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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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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投靠新主子了。
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当邓晓手舞足蹈地向新主子表示他最衷心的祝贺时，李渊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言不发。直到邓晓尴尬地停下自己的舞蹈动作，才听见李渊冷冷地说：“汝为人使臣，闻国亡，不戚而喜，以求媚于朕。不忠于李轨，肯为朕用乎？”（《资治通鉴》卷一八七）
从这一天起，邓晓终生没有得到李唐朝廷的录用。
也许在此后落寞无为、穷困潦倒的余生中，邓晓始终会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为何自己如此机灵地拍马屁，竟然也会拍出这么倒霉的结果？为何当一个聪明的识时务者，下场居然也会如此不堪？
武德二年对李渊和整个大唐王朝来讲，实在是充满意外的一年。
因为有许多事情从天而降。
然而从天而降的不一定总是馅饼，有时候也会有霹雳。
武德二年九月，李渊和他的大臣们全都被一声晴天霹雳震得目瞪口呆——太原丢了！
是谁这么该死，把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都给弄丢了？
是齐王李元吉！
【李元吉丢掉了太原】
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李元吉年仅十六岁。李渊率大军南下之后，命他为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后又进封齐国公，授镇北大将军，掌管太原及周围十五郡的军政大权。大唐开国后，李元吉晋爵齐王，改太原郡为并州，授并州总管。也就是说，从大业十三年五月起，这个少不更事的李家四公子就成了太原地面上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当他的父兄们在创建大唐王朝的道路上浴血奋战、开疆拓土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土皇帝在太原都干了些什么呢？
他只干了三件事。
第一是玩。
第二是疯玩。
第三是没日没夜地疯玩。
他最爱玩的游戏是“打仗”。可他的打仗游戏却与众不同。首先是要求真刀真枪，其次是要求见血和死人。这与其说是游戏，还不如说是角斗。是的，李元吉要的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角斗。他喜欢把他的奴仆、宾客，甚至姬妾都召集起来，发给他（她）们兵器和铠甲，然后让他（她）们不分对象地混战死拼，每次不玩死和玩残一批人，他绝不罢休。一旦来了兴致，李元吉还会亲自披挂上阵，参与角斗。虽然没人敢杀他，但是刀枪不长眼，李元吉也经常挂彩。不过他不以为意，一直乐此不疲。李元吉的奶娘陈善意实在看不下去，就苦苦规劝他别再玩这种死亡游戏，可李元吉非但不听，还借一次醉酒的机会耍酒疯，命手下人把陈善意活活打死。
除此之外，李元吉还喜欢打猎。他经常说：“我宁可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李元吉的打猎技术非常专业，每次出猎，光是狩猎工具就会满满当当装上三十车。狩猎队所过之处，农民的庄稼地往往被践踏得面目全非，左右侍从还经常趁机劫夺百姓财物。因此李元吉每打一次猎，并州近郊的老百姓就像遭遇了一场浩劫。除了射动物，李元吉还喜欢在闹市中射人。每当看到人群惊慌失措、抱头鼠窜的样子，他就会开怀大笑，觉得特别过瘾。
尽管齐王府中妻妾成群，李元吉还是不满足。所以，在玩杀人游戏的同时，李元吉还喜欢半夜大开府门，领着一帮人出去强奸民女。
总而言之，寻常的游戏对并州的这位土皇帝来说都是缺乏吸引力的。不管他玩什么，都要玩新鲜的、刺激的、出格的。并州的百姓们就这样被这个新王朝的四皇子玩得苦不堪言，却又求告无门。面对李元吉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恶劣行径，难道除了一个奶娘陈善意，就没人敢劝了吗？
