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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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武诸臣，拉着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常洛很孝顺，我非常喜欢他。你们这些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我们父子！”他又对朱常洛说：“把你心里的话，都告诉他们吧。”朱常洛只得说：“张差是个疯子，赶快把他处决吧！外面的议论都是不应该的！”事已至此，群臣自然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万历皇帝明令除惩治张差等人外，“不许波及无辜人”，郑贵妃也就从此案中解脱出来。

随即，张差被凌迟处死。司礼监会同九卿、三法司审问庞保、刘成。由于张差已被处死，死无对证，庞保、刘成对张差所供各项俱不承认。正要详加盘问，太子下谕：庞保、刘成二人也许曾虐待过张差，张差为了报复，故意说庞保、刘成主使，不可轻信。会审只得停止。万历下令将庞保、刘成二人于宫内处死，以免节外生枝，涉及此案的李守才、马三道等亦发远方戍守。梃击案掀起的轩然大波暂时平息。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为审明案情立过大功的王之宷，案子一了结，立刻被找个借口罢官为民。后来又随着在这个案子几起几落，天启五年（1625年），竟被囚死于狱中。梃击案与宫内权力之争究竟有多大牵连，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红丸案

万历末年，阴险毒辣的郑贵妃看到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已不可动摇，便百般讨好太子，郑贵妃乾清宫明代药柜御药房金罐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谋合，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这个朱常洛，也是好色之徒，郑贵妃便投其所好，送了八个美女供他享用。朱常洛身体本来就不强，再加上与这些女人淫乐无度，体力透支厉害。登基仅十多天，就卧床不起了。可他照样与这些人鬼混。一天晚上，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精神极度亢奋，竟一连“御幸”数名宫女。

“红丸”到底是什么东西？“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红丸”制法很特别：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的容器中，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连煮七次，浓缩为浆。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松脂、尿粉等拌匀，以火提炼，最后炼蜜成丸，因其色红，故称“红丸”。嘉靖皇帝为了配制“红丸”，前后共选少女1080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都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后的“药渣”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粒“红丸”竟要了皇帝朱常洛的命，酿成“红丸案”。

再说朱常洛。由于一连十多天的折腾，朱常洛终于扛不住了。侍寝的吴赞连忙请来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内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并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便下了一副泄火的猛药。朱常洛服后一宿腹泻三十余次，危在旦夕。这时，首辅方从哲推荐鸿胪寺丞李可灼给病危之中的朱常洛诊治，李可灼拿出一个红色药丸，用奶调和，给光宗服下，服了这丸药，光宗厉害的气喘竟然止住了。光宗大喜。不久，又传出消息说，皇上进药后，暖润舒畅。当夜，李可灼留在宫中。又过了一会儿，传出光宗圣旨，想再服一颗。李可灼便又进了一颗。

晚明三疑案（2）

凌晨，宫中忽然急召群臣，等到大臣们赶去时，光宗朱常洛已经驾崩了。到此时，朱常洛即位才刚满30天！

光宗驾崩，在宫里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春药“红丸”，皇帝阴寒大泄，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是对症下药。

有人认为，拿春药给危重病人吃，有悖常理。李可灼不是御医，却擅自给皇帝吃药。李可灼一定是受人指使，谋杀皇上。

继朱常洛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了没有力阻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李可灼被判流戍，崔文升被贬放南京，“红丸”案草草收场。

但朱常洛暴死之谜，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移宫案

乾清宫内景移宫图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朱由校是朱常洛的儿子，由于朱常洛本来就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朱由校自幼也备受冷落，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被光宗宠爱的李选侍凌辱致死，王才人临终前留下遗言：“我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朱由校从小也受到李选侍的侮辱凌虐，害怕李选侍，性格软弱。

朱常洛即位后，朱由校与李选侍一起迁住乾清宫。不久，泰昌帝朱常洛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与太监魏忠贤密谋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引起朝臣极力反对。

泰昌帝驾崩当天，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才允许朱由校和大臣们见面。杨涟等人见到朱由校，叩首山呼万岁，并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定于当月六日举行登极大典。为朱由校的安全起见，朝臣们暂将朱由校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其安全。

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之后，又提出，凡是大臣的章奏，要先交由她过目，然后再交朱由校，遭到朝臣们的强烈反对。同时，朝臣们又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遭到李选侍拒绝。

按照礼仪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住在乾清宫。李选侍本来就没有资格住在乾清宫，她住进乾清宫完全是倚仗光宗的宠爱。光宗死后，按规矩李选侍必须搬出，让新任皇帝搬进乾清宫。因此，一些大臣在光宗死后的第二天就上疏，敦促李选侍移官。李选侍又提出要先封自己为皇太后，才让朱由校即位，也遭到大臣们的拒绝，李选侍和朝臣们的矛盾日渐激化。

朱由校登极日期越来越近。直到登极大典之日的前一天，李选侍仍然没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要继续住在乾清宫。群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选侍移出，给事中杨涟再次上疏，力促移宫，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极力驱逐，李选侍无奈，怀抱所生八公主，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殿。

九月六日，朱由校即皇帝位，是为熹宗，改明年为天启元年。李选侍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落空了。

熹宗即位后，传出谕旨，痛数李选侍数条罪状，又下令让李选侍搬出仁寿殿，移至宫女养老的哕鸾宫去住。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

“事事关心”的东林党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所书的一副对联，道出了东林党人身在书院、心怀天下的志向。

从万历“争国本”斗争开始，出现了长达数十年的党争。东林党就是在这场党争中涌现出来的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

