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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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聊几句这位明石元二郎吧，这位后来官至陆军大将，当过第七任台湾总督，在任中死去。他死是死在日本，可又埋到台北的日本人墓地去了。那个日本人墓地日本二战战败以后也没有人管，成了国军老兵们的贫民窟。1994年阿扁当了台北市市长，不知怎的想起来要孝敬孝敬他，出公帑从国军老兵那儿把墓地买了下来，进行整修。修完了墓阿扁觉得还是不过瘾，仿佛还没有尽到孝道，又在三芝乡的店子村买了一块地，为明石元二郎修了一个极漂亮的坟头。

言归正传。就这样，沙俄虽然坚持不赔款但也不离开在美国朴茨茅斯的谈判桌。就这样僵在那里了。

日本可耗不起。几经讨论，山县有朋，大山严，桂太郎，儿玉源太郎，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的意见一致：不要赔款也要结束战争。

结果朴茨茅斯和约的内容是：日本放弃战争赔款，沙俄承认朝鲜为日本势力范围，将南满铁路和旅顺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并且割让库页岛南部。

应该说两个帝国都没有得到好处。沙俄呢由于战争的长期化和败战及其日本间谍在国内的活动，直接导致了国势的衰落，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连吃败仗，到最后连沙皇本人也被人灭了门。

唯一得到好处的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因为据说是他促成了日俄两国的和平，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给了他。

这边日本呢？朴茨茅斯和约的内容在国内一公布，立即就是一场轩然大波。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十四）

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样，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原因也是因为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山县有朋。这次是山县自己克服自己造成的障碍，总算带着大家混出来了。

但是山县有朋在政治上的见识和伊藤博文是根本无法相比的。所以虽然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一样在军事上都是日本胜利，但在结果上却完全不一样。这次山县有朋经济上没捞到现的，那些个什么“权益”，是要去刻意经营的，还得往下砸钱去投资。

所以1905年8月30日晚上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在朴茨茅斯宣布：“日本国天皇尊重文明和人道，为了和平，以妥协的精神命令我撤回支付军费的要求，承认桦太（日本对库页的称呼）的分治”时，虽然得到了西方各国的一致称赞和祝贺。但是9月1日日本各报在一起报道日俄媾和条约签订的同时，都发表了措辞极为强烈的社论：

“屈辱！”

“追查元老和阁僚们的责任！”

“面对着无边的悲愤，国民们能沉默吗？”

当然不能沉默，我们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他们上下嘴唇那么一动，就不要赔了？那是不是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起的战争债券也不要还了？NND，全是一群卖国贼！

于是，不肯沉默的国民们喊的口号是：

“撕毁媾和条约！”

“满洲军总进击！”

“斩小村的头以谢天下！”

“把大臣们和官邸一起烧了！”

说是说，真要烧大臣的官邸还是不敢。不敢烧大臣的官邸我还不敢烧老外吗？于是无数的人包围了美国大使馆，叫他暗中包庇俄国佬，大家扔石头砸哟。教会也一把火烧了它，全TMD“西洋鬼畜”的东西。打着打着脑袋就不听使唤了，刚刚还不敢烧大臣的官邸，现在敢了，于是内务大臣的官邸，《国民新闻》社也一起烧了。什么？警察还敢保护卖国贼？还敢镇压大家的爱国行为？MMD，连警察派出所也一起烧！这就是震惊西方的所谓“日比谷烧打事件”。时间是1905年9月5日。

9月6日，内阁只好宣布实行戒严，戒严令一直到11月底才撤销。暴动期间死了17人，负伤500多人，抓了2000多人，后来被判有罪的共87人。

就在宣布戒严令以后的9月7日和9月12日，神户和横滨的“爱国人士”们也还是照样反潮流，顶着风对着干，把个神户和横滨也给打砸抢了一遍。

中国人喜欢称非己类为“鬼子”，这个“子”还是人的意思，也就是说虽然是魔鬼，还是人变的。而日本人则称之为“鬼畜”，就更进一步了，这是畜牲变的魔鬼。前些时有日本新闻记者在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面前诉说委屈，说有中国人管日本人叫“鬼子”。武部一听乐了：“原来我们不也叫过什么英美鬼畜的吗”。

那些英美鬼子或者英美鬼畜们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

不是我们这些鬼子或者鬼畜借钱给你日本，买武器给你日本，提供情报给你日本，帮你日本阻碍沙皇舰队，帮你日本租借了威海卫军港，帮你日本出来斡旋和平，你日本就真以为就能胜得了沙俄了？连大使馆也敢砸，教堂都敢烧，整个是忘恩负义的异教徒。

而日本知识界呢？认为整个这件事是白种人的阴谋，英国利用日本打了一场代理战争，既削弱了沙俄的势力，又不让日本人得到好处。乘机卖军火放高利贷赚昧良心钱，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什么和平斡旋，整个一个白鬼子联合起来欺负黄种人的骗局。

