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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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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联手创办了新文学运动的旗帜之一的《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当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张申府在当时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在其二十五岁时,就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申府之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筹备建党,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的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指张申府)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建党之初时张申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他与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创始人,张国焘是由他介绍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
张申府还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他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2月,刚从欧洲归来的张申府来到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因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荐,加上当时广州的留学生很少,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张申府受到廖仲恺等人格外热情的欢迎。时值国民党筹办黄埔军校,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的人会讲英语、德语。通晓英语、德语的张申府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中的第一人。
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他离开时张申府多次任政治部代主任,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张申府开出一张十五人的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张还为周解决了从欧洲回来的经费,用一手之力将周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
1924年6月下旬,张申府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
退党之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当时的哲学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的胡适,柏格森生命哲学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劢,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麟,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法的张申府。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还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几人颇相契合(冯友兰的堂妹后来还嫁给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几位大师级的教授齐聚哲学系,并称“四大金刚”,其阵容豪华,空前绝后,颇为壮观。
张申府还第一个发掘了钱钟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当年,钱钟书不过是二十出头在校学生,后来钱钟书和张岱年先生都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张申府在识人方面的先见之明。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姚依林)、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张申府当时的情人,后来嫁给了另一位传奇人物中共的创党元老谭平山)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张申府是游行总指挥之一。当时的政府于1936年2月将张申府、刘清扬同时逮捕,将他们关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两个月后,才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张申府又讲了几个月的课,到暑假时,清华当局囿于当局压力把张申府解聘了。
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民盟的前身,救国会另几位主要领导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
张申府离开共产党之后还追随邓演达。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与邓演达、章伯钧、黄琪翔共同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
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张申府为参政员,与蒋介石矛盾日深,蒋有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有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
张申府气愤地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纯属无中生有。
张申府因为平白无故挨了蒋介石的一通骂,怒气难平,就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政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跑来一再挽留,他才留下了。自然,参政员是无法再当下去了。
1948年,张申府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诸多的灾难。11月15日,在香港召开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十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赫然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一刀两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当了研究员,专心于文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在“文革”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直到1979年才获彻底平反。1986年张申府辞世,享年九十三岁。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7节: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民国武松”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民国武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和他的老上级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在永定门外大红门一带的对日作战中,相继战死,壮烈殉国。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登禹将军身高一米九,勇猛异常,冯玉祥在《公祭征文启》中说他“躯干修伟,负膂力,精技击”。赵登禹将军率领的二十九军大刀队所向披靡,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他还曾只身打死一只猛虎,被誉为“民国武松”。
