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史-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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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忽传出消息，“已有密旨，令南洋接济台湾。”台湾绅民大受鼓舞，拟再请刘永福为民主国总统，道员易顺鼎为副总统，“合力共谋，同心同德，扫平倭寇”，“以转旋台北之乾坤”。注5实则所谓密旨乃是讹传。十月二日，由台南回厦门商借兵械的易顺鼎，接到张之洞的来电：“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

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是欲为国家而反累及国家也。此事关系重大，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注6易顺鼎闻电后，叹曰：“不意天子断送台湾如此之酷，全台亿万生灵从此遂无生路，冤哉！”注7为之感慨不已。

台南外援既断，粮饷又复告罄，使刘永福进退失据。正如时人指出：“即卧龙复生，亦不能挽回大局。”注8此时，他见“四处之罗掘俱穷，百般之设法亦尽，张（之洞）、谭（钟麟）之接济已成画饼，番奴之进逼急若燃眉”，痛感“盖未动兵先筹粮，兵家为第一要。今日睹此情形，粮饷必定涸罄，土崩瓦解，势所必然。自念焦灼，言之激

昂。”注9不禁悲呼道：“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注10到十月九日，嘉义陷，台南成为一座孤城。正是，“兵穷食尽孤城在，空使将军唤奈何！”注11刘永福正在无计可施之中，英国驻台南领事胡力穑来访。相见后，胡力穑代表洋商的利益，向刘永福提出议和之事，因此双方有如下之对话：

胡：“打得久矣，各商民亦甚辛苦，究不如大家和好方为上策。”

刘：“如何和法？讲和之事，不是金银讲的。如果和了，百姓得安和亦好，但恐和后，我去了遭残百姓，我心何忍？”

胡：“和了，公内渡后，台之百姓即日百姓，焉有遭残乎？”

刘：“不知他如此否？他如果得安百姓，亦未尝不可。”注12

在胡力穑的劝说下，刘永福考虑，别无他法可想，只有和之一途。

十月十日，即日本第四混成旅团登陆布袋嘴的当天，刘永福通过英国军舰皮克号向日军转交了一封致桦山资纪的信。此信于十一日转送给高岛鞆之助。内称：“现在本帮办意欲免使百姓死亡受累，故本帮办亦愿将台让与贵国。”但提出要“先立条约两端”：一、要求日军厚待百姓，不可践辱，其台民不拘何项人等，均不得加罪残害，须当宽刑省法”；二、对其本人“所部兵勇以及随员人等，亦须厚待，不可侮辱，将来须请照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或南洋大臣，迅速用船载回内地”。高岛当即代表桦山复书拒绝刘永福之请，谓：

“汝似欲具条件乞和，曩依下关条约本岛归我日本版图时，总督桦山海军大将因好意起见，夙陈利害顺逆之理，恳谕汝速投兵撤回。乃汝当时故意左右其辞，斥此好意，窃据南部台湾之地，以至今日。况嗾使当地匪类，悍然抗我王师，久致本岛于扰乱者，汝实其魁也。今大军逼在咫尺，命庄旦夕，仍靦然乞和，且具条件，拟一如对答国将领相接议事之式，此本职所最不解者也。汝若悔前非，欲诚意乞降，唯有面缚自来军门乞哀而已。”接复书后，刘永福于十四日再次致书高岛，指出：前看桦山“既肯商议和好，今忽附言投降，将何以明信于天下耶？”并特别警告说：“双方攻战，其胜败之数不可预期，徒害生灵面已。本帮办为爱恤人民起见，始有此和议耳。若本帮办战不能胜，即率旧人退入内山，亦可支数年，而不时出战，决不令安居此地也。”注13从这些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此刻刘永福要的是有条件的和，而日方则要的是无条件的降。由于双方在原则立场上存在分歧，是根本谈不拢的。

当时，摆在刘永福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进入内山；二是内渡大陆。他一直在这两条出路之间摇摆，内心矛盾重重，长期难以作出决断。他在致高岛鞆之助书中说过“退守内山”的话。事实上，他也有此准备，在情况紧急时“安排退入内山”，并“已将辎重军装先用牛车运往”。尽管如此，因对进入内山坚持武装抗日，感到前途难卜，始终缺乏信心。在敌人大军压境之际，他起初确实想通过和谈来达到顺利内渡的目的，当这条路被堵死后，又想到还是要转移内山。此时，他致书易顺鼎称：“誓不走，如万难支，决入内山作草寇，与遗民共存亡。”注14十月十八日，刘永福召集部将会议，“或言退倚城东山，或言出城决战”。注15在当时来说，出城决战实孤注一掷，勇则勇矣，必全军覆没无疑。乃议决“退守关帝庙庄，据山以守”。注16这应是当时唯一正确的决策。据易顺鼎称：“台北义民望刘入内山尤切。益入内山有四利：一、地险倭不能入；一、粮足军不至饥；一、生蕃与倭为仇；一、义民到处相应。刘一日在内山，倭一日不安枕，犹之刘一日在越南保胜，法人一日不安枕也。”注17其后台湾局势的发展，证明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假若真能实行此策，则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武装斗争必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但是，到了十月十九日，在这必须立即实施进山计划的最后时刻，他却扰豫了。此日，曾文溪一战之惨败，使他大为震惊。这位身经百战的英雄，却求助于神灵，焚香跪求，得签云：“木有根技水有源。”解曰：“求财不得；求病必死；求子生女；失物无回；出行多阻。”签语颇不吉利。适在此时，谭钟麟托人带信来，促刘永福内渡。同时，台南城内“粮饷已罄，人心已变，将有哗溃之虞”。这样，他才下决心“拚死也要内渡”。注18当夜，刘永福率其子成良及部将、幕客数人至安平，乘英国商船爹利士号渡厦门。