有。
其实李渊也知道这小子不是盏省油的灯，而且年纪太轻，毫无处理政事的经验，所以很早就派了两个人去辅佐他。一个是外戚兼驸马、时任殿内监的窦诞（窦皇后的侄子，娶李渊女儿襄阳公主），另一个是右卫将军宇文歆。
不过这个驸马爷窦诞也是位顽主，李元吉玩的那些事情他没少掺和。所以敢直言进谏的人就只有宇文歆了，但是李元吉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管宇文歆说什么，一律当成耳旁风。宇文歆忍无可忍，最后只好上疏向李渊报告，一一指出齐王的劣行，最后说：“百姓怨毒，各怀愤叹，以此守城，安能自保？”
武德二年闰二月二十二日，李渊接到奏疏，顿时火冒三丈，当天就下诏解除了李元吉的并州总管之职。可是，被罢官的李元吉并没有从此痛改前非，而是天天在盘算对策。
他很快就想了一个官复原职的办法。你们不是说老百姓都怨声载道吗？那我就让你们听听老百姓的心声。
三月初，长安的宫门前忽然聚集了一大群来自并州的士绅父老。他们是来集体请愿的——请求皇帝让李元吉继续当他们的父母官。
李渊大喜。看来宇文歆打的小报告都是危言耸听之词，元吉还是颇得民心的嘛，不然这并州的老百姓怎么会千里迢迢地为他入朝请命？
三月十五日，李渊下诏恢复了李元吉的官职。
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李元吉无声地笑了。
民意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操纵的东西。别说发动几个父老去长安请愿，就算在并州搞一个全民公投，估计李元吉也能弄出一个100％的民众支持率。
民意固然容易操纵，可有一件事情李元吉无论如何也操纵不了。
那就是战局。
从武德二年三月下旬起，刘武周就开始了对并州的进攻。四月初一，刘武周亲率五千突厥骑兵进抵黄蛇岭（今山西榆次市北），兵锋甚锐，来势汹汹。李元吉命车骑将军张达率部对刘武周发动试探性攻击。可张达兵力薄弱，一再向李元吉表示无法作战。李元吉不听，强令他发动进攻。
结果可想而知，一接战，张达所部转眼之间就全军覆没。张达愤而投降刘武周，并亲自充当向导，于四月初二引刘武周攻陷了榆次。
随后刘武周迅速向纵深推进，于四月十八日兵临并州城下，李元吉率众出战，击退了刘武周的第一次进攻。四月二十日，李渊急命太常卿李仲文率军增援并州。五月十九日，刘武周转而攻陷了并州南面的平遥。六月十日，刘武周麾下猛将宋金刚率三万人攻陷了介休（今山西介休市）。随后，唐朝援军李仲文、姜宝谊部与刘武周部将黄子英在雀鼠谷（今山西灵石县西南汾水河谷）展开会战，唐军大败，李仲文与姜宝谊被俘。
刘武周节节胜利，李渊深感忧虑。右仆射裴寂自告奋勇，愿意出战。六月二十六日，李渊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出兵御敌，同时让他全权指挥前线战事。
九月，裴寂率军进抵宋金刚占据的介休，于度索原（今山西灵石县东）驻扎。宋金刚派人切断了唐军的水源，唐兵饥渴难耐，裴寂只好下令拔营，打算重新寻找有水源的地方。可唐军刚刚开始拔营，宋金刚立刻挥师进攻，唐军顿时崩溃，或死或逃，几近全军覆没。裴寂仓皇逃奔晋州（今山西临汾市）。
至此，唐朝在并州以南、晋州以北的城池全部沦陷，仅余西河（浩州州府，即今山西汾阳市）一座孤城。
九月中旬，刘武周再次进围并州。李元吉对司马刘德威说：“你和老弱残兵留下来守城，我率领精锐部队出战。”十六日夜，李元吉率兵出城，同行的还有他的一大群妻妾。
出战还带妻妾？
还没等守城的刘德威回过神来，李元吉已经马不停蹄地向南疾驰，直奔长安而去了。
李元吉前脚刚刚出城，刘武周后脚就已兵临城下。晋阳（并州州府所在地）土豪薛深迫不及待地打开城门，迎接刘武周进城。刘德威只能领着剩下的那些老弱残兵乖乖地缴械投降，并州就此陷落。
李元吉带着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逃回长安，满朝文武大为震惊。
这是李渊集团自起兵以来遭遇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而且还是不战而败！
李渊感到了一种锥心般的疼痛。
整个李唐天下无论丢了哪块地方都不会像并州这样让他心痛不已。
必须有人来为这次惨败承担罪责。