东林书院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开始的“国本”之争中，吏部郎中顾宪成力主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而神宗却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因此，顾宪成颇遭神宗的嫉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又推举因拥立朱常洛而被解职的原来的首辅王家屏，被神宗削职罢官。

顾宪成的老家在无锡，无锡有一座东林书院，原为宋代杨时讲道之所。顾宪成被革职后，与其弟顾允成将东林书院重新整修，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后来，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又相继被朝廷所黜，也先后赴东林讲学。他们自负气节，与朝廷相抗。一些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闻讯响应。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他们“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在社会上引起顾宪成像很大反响，朝内官员也遥相应和。东林书院渐渐自成一党，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被称为“东林党”，顾宪成也被尊称为“东林先生”，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宦官擅权，政治日益腐化。顾宪成说：“在朝廷为官，志不在君父，在地方做官，志不在民生，离官而去，志不在世道，子所不取。”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吏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在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

天启初年，东林党由于在“移宫案”中力主郑贵妃移宫，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一大批东林党人被重新起用，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党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连魏忠贤对赵南星也有几分敬畏，安排自己的侄子去拜见他。但赵南星拒绝与魏忠贤接近，对与魏忠贤关系密切的官员严加纠劾，东林党与阉党的矛盾又尖锐起来。

杨涟像后来，魏忠贤窃据了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事等职，且与熹宗乳母客氏狼狈为奸，组成“阉党”集团。开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向全国颁示《东林党人榜》，公开逮捕迫害大批东林党人士。阉党干将魏广微为了迎合魏忠贤，将朝野中的东林人士翦除干净，竟凭个人好恶，将朝中官员逐一排队，分为两派，编造《缙绅便览》，上列具体官员名单，用笔在名单上圈点。心腹者加圈，极为重要的东林官员，就在名字旁点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其中被重点者有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100余人。然后将编好的名册秘密呈献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年），南北两京合朝官员70余人也纷纷上疏，讨伐魏忠贤，要求铲除阉党，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迅速白热化。结果，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专权乱政，欺君藐法”等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等人同被杀害。次年，魏忠贤又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魏忠贤又命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打击东林党。魏忠贤还指使党羽新都御史王绍徽编纂《东林点将录》，《东林点将录》仿照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列东林党名单，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同时，由政争迁怒于讲学，又矫旨拆毁全国各地书院，禁止讲学活动。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仅三年时间内，被残酷杀害的有数十人，下狱遣戍者达数百人，其他被革职、蒙冤、株连、打击者有几千人以上，东林党人几乎被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钦定阉党逆案，总计处理的阉党达460余人。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对被害惨死的给予特别礼遇，顾宪成、高攀龙、杨涟、周顺昌、邹元标等去世诸臣均加赠官爵。遭削夺的一批东林官员重新起用，同时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在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F0　11　　明朝的经济与社会

农业与手工业



明人绘《田家图》

明代腰机

在明朝200多年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之唐宋元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口方面，《明实录》所载明朝最高人口数字只有7000余万，但许多学者认为实际上应超出1亿（还有人认为可能达到1。5亿）。明朝耕地面积也在逐渐增长，最多时超过8亿亩，但耕地面积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人口膨胀规模，已经形成了人口压力严重和耕地不足的局面。

明人绘《田家图》在农具、耕作技术、灌溉技术、粮食产量等方面，明朝农业较之前代的发展相对有限，但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农民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则是比较突出的成就。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传统的农业单一经营方式已被突破，多种经营兴盛，经济作物棉、麻、桑、蓝靛、茶树、甘蔗、蔬菜、果木、花卉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很多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时还往往进行一些初级加工，或兼营相关副业，以获取更多的收入，以补粮食生产之不足。明朝人总结说，三吴明代青花云龙纹扁瓶地区赋税苛重，然而“闾阎不困”，就是因为当地人“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竞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见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在松江、苏州二府，棉作已经压倒稻作，“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嘉兴、湖州二府，则是蚕桑压倒稻作，“蚕或不登时，举家辄哭”。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地区需要依赖邻近地区提供商品粮，湖广、江西等地成为新的粮食生产中心，承担了向江南、福建、广东供给粮食的任务。江南本为唐宋以来最大的粮食产区，时谚云“苏湖熟，天下足”，而到明代，由于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谚语已变为“湖广熟，天下足”。

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朝后期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新现象。他们与单纯出租土地、坐收地租的传统地主不同，以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管理为特点，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注重集约经营，改良土壤、水利，进行认真、细致的经济核算，以提高生产效率。其所经营，通常也已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包括了许多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相关的副、牧、渔业，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明朝后期的常熟人谭晓，因当地“田多洼芜”，低价购买了大量空闲土地，雇佣乡民百余人，“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所凿水池养鱼，池上筑舍养猪，其余空地视地形、土壤情况种植不同的果木蔬菜，顺带捕捉鸟凫昆虫，此类副产品销售所得“视田之入复三倍”。其本人“纤啬惮费”，生活节俭，因此“赀日益，窖而藏者数万计”（见李诩《戒庵老明代镀金铜佛塔人漫笔》卷4“谈参传”条）。经营地主对僮仆、雇工等劳动者注意改善待遇，以充分发挥其生产积极性。成书于明末的《沈氏农书》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称，“炎天日长，午后必饥，冬月严寒，空腹难早出，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以早粥……饱其饮食，然后责其工程，彼既无词谢我，我亦有颜诘之”（见张履祥《补农书》卷上）。

明朝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规模在前代基础上继续有所扩大，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制瓷业中以吹釉法代替过去的刷釉法，施釉更加均匀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