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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明朝三百年-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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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桂投降满洲贵族，与清军联合镇压起义军。
李自成曾用来处理政务的故宫武英殿四月，李自成亲率大军攻打吴三桂，双方在山海关激战，在满汉地主阶级军队的联合进攻下，李自成起义军失败，撤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忙称帝，次日退出北京。李自成撤出北京后，有计划地实施战略退却的计划，经山西平阳、韩城进入西安。清军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二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壮烈牺牲。另一说李自成脱逃，削发为僧，名奉天玉和尚，得以善终。
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政权后，政治上，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颁行《通天历》，并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各官；经济上，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同时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军事上，设五军都督府，分兵一百二十营，并四面出击，逐渐占据了四川省全境。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可惜的是，在这期间，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大军之间因种种原因产生了矛盾，再加上内部矛盾重重，其势力逐步走向衰落。当时，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张献忠曾派人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并攻打汉中，但却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清顺治二年（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一方面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地主武装对抗，另一方面和清军作激烈的斗争。
清顺治三年（1646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朝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当时形势紧张，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四川合川）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进入川北。
李自成和张献忠（3）
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但却不幸中箭身亡，时年仅四十二岁。张献忠牺牲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后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吴三桂与清军入关（1）
吴三桂，字长伯，辽东人，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父吴襄，字两环，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武进士，崇祯年间先后任都指挥使、都督同知、总兵、中军府都督等重要职务。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吴三桂自幼便粗通弓马骑射，并以此而得中武举。不久，又以父荫为都督指挥，开始了政治生涯。
吴三桂像吴三桂的幼年，正是明朝衰落，后金兴起，辽东边境战事频繁的时期。因而从青年时期开始，吴三桂便随父征战各处，并以此而小有声誉。青年时期的征战生涯，丰富了吴三桂的阅历，并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而明清之际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也为吴三桂以后的军事、政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胜少。然而，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屡投机，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首先，明朝中央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明朝政府的京师——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政府，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
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早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
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腐朽透顶的明皇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暂时失去了倚靠的对象，为了寻找新的主人，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同时，李自成也派人到吴三桂军中劝降，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阶级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势力对比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一些措施，使得吴三桂的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后不久，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领导人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对俘获的明朝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这一行动，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诋毁、攻击农民军的流言蜚语，开始像瘟疫一样从北京传往外地。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
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陈圆圆像而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则表示与李自成起义军彻底决裂。
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吴三桂之妾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但是，这一事件的确是触发吴三桂叛李降清的偶然因素。明末，封建士大夫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起义军合作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起义军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生存，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就当时形势而论，吴三桂投向清朝虽然是势所必然，但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行，仍然有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明清两个政权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敌对状态，因此，不独那些战败降清的军政要员，如洪承畴、祖大寿等为士林所不齿，就是那些主张停战议和的大员，如杨嗣昌、陈新甲等也为此饱受唾骂，现在吴三桂却要去步这些人的后尘，会不会因此而给李自成政权制造一个动员各阶层人士讨伐自己的机会呢？其次，由于两个政权长期仇杀，吴三桂军队中的仇满情绪也相当强烈的，此刻，吴三桂在政治上倒向清朝，是否会引起部队的哗变？还有，皇太极在世时，曾多次劝吴三桂投降，但都被吴三桂拒绝，在此穷蹙无路的情况下，贸然求救，清朝会不会答应，会不会烧香引鬼而使吴三桂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吴三桂与清军入关（2）
为此，吴三桂先在三月底和李自成起义军决裂之后，制造了他和清兵联合入犯的假军情，以试探包括李自成政权在内的各阶层的反应，其后，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并煽动在京的士绅官僚为崇祯帝服丧。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朝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实施他的联清击李计划。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
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起义军主力进行火并，吴三桂则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但是，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
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难以扭转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吴三桂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可谓天赐良机。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
山海关东门城楼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痺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城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
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行抵关门之时，发现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知道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急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一来，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黎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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