赵登禹生于1899年5月16日,山东省菏泽县赵楼村人。赵登禹十三岁时拜本县武术高手朱凤军为师,后来精于拳术,善使大刀,能与十余人对阵,可举数百斤石磙。1914年十六岁时,听曾在冯玉祥部当过兵的乡亲说,冯玉祥参加过辛亥革命,带兵纪律严明,不扰百姓,遂与同村少年结伴,千里步行去陕西投奔冯军。当时冯军兵额已满,赵登禹被安排在佟麟阁任连长的连队里当了一名“只管饭,不发饷”的副兵。
冯玉祥带兵注重武功训练和文化学习。有武术功底又读过两年私塾的赵登禹不久即脱颖而出。两年后,冯玉祥在阅视操练时,一眼看中卓尔不群的赵登禹。那时赵登禹已长成身高一米九的大汉,脚蹬一尺二寸长的大鞋。冯玉祥将他叫出队列,问他会不会摔跤,敢不敢与自己比试。赵登禹连胜三跤,吓得同伴们怪他得罪了大官。不料第二天冯玉祥将赵登禹调到身边,当了“马弁”,即警卫员。
1921年,冯玉祥在陕西剿匪时,摆下了“鸿门宴”,要在酒席上擒拿当地匪首郭坚。不料尚未“摔杯为号”,伏兵竟挤倒了屏风,暴露了计谋。就在双方行将火并之际,赵登禹擒贼擒王,出手制伏了郭坚。因下手迅猛,拧断了郭坚的脖子。其膂力之大,技击之精,由此可见一斑。
1918年,冯玉祥驻军湖南常德时,郊外的德山有猛虎伤人。一次,赵登禹奉命送信,路遇猛虎,他竟像武松那样将猛虎打死。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挥拳的照片。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北平抗战牺牲后,7月31日冯玉祥在南京找出这张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1918年)的打虎将军”,以为纪念。
1933年1月初,日军侵占山海关,热河吃紧,平津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布防,第三军团二十九军担任喜峰口至马兰峪方面的作战。3月10凌晨,以宋哲元为总指挥的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赶到,赵登禹率队在喜峰口附近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们手提大刀,杀声震天,几处高地失而复得。
喜峰口位于河北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路通南北。汉代曾在此设松亭关,历史悠久。东汉末曹操与辽西乌桓作战,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都经由此塞。后易名喜逢口。相传昔有人久戍不归,其父四处询问,千里来会,父子相逢于山下,相抱大笑,喜极而死,葬于此处,因有此称。
3月12日凌晨开始,赵登禹、佟光泽两个旅分两路包抄敌营,拂晓前赵登禹到达日军特种兵宿营地,大刀队如神兵天降,痛歼睡梦中的日军。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
据《中国共产党迁西县历史》记载,从3月9日至3月13日的喜峰口血战中,歼灭日军四千余人。以赵登禹为首的二十九军大刀队的神勇使得全国振奋,也震惊了日本,日本国内媒体惊呼“明治大帝练兵以来皇军名誉,均在喜峰口外被宋哲元剥削净尽也”。著名音乐家麦新受喜峰口血战鼓舞,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1937年8月,这首歌在上海浦东大厦首演,麦新亲自指挥。现场群情激奋,很快就在全国传唱开来,至今长唱不衰。
此役中,赵登禹腿部中弹,却未受重伤。原来,战前发饷时,一名士兵领到的银圆中混有一枚假币,赵登禹即为他调换,并将假币随手放入裤袋。正是这枚假币挡住了子弹。事后,赵登禹还向那位士兵道谢。战后,赵登禹因功升为一三二师师长,又于次年提升为中将。
1935年8月,第二十九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二十九军奋起反击。卢沟桥抗战开始时,赵登禹正率一三二师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驻防。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三十多架飞机向二十九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三十余人,指挥二十九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坐车子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当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车子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临终时,他对流泪的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当时,赵登禹年仅三九岁,长子赵学武只有四岁,长女赵学芬才二岁,次女赵学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崇敬抗日英烈的北京龙泉寺老方丈,带领四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八年之久。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等军政官员,于1946年7月28日烈士牺牲九周年之际,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大会,并在会前向社会各界征集诔文、挽联。冯玉祥等人发出的《赵登禹将军抗战殉职九周年公祭征文启》,在列举了赵登禹的抗日功绩后,又说他“平生多轶事,人方之姜维斗胆云”。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登禹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两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一直沿用至今。B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8节:“瞿家”一门走出了四个中央委员
“瞿家”一门走出了四个中央委员
热播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眼球,牵动了大家对那段远去的峥嵘岁月的怀念。特别是黄埔三期六班执行得非常好的班规“钢刀归钢刀,同学归同学”,揭示出了那个时代的人生困境。这部电视作品隐隐约约地折射了当时真实的历史,许多观众都将电视剧主人公与历史人物对号入座,尤其对剧中的满门豪杰都投身红色革命的瞿家,无不肃然起敬。那么,电视剧中革命家庭瞿家有没有原型呢?
有!剧中那个看《国家与革命》入迷的瞿妈妈,其历史原型就是现代革命史上伟大的革命母亲葛健豪,她养育出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出类拔萃的四位伟人。
儿子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中共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五、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儿媳向警予,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毛泽东曾称赞她为“模范妇女领袖”。
女儿蔡畅,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妇联第一、第二、第三届主席,中共第七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女婿李富春,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建国后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
葛健豪为革命养育出了四个中共中央委员,堪称历史之奇迹。
葛健豪(1865—1943),湖南双峰县荷叶桂林堂人。葛健豪出生时,当地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国藩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葛健豪娘家葛氏家族,他们彼此联姻。葛健豪曾几次专门去拜望秋瑾。从她那里,葛健豪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思想。葛健豪的父亲原是湘军的参将,后做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
葛健豪年近半百还带着儿孙三代人进省城求学,后又偕子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是一千六百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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