日本和英美的反目，追根寻源，起因就在于由“七博士集团”引起来的那件东京打砸抢事件。其实在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就一直有排斥日本移民的行为，但在“日比谷烧打事件”以后就成为公开合理的事情了，最后发展到太平洋战争时美国人干脆把日本侨民全部关到集中营里去了。

当时全日本的传媒除了一家《国民新闻》外，全部加入了这场“爱国大合唱”。连日地讨伐“卖国贼”和“英美鬼畜”。当时敢于站出来支持媾和条约的政治家就只有伊藤博文，报人就只有《国民新闻》的主编德富苏峰。

既然是“爱国大合唱”，声部肯定众多，调门也只会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爱国名词”也就竞相出现，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大和魂”。夏目漱石在评论这个“大和魂”的时候说：“日本人象生着痨病一样，咳着叫着大和魂。…………记者在叫大和魂，扒手也在叫大和魂。…………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餐馆的招待也有大和魂。…………三角形的是大和魂，四方形的还是大和魂，这个大和魂还真是象个魂魄似的，晃晃悠悠到处都有”。

东京日比谷烧打事件的犯人们是被判了罪，但是社会上不如说还很同情他们：他们犯了什么罪？犯的不就是“爱国罪”嘛。所以第二年（1906年）1　月桂太郎内阁就倒了台。不要说，这在日本还是第一次由老百姓把个政府给赶下了台，您说这是一次民主的先驱行动也可以，但是在事实上是由于日俄战争的战后处理被一部分自私的政治家和知识人利用而煽动起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把政府给赶下了台。

从那以后，日本的政府就一直萎靡不振，但是这在外人看来倒是所谓“大正时代的民主主义”。见鬼，真正的民主怎么一转眼就会大变活人，成了“昭和时代的军国主义”？那不是民主主义，而是政府软弱。

这时，就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那些参谋们走上表面政治舞台的时候。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十五）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们就已经开始进入军队中枢机关了，象东条英机他爹东条英教在甲午战争时就是大本营少佐参谋了，前面提起的长冈外史当时是第一军兵站部少佐参谋长了。连那位第五期的明石元二郎也已经是近卫师团大尉参谋了。

到了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8年（明治41年），陆军大学校已经有20届学生共计463名毕业了。有人可能会奇怪怎么人数那么少？陆军大学校的意思倒不是“很大的陆军学校”，每届招生也就不超过50人，一开始每届也就十几二十个人。还有人可能会问，1883年（明治16年）陆军大学校开始招生，怎么到1908年才毕业了20届？这是因为中间打了两次仗，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战时按规矩陆军大学校闭校，大家一起上前线去，命大的活着回来再来读书。

陆大毕业生这时已经不仅限于当当旅团师团参谋了，甚至都不限于参谋本部的参谋和陆军大学校的教官了。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除去极少数例外的，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的主要位置全是陆大毕业生了。就是说作为参谋人才培养出来的陆大毕业生们，现在又是参谋官，又是指挥官，还是行政官了。

那么这些毕业生们作为指挥官，行政官合格吗？

答案大概是：“不合格”。

陆大毕业生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侍材自傲，目中无人；这也难怪，你想每年就那么三四十个人能通过难关入学，能不牛B，能不看不起人吗？所以一旦出事，从不会检讨自己，总是别人的过失，把电影《逆风千里》中的一句台词翻过来说就是：“不是我们太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

再一个就是视界极端狭窄；陆大毕业生们大多不识社会，不懂政治；因为陆大的毕业生中陆军“幼年学校”出身者占绝大多数，这种“幼年学校”是陆军办的一种学校，在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各有一校，每年各校招50人，全部寄宿制。毕业生一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从军，再考入“陆军大学校”，毕业后再从军，和社会不发生交往。所以经常会自行研制一些荒唐无稽的“理论”，然后再沉醉其中。

还有陆大的教育制度也有严重问题；片面强调分数。陆大和陆士（陆军士官学校）一样，对平时成绩看的极重。在校分数跟随学生一生，所以前文在谈到东条英教的仕途时才说他混得不好，因为东条英教是首届首席毕业生，而只做到中将就被转成了预备役。

这里不是在说分数无用，而是在说分数决不是万能的。举一个旁例，最有名的美国军人是谁？可能大部分人会说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吧。出身于显赫的军人世家，论成绩更是无人可比，从小学开始到西点军校毕业几乎所有功课“All　A”。1903年以陆军少尉从西点军校毕业，空前绝后，到现在西点军校还没有人能超过麦帅的成绩。毕业后在军旅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一直做到五星上将。

