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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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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较量是在延安，这一次张国焘败得更惨。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毛泽东、张国焘相拥而庆。然而，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却拒绝北上，企图另立中央。经历了南下的数次惨败后，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三过草地，也北上到达延安。
张国焘到延安后，政治地位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有其署名。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归国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负责人应由毛泽东担任。张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分别找毛泽东、张国焘详谈了数次。张国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服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不久，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张国焘失声痛哭。联系到张国焘在过草地期间“逼宫夺权”的表现，左路军三过草地，南下川康的失败，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少林将军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举起一只手，高声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他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然而，没过多久，王明的归来却令张国焘如芒刺在背，并最终成了他叛逃的导火线。
那天，张国焘一如既往，早起晨练。不料，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前，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住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领导。对方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闻知是王明，已现怒态的张国焘在寒风中一激灵，冰冷袭击全身。
这次，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不仅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的分量可想而知。一时间，毛泽东、张闻天、王明，人们已分不清谁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了。
昔日的夙敌王明从共产国际归来，以钦差大臣自居，而张国焘却正失势落魄，两相比较，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
张国焘打心眼里厌恶王明，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2节：王明与张国焘的两次较量（3）
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张国焘悄悄带着家人，到山下一僻静处，另外找了孔窑洞，隐居起来。他心里默默地说，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软肋，以出当年的恶气。他相信，以王明的无知与狂妄，肯定会出一些昏招，不愁抓不住其“辫子”。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发制人，居然主动找上门来。王明首先告诉张国焘，曾被张国焘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做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张国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的。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就在这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也可以说，是王明把张国焘从延安逼走了，导致其走上了叛逃之路。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已于4月17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1935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悔改，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中共中央决定的公布，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国焘没有想到中央会如此果断地处理他，慌忙给周恩来等写信。在4月24日的信中说：
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兄。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忽阅报上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
但是，中共中央已经把张国焘扫地出门，没有人再理会他了。从中央决定公布之日，在各级组织和部队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同志们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不齿。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关于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一切职务事》，全文如下：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帝陵，即弃职潜逃。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张国焘此种行动，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特由本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本政府概不负责。
就这样，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了，投奔了国民党的他很快就被国民党摈弃，过着很困窘的生活，最后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3节：风流成性的大汉奸周佛海（1）
风流成性的大汉奸周佛海
在亲日的汪伪政权中，有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他们分别是：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三个铁杆的亲日派，用钱钟书的话说，“天底下除了向日葵，再没有比他们更亲日的人或东西了”。他们三人中，周佛海被排名为第三号大汉奸，但论起好色来，他在其中绝对排名第一。
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后仍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1924年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蓝衣社）。这样一位心腹，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后来会背叛他。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
1938年周佛海背叛了蒋介石，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等，沦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汪伪营垒中，周佛海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早在1921年，周佛海就由于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杨淑慧，而抛弃了为已他生育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郑妹。其时，周佛海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常常去李达家做客，李达比周佛海大七岁，同周佛海是湖南老乡，于1913年赴日留学，1917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也是官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回到上海。李达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物，陈独秀一见李达就抓住李达的手说：“你搬到我家住吧，帮助我编《新青年》杂志。”就这样李达住进了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家里，不久李达就认识了在上海启明中学读书的女生王会悟。后来李达与王会悟在陈独秀家里由陈独秀的夫人主持结了婚。王会悟在启明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叫杨淑慧，杨淑慧是湖南湘潭人，与李达又是同乡，杨淑慧的家住在卡德路富里一○六号，与李达住的老渔阳里相隔很近，所以杨淑慧常去李达家里串门，就这样与周佛海相识了。
杨淑慧并非寻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是当时大上海的闻人，杨淑慧也算是有钱人家的富贵小姐，从小又受过良好的教育，绝非一般的女子可比。但她十分清楚站在她眼前的这位穷酸的留学生，虽然身穿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瘦瘦的、高高的，但关心政治。她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王会悟是一位热心的女人，她见杨淑慧与周佛海颇有几分意思，决定给二人做媒人。她先找杨淑慧。杨淑慧毕竟长在开放性的大城市里，接受过五四的洗礼，她曾经多次对父母讲，将来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选中意中人后，再带回家让父母过目。王会悟先向杨淑慧称赞周佛海有才华而且将来大有前途，杨淑慧当即就同意了。接着王会悟又找到周佛海，这时周佛海才向王会悟说明自己在湖南乡下有老婆，而且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想到为了自己留学，妻子郑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顾母亲及两个孩子，周佛海竟然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这件事，深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结了婚。聪明的王会悟立即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对周佛海说：“杨淑慧可以在你未来的事业上提供帮助，而郑妹仅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你可以写封休书给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经王会悟这番鼓动后，当即欣然同意。于是他也不顾在家吃苦受累、照顾老小的妻子是何感受，一纸休书寄了回去，从此便与杨淑慧坠入了爱河。
周佛海很快向杨淑慧求婚，当时杨淑慧才二十岁。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的前几天，一位消息灵通的《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在报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条新闻，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已早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做新郎了”。当看到这则消息后，杨淑慧的父母呆若木鸡，父亲杨卓茂顿时感到名誉受到伤害，于是，他拿着报纸找周佛海算账，恰巧周佛海外出，刘仁静就把杨卓茂带到张国焘的住处。刘仁静刚刚向张国焘介绍完，杨卓茂就跳起来大骂周佛海，说周佛海犯了诱骗良家妇女罪，并声言要到法庭上控告周佛海。只有二十四岁的张国焘与十九岁的刘仁静，二人还都是北大的学生，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连忙紧张地走过去。苦口相劝，让他不要告到法庭上去，他们了解情况后再说。
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就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杨淑慧对周佛海温柔体贴有加，并与其生有一子一女。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4节：风流成性的大汉奸周佛海（2）
然而周佛海好色成性，积习难除。1939年10月，周佛海第二次秘密赴日时，遇东京帝国大医院护士金田幸子。金田幸子年方十九，能歌善舞，后成为周佛海在日本的秘密妻子。
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金融界巨头、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三省经常帮助周佛海寻访名媛供其淫乐，潘三省亦因此而被提升为上海市储备银行总裁。不久，此事即被杨淑慧得知。当她发现牵线的竟是潘三省，更是气上加气，把潘三省叫来一阵打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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