，就以钱宁的行踪来判断皇帝的行踪！武宗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武宗则扮做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武宗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后宫被搞得乌烟瘴气。
武宗的宠臣江彬逐渐垄断了朝政大权。江彬经常引导武宗郊游，爱好游玩的武宗自然乐此不疲。
《春庭行乐图》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在外游玩了一年的武宗返回北京。由于此行数千里，随行的各路官员大多累病累倒了，可武宗毫无倦意，游玩的兴致依旧不减。刚休息了没几天，武宗便又想南巡。
而当时，明中央政府的税赋主要就靠东南这几个省区，武宗“南巡”无疑会劳民伤财。朝臣们就发动了一场反对武宗南巡的运动。兵部侍郎黄巩等人先后上疏劝谏，武宗称病不上朝。士大夫们又跪下请求武宗收回成命。武宗和“南巡”的总策划江彬大怒：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了！下令将黄巩、陆震、夏良胜等六人逮捕入狱。翰林修撰舒芬等107人被罚跪在午门外5日，并各杖三十，降级调外用，黄兆、陆震等各杖五十，贬为庶民。一时间棍棒齐下，血肉横飞，有十一人被杖致死。
朱厚照作为明朝最荒唐的皇帝，日事淫乐，常离京游乐，致使政事益坏，最后还是葬身于南巡之上。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但很快就被提督南赣军务的副都御史王守仁平定，朱宸濠被活捉。武宗接奏后，让人封锁消息，仍自封威武大将军出兵讨伐朱宸濠，其实是借此机会带着10多万人游玩作乐。当年12月，武宗一行到达南京，乐不思蜀，一直在南京呆了8个月才恋恋不舍地回京。在回京途中，又到一个叫积水池的地方垂钓取乐，突然钓船倾覆，武宗落水，虽被救起，但从此一病不起，在31岁时草草地走完了他的荒淫之道。
嘉靖大礼议（1）
1521年，荒淫无度的武宗病死，未留下一儿一女。按朱元璋的祖训，无子传弟，但武宗唯一的弟弟朱厚炜只活到三岁便夭折了。这样，武宗之后的皇帝宝座只有留给旁支了。
武宗死后，皇太后张氏同阁臣杨廷和商议，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
关于嘉靖皇帝登极，还有一个传说，说是朱厚熜是坐着囚车上任的。武宗死后，朱厚熜与河北的一朱家王室之子同时被选中，他们两人都有当皇帝的资格，但只有一个皇位，怎么办？大臣们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们两人同时从藩地出发，先到者君，后到者臣。但是从河北到北京只有100多公里，而从朱厚熜的藩地到京城却有1000多公里，朱厚熜召集王府官吏们商议怎样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北京。有人提出，要朱厚熜化装成囚犯，坐上囚车，日夜兼行。因囚车沿途无人敢拦，这样可日行二百多里，有望在十日内赶到。结果朱厚熜果然先到，当上了皇帝。
嘉靖继位不久便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礼议风波：嘉靖皇帝就是不肯在法理上过继给武宗之父孝宗，非要追认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帝，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祐杬的尊号。实质是世宗通过议礼之争，打击杨廷和等先朝阁臣和言官，确立和巩固自身的统治。
“大礼议”的起因和表面目的是世宗的父母该如何称呼，先皇孝宗及其皇后又该如何称呼，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礼仪称谓问题。世宗主张给予自己过世的父母以一般皇帝的父母的崇高待遇，应该把其生父兴献王追封为“恭睿献皇帝”，而孝宗的一些旧臣，以首辅杨廷和为代表，则力主视世宗为孝宗的继子，以维持皇家血统的大宗地位。
这一事件从嘉靖即位之初的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开始，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世宗一方胜利结束，前后延续近20年。
世宗即位五天之后，就召集礼官商议兴献王主祀称号问题。礼部尚书毛澄请示首辅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60余名官员上疏说，因为世宗为入继之君，应该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世宗之亲生父亲）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看后大怒，说：“父母难道还能变吗？你们再商议！”毛澄等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杨廷和也亲自上疏要世宗服从礼部的意见。世宗坚决不从。这时，观政进士张璁呈上《大礼疏》，提出“继统不继嗣”的观点，世宗看了很高兴，马上把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其父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仍然不肯让步，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应被视为奸佞之徒，当诛。到了十月间，杨廷和无法让世宗改变观点，便起草敕令给礼部，同意称世宗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世宗之母为兴献后。
兴献王及王妃的封号虽然改称为“帝”、“后”，但还不是“皇帝”、“皇后”；虽然得以称父、称母，在其前还得冠以“本生”，而又需称伯父孝宗为“皇考”，仍是死去之父。再经过一番斗争，世宗又亲下手敕，追尊其父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实现了加“皇”，称“考”的目的。但“本生”犹在，在“本生皇考”之外还有一位“孝宗皇考”，形成了“两考”、“两父”并尊的局面，世宗还是不能如愿。