要让谁来承担呢？李元吉吗？不行，他毕竟是齐王，堂堂大唐王朝的四皇子，治他的罪就是在扇李渊自己的耳光，也无异于是在承认自己用人不当。
窦诞呢？也不行，他是外戚兼驸马，拿他治罪势必引发许多皇室成员的反抗情绪，而且政治影响也不好，副作用太大。
既然他们都不行，那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宇文歆。
李渊对他的心腹大臣、礼部尚书李纲说：“元吉幼弱（这一年虚岁十七），缺乏治理政事的经验，所以才派窦诞和宇文歆去辅佐他。没想到晋阳这个强兵数万、食支十年的龙兴之地竟然被他们一朝舍弃！听说是宇文歆出的主意，我准备把他斩了！”
李纲很清楚，皇帝是想抓宇文歆当替罪羊，可这么做必将寒了满朝文武和天下人的心，实在不是高明的做法。李纲遂据理力争：“齐王年少骄逸，可窦诞不但从未规劝，而且替他遮盖掩饰，导致士民怨愤，今日之败，罪在窦诞。宇文歆屡屡劝谏，齐王概不接受，这些事都有奏疏在案，宇文歆是一个忠臣，岂能杀他？”
李渊很无奈。
看来这三个人谁也动不得。
既然不能动，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第二天的朝会上，李渊亲切地把李纲叫到身边来坐，说：“多亏有您，我才不至于滥用刑罚。元吉自己不学好，不是两个辅臣所能管教的。”随即赦免了宇文歆和窦诞的罪责。
李渊可以不问并州之败的罪责，可他却不能无视并州陷落的后果。
武德二年九月下旬，刘武周占领太原后，即命悍将宋金刚乘胜南下，迅速攻克了晋州，俘虏了唐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随后，宋金刚又进逼绛州（今山西新绛县），攻陷了龙门（今山西河津市）。
战报传至长安，李渊和满朝文武再次震恐。
整个河东丢了大半，长安的门户已经豁然洞开。接下来，宋金刚只要一步跨过黄河，兵锋就可直指长安。
李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忧虑和恐慌。
【刘文静之死：裂痕与伏笔】
武德二年的秋天注定是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因为在并州陷落之前，长安朝廷内部就已经发生了一件让李渊极不愉快的事。
有个人要谋反，并且因此掉了脑袋。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掉脑袋的事情原本是很寻常的，但是这回却不太寻常。
因为这颗脑袋是从一个朝廷重臣的身上掉下来的。
准确地说，这个人是大唐的民部尚书、开国元勋，也是晋阳首义的功臣。他就是刘文静。
刘文静居然会谋反？这可能吗？
是的，这件事听起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可李渊和朝廷确实是以这个罪名把刘文静斩首的。
一个堂堂的开国元勋、首义功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刘文静之死对新生的大唐王朝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切都要话说从头。
刘文静和裴寂都是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是李渊的左膀右臂，对大唐开国所作的贡献可以说难分伯仲。但是从私交上来说，李渊和裴寂是好友，而刘文静则与李世民关系较为亲密。因此在李渊的心目中，裴寂的重要性自然要比刘文静略胜一筹，所以裴寂的地位也自然要比刘文静高出一头。李渊开设大将军府时，裴寂任长史，刘文静任司马；李渊入关成为大丞相时，裴寂转任大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也转任大丞相府司马；李渊称帝后，裴寂官拜尚书右仆射，刘文静官拜纳言……基本上可以说，在李渊的政治军事集团中，除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外，裴寂始终是第一号人物，而刘文静则始终屈居第二。
刘文静会服气吗？
他不服。