可是实际战绩呢？当然也打过“仁川登陆”那样的漂亮仗，但是在菲律宾扔下部属逃跑的不就是他吗？朝鲜战争对中国会不会出兵判断失误，发现错误时还不能及时修正，反而要用原子弹来解决问题的不也是他吗？如果不是杜鲁们总统及时决断，真被他弄出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也没准。

美国的西点军校教育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日本的什么陆军大学校了。

比如招生面试时，给考生一个题目：“XX地方有敌军，怎么办？”考生要是问一句：“有多少敌军？”就完了蛋了。应该怎么回答呢？应该这么回答：“包围起来，消灭了他”。这是在考你有没有“进攻的气质”呢！哪里是考试？整个一个问惮。

平时的考试和提问也是这样。明显防御有利的场合，哪位倒楣蛋要是不当心说出了“防御”这个词，就等着不及格吧。一定要说“虽然条件困难，但还是要寻找时机进攻，消灭敌人”。也就是陆军大学校就不教防御！所以日后日本陆军就不会防御，进攻时挺牛B，美军，苏军打回来了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实在要是发昏当不了死，那就来一个所谓“全军玉碎”。谁要是理解不了“自取灭亡”这个词的话，就看看皇军的历史就行了。

这是梅克尔少校留下来的遗产，到陆大建校为止，不管是普鲁士陆军还是德意志陆军都没有打过防御战。只有他们打别人，还没有挨过打呢，所以教不了日本人。而日本人呢，不管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也都没挨过打，所以就忘了还有“防御战”这个词了。

陆大毕业生们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严重迷信“精神万能”，这点应该是从梅克尔少校那儿学来的普鲁士陆军的传统。但比普鲁士的前辈的后代们又进了一大步：二战时的纳粹德国还知道打仗要坦克，飞机，日本陆军根本就可以说不知道。大家可能都看过一张北平刚解放时毛泽东主席在西苑机场阅兵的照片，那照片背景里的坦克就是日本的九五式坦克，像伸出来的一条短鼻子样的东西据说就是炮了，装甲只有12毫米厚！12毫米是什么意思？当时（1930年代）的共识是坦克装甲至少要25毫米，这还只是意大利那样的穷国的标准，美国是30毫米。在中国战场上就经常有日军坦克被国军的捷克式机枪打穿的实例。也别说，那坦克也能出口，卖给二战时日本的同盟国泰国五十辆，后来被泰国因为质量实在太差退了30辆货。而日本陆军还是敢坐着这种象纸糊出来样的“坦克”去和美国佬掐架！您说是不是应该佩服这些皇军们一把？

在马来战场上有日军指挥官把坦克埋起来做火力点，很被不明真相的人讥笑了一番。其实不应该讥笑动出那个脑筋的日本军官，应该称赞他头脑灵活，会利用废物才对！皇军们的那号“坦克”，本来就什么用没有，加上当时又没有燃料了。能用的就只有上面的机枪大炮了，虽然也不怎么样，总比从明治38年（1905年）用到那时候的“三八式”步枪，“三八式”山炮强点吧。

话再说回来，这“精神万能”的顶峰，当还属咱们“永远健康”的副统帅。人家都发明了“精神原子弹”了。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陆大毕业生们逐步占据了陆军三大衙门（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的大多数要害部门。但是大权还是掌握在山县有朋及其直系弟子们的手中，陆大毕业生们只是做些事务性的工作。

但现在，他们要参与军国大事，发表自己的见解了。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十六）

首先站出来发言的是后来一直做到首相的田中义一。

提到这位田中义一，中国人肯定不会陌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句臭名昭著的话，据说就出自他向昭和天皇提的洋洋四万言的书面报告，世称“田中奏折”。

先说一下这个“田中奏折”吧。这篇东西一直是真伪难辨。远东军事法庭上，曾做过民国外交部次长的秦德纯在出庭作证时也只是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问题是日本军阀就是按照这份预言书去行动的”。没能确认其真实性。

那么这份东西是怎么被中国人得到的呢？一般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说张学良的部下王家桢从日本得来的。怎么得来的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通过当时政友会议员，当过铁道大臣和邮递大臣的床次竹二郎认识了内大臣牧野伸显，从宫内厅资料室偷出来的。这位牧野伸显就是战后首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老丈人，也就是现在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的太姥爷。另一种说法是通过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某政治家家里偷出来的。

第二种是说浑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化了5万美金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玲结婚时的证婚人。

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格鲁乌”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给了中国人翻译出版的。

在这儿瞎猜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是王家桢弄来后给张学良，而那位“少帅”正忙着呢：鸦片要抽，女人要搞，哪有心思看那破玩意儿。于是王家桢再想办法转给了余日章，指望蒋介石能看到？

1930年这篇文书一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认为那是日本的《我的奋斗》（Japan”s　Mein　Kampf），所以总理大臣犬养毅赶紧出面否认这篇奏折，理由是里面有几处事实不对，比如死了的山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