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又上疏，提出，应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这项提议对世宗来说正中下怀，但世宗还假惺惺地说，这关系到天理纲常，仍然要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可否。结果，有250余名官员不同意改称名号，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桂萼的提议。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与世宗意见不合的首辅杨廷和提出辞呈，世宗表示同意。随后，世宗调张璁、桂萼等赴京主持集议之事。200多名朝官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不肯退让。世宗非常恼怒，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称号应该马上改，你们眼中没有我这个君，难道还让我没有父亲吗？毛纪等人听后惶惧而退。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皇帝命礼部照旨更改尊号，使得朝臣群情激昂。七月十五日，借百官散朝之机，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等号召群臣伏阙请愿。朝臣200多人齐刷刷跪伏在左顺门下，并且一齐哭号，声震阙廷。嘉靖皇帝痛下决心，命令锦衣卫将参加请愿的官员姓名全部登记造册，然后按名册进行大逮捕。先将为首的八人下狱，又将134名五品以下官员下狱。其他待罪遣散。几天以后，作出判处：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180余人廷杖，其中编修王相等17人惨死杖下。这就是有名的“左顺门事件”。
此后，又围绕祭祀典礼及将兴献皇帝按昭穆序列祭入太庙，加庙号为睿宗等问题又进行了近十年的争论，在礼部尚书夏言和严嵩的主持下，世宗终于如愿以偿。朱祐杬生前虽未身为天子，但因为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做了皇帝，作为一位死去的天子来尊崇的一切尊号、徽号、典礼皆已齐备。世宗对父亲的追尊已是无以复加，自己的皇权也已登峰造极。
原来的兴献王坟也相应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1524年，王坟正式更名为显陵，并将安陆州升格为承天府，在明世宗的亲自安排下，开始了长达46年的显陵建设。
随着议礼的进行，朝廷两派宗法理说之论争已经上升到党派政治之争。世宗以议礼态度作为标准，来划分界限，统治集团的组成相应发生变化，反对抬高朱祐杬地位的阁臣元老权力日益丧失。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一批新科进士和地方官吏入主政务，对嘉靖朝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明代后期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嘉靖大礼议（2）
世宗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把精力投入到议大礼上，绝不仅仅为其父母争夺皇考及皇太后的空虚名位，其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冲破内阁制约，就其实质而言，嘉靖大礼之争实为皇权与阁权的争斗。嘉靖则借大礼议风波加强了帝位，实现了他对明朝长达45年的昏庸统治。
万历朝“国本”之争
“国本”，就是太子；“争国本”就是万历年间围绕解决立太子的问题发生的一场政治斗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到四十二年（1614年），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30年。
神宗万历皇帝的王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郑贵妃生子朱常洵（即后来的福王）。朱常洛年长，按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但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准备立朱常洵为皇太子，甚至和郑贵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神宗把誓言写在纸上，放在玉盒里，交由郑贵妃保管。
但另一方面，废长立幼又是犯忌的事，神宗担心群臣反对。朝臣果然依据封建王朝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力争。
首辅申时行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上《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疏》，拉开了长达近30年的波及整个朝廷的国本之争的序幕。
申时行的奏请立即引起了满朝文武的共鸣。各部府司道诸衙门都纷纷上章奏请。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等人的奏章言辞尤为激烈，万历皇帝一怒之下，将这四人严厉降处。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又上奏章，指明神宗有“酒色财气”四病，深得群臣赞同，又受到大学土王家屏等阁臣的袒护。此后，申时行、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朱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等人除了继续陈请早行册立之外，还陈请神宗对朱常洛及早进行“预教”（出阁读书），这个“预教”，其实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一旦举行，就等于事实上承认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