他当然不服！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才干和胆略都在裴寂之上，而且所立的军功又比裴寂多，凭什么裴寂就老是压过他一头？正所谓不平则鸣，刘文静当然也要鸣！武德元年，李渊登基之初，经常与裴寂同坐共食。刘文静马上抓住机会上奏李渊说：“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昔日晋元帝诏王导升御座共坐，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俯同万物，使群生何以仰照！’而今贵贱失位，臣以为非长久之道。”
李渊一下就听出了刘文静话里的酸味。他笑了笑，你刘文静既然学会了含沙射影，跟我大掉书袋，那我也不妨跟你掉一回。他笑着对刘文静说：“昔日光武帝刘秀与旧友严子陵共寝，子陵把脚都压到了皇帝的肚子上，光武帝还不是一笑置之。而今诸公德高望重，并且都是朕的旧交好友，往昔的欢聚之情，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公切勿介怀。”
天子李渊处处护着裴寂，对刘文静的谏言根本不予理睬，甚至还有点反唇相讥的味道，刘文静怎么可能不介怀？随后的日子，刘文静开始在朝堂上公开与裴寂唱对台戏。凡是裴寂赞成的他必然反对，凡是裴寂反对的他必然赞成。二人从此公然决裂，并且反目成仇。
浅水原兵败后，刘文静作为主要责任人被免职，虽然后来他又随李世民扫平了薛仁果，因功擢任民部尚书，但是地位大不如前。从前担任纳言时好歹也是个宰相，而今与裴寂相比身份已然悬殊。刘文静越想越气，经常与他的弟弟、时任通直散骑常侍的刘文起一起借酒浇愁。有一次喝醉后，刘文静居然拔刀猛砍柱子，怒骂道：“总有一天要砍了裴寂的脑袋！”
可是，还没等刘文静砍掉别人的脑袋，自己的脑袋就先掉了。
说起来也是事出偶然，而且只能说刘文静走了霉运。就在他满腹牢骚、郁郁寡欢的时候，他家里又平白无故地发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刘文静怀疑是妖魅作祟，就让刘文起帮他找了一个巫师作法祛妖。请人祛妖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这个巫师又喜欢装神弄鬼，一连几日都是大半夜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做法，而且披头散发、口衔利刃，看上去十分恐怖，说是祛妖，其实他本人更像妖。巫师喜欢装神弄鬼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又有一个家人告发了刘文静，对他请巫师祛妖的事情做了一番添油加醋的描绘和别有用心的解释。所有描绘和解释最终指向的目标就是——谋反。
事态陡然变得严重起来。本来裴寂还愁抓不到刘文静的小辫子，这回倒好，是他自己的家人把他卖了，刘文静还能怨得了谁？
告密者是刘文静的一个小妾，因为与其他姬妾争风吃醋而失宠，索性诬告刘文静谋反，要把他往死里整。所有对刘文静最为不利的偶然因素似乎突然间都凑到了一块。所以我们只能说，刘文静这回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不死都不可能！
李渊即刻将刘文静逮捕，命裴寂和萧瑀担任主审官。明明知道裴寂与刘文静不共戴天，还让裴寂去审案，李渊的用意不言自明。
审讯中，刘文静做出了这样的供词：“首义之初，臣任司马，与长史裴寂的地位和威望都差不多。而今裴寂贵为仆射，拥有豪宅；而臣的官位和赏赐却与常人无异。臣东征西讨的时候，老母亲和家人留在京师，臣都没有时间照顾。所以臣确实是心存不满，加上醉酒，才会发出怨言。”
李渊拿着刘文静的供词在朝会上对群臣说：“观文静此言，很明显就是想造反了。”
其实满朝文武全都心知肚明，刘文静落到这步田地绝不是因为他想造反，而是因为他得罪了天子跟前的大红人、当朝宰执裴寂裴大人，因此他也就得罪了天子。换句话说，他纯粹是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既然如此，谁还敢替他说话呢？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只有萧瑀和李纲替刘文静说了公道话。他们都坚持认为：刘文静绝无谋反之意。
最后李世民站了出来，一再替刘文静辩护。
李世民说：“当初在晋阳时，是刘文静最早提出了举义之策，后来才告诉了裴寂。等到攻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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