神宗无奈，不得不表态：第二年就举行建储典礼。但一年过去了，神宗仍找各种借口拖延，朝廷内外纷纷传言神宗将废长立爱。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以手诏示大学士王锡爵，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待以后再从三人中选有才能者立为太子。王锡爵遂即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朱常洛，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却告谕礼官，同时将三人封王。这个谕旨一出，立即受到文武群臣更加激烈的反对，群情激愤，反对“三王并封”的奏章接二连三，总数有上百本。当年闰十一月，经过群臣反复执争，神宗被迫答应皇长子“明春先行出阁讲学礼”。次年二月，朱常洛出阁讲学，接受教育，至此，群臣等取得初步胜利。
神宗迫于群臣的强大压力，被迫放弃了“三王并封”的谕旨，但又抱着“待嫡”之说不放。后来经过群臣连续八年之久的几百次顽强的奏请，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才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也封常洵为福王，藩国洛阳。
但是，按太祖洪武皇帝的遗训，藩王被封后，必须立即就藩之国。但是，福王被封后十多年，一直留在京师，不之国。福王不之国，太子的地位就不稳定。
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朝廷大臣奏请福王就藩之国的奏章不断，万历皇帝一直在拖延。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万历皇帝再也拖延不下去了，才以第二年春天为期，但又同时提出条件，福王庄田要达到四万顷。然而，又无法凑足四万顷之数，朝廷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上书反对，万历皇帝被迫让步，减为二万顷。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皇长孙由校（常洛长子）也已九岁，神宗看废长立爱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才将朱常洵封国洛阳，满朝文武才如释重负。沸沸扬扬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至此告终。
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开始，满朝文武为了使朱常洛能够册立为太子，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处的沉重代价，前后苦争了15年，护卫了19年，群臣所上奏疏成千上万，才得以朱常洛被册立为皇太子，并终于继承了帝位，可见这场“争国本”斗争的艰巨与惊心动魄。明末政治的不可收拾在很大程度上与这场“国本”之争有关。因此，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是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晚明三疑案（1）
明朝到万历皇帝的时候，已经十分衰败。朝廷后宫内却围绕着皇帝宝座的争夺发生了三桩疑案。这三个案子分别发生在三个皇帝在位期间，即神宗朱翊钧朝的“梃击案”和光宗朱常洛朝的“红丸案”和熹宗朱由校朝的“移宫案”。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端午节前夜，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来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到第一道宫门，见只有两名老宦官守门，举棒打伤其中一人后直闯入宫，又闯过第二道宫门，直到殿檐下，拾级而上，试图加害太子。这时，太监韩本用发现有异常动静，便大声呼喊，七八名宦官蜂拥而上，将张差捉住，当即便将该犯交东华门守卫监收。
慈庆宫正门万历皇帝得知，下诣将张差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万历皇帝报告道：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举止行为看起来像个疯子，但又颇为狡猾，还得严加讯问。万历皇帝下诏将张差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再次提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他一个斩刑。提牢主事王之寀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便私下里审问张差，张差说出是宫里的太监庞保、刘成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王之寀便将张差这个口供汇报给了刑部侍郎张问达。
此案的发生，震惊了宫内和朝野，舆论哗然。支持郑贵妃、倾向福王为太子的臣僚认为是张差疯癫所为，属个人行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是陷害太子的阴谋。后来，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是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
看起来，此案与郑贵妃有牵涉是肯定的了。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万历皇帝极力调解皇太子与郑贵妃的矛盾，一方面怒责郑贵妃，一方面迫使皇太子改变态度。后来，万历皇帝只得亲自出面来平息此事，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诸臣，拉着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常洛很孝顺，我非常喜欢他。你们这些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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