十月二十日，日本吉野、浪速、大和、秋津洲四舰进入安平港内，而炮台并不发炮，绅民始知刘永福业已内渡。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台南东门外教堂的英国传教士巴克雷等，至二层行村日军第二师团前哨报信。同时，沿海岸前进的右翼支队派人送来海军所得的消息，也证实了巴克雷等的报告。本来，日军决定于二十三日发动总攻。乃木希典见情况有变，便命令前卫司令官山口素臣提前占领台南。二十一日黎明，山口率队自二层行村附近的宿营地出发，从小南门进入台南府城。至此，存在了一百四十九天的台湾民主国，终告灭亡。

十月二十七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十一月十八日，桦山又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台湾全岛平定”。注19但是，他高兴得未免太早了。“全局输未定，已溺有燃灰。”注20此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璀璨夺目的篇章。

注释：

注1　《刘永福乞总署代奏下忱书》，《普天忠愤集》第1卷，第23页。

注2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日战争》（6），第409410页。

注3　《张文襄公全集》，《中日战争》（5），第144147页。

注4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日战争》（6），第411页。

注5　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1），第145页。

注6　《张文襄公全集》，《中日战争》（5），第148页。

注7　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1），第145页。

注8　《上张香帅起义兵救援台湾书》，《普天忠愤集》第8卷，第24页。

注9　黄海安：《刘永幅历史草》，见《中日战争》（6），第411页。

注10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第106页。

注11　吴质卿：《感事诗》，见《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

注12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日战争》（6），第411页。

注13　《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第495498页。

注14　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6），的445页。

注15　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6），第348页。

注16　连横：《台湾通史》上册，第78页。

注17　易顺鼎：《盾墨余余》，见《中日战争》（1），第147页。

注18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日战争》（6），第413页。

注19　《日清战争实记》第47编，第25、43页。

注20　《岭云海日楼诗钞》卷2，《送颂臣之台湾》。　
　
　
　
　

　

　

　

　
　　
　
　

　

　



　结束语　甲午战争的结局及其影响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这次战争是日本蓄谋挑起的。因此，对中国来说，它是一次反侵略战争，其性质是正义的。但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战争指导上的失败主义，这次战争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在中国近代史的前八十年当中，清政府领导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即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战争。这五次反侵略战争的结局是相同的，最后都是以中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其中，甲午战争失败所造成的影响最为深远。这次战争，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沉沦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甲午战争的爆发，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它是日本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产物。早在一八六八年，明冶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宜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以实行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日本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为此，明冶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扩军备战活动。一八七O年，开始推行军制改革，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一八七四年侵略台湾受挫后，明治政府深感海军力量之不足，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铁甲舰，以充实海军。一八八六年，发布海军公债令，开始实施第一期三年造舰计划。一八八八年，中国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明冶政府以超过北洋舰队为目标，又提出了庞大的第二期五年造舰计划。并先后向英、法两国购买了六艘大型新式战舰，使它的海军力量一跃而居于北洋海军之上。到一八九四年，日本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采取欺骗手段，诱使清政府派兵入朝，从而为其大规模出兵朝鲜制造借口，以促成中日直接开战。与此同时，还在外交上纵横捭阖。无所不用极，一则欺骗、麻痹清政府，以使其相信和局可保；一则分化、拉拢西方列强，以使其默许，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海军便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终于挑起了战争。

这次战争打了八个月，中国屡遭挫败，日本也打得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已经精疲力竭了。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七日，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其海面进行。先有丰岛海战和成欢陆战，后有中日陆海决战的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第二阶段，从九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战争是在鸭绿江北岸和辽东半岛进行。主要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第三阶段，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战争是在辽东、辽南、辽河下游、山东半岛及澎湖岛进行。主要有辽东之战、辽南之战、辽河下游之战和威海卫之战。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宣告了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从光绪皇帝到清政府的多数官员是积极主战的，有些官员甚至主动请缨赴敌。在海军和陆军中，还涌现出众多的誓死抗败的爱国将土，或奋勇搏战，战功卓著，或壮志未酬，血染疆场，或被困援绝，宁死不降，表现了崇高凛然的民族节操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日军所到之处，当地群众也都自发地展开了抗日斗争。台湾人民所进行的反割台武装斗争，尤为慷慨激烈，可歌可泣。但是，无论帝党的积极主战还是爱国军民的英勇斗争，都未能挽回战争的败局。

经过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暴发户。日本向战败的中国索取赔款规平银二亿两，再加上赎辽费三千万两和威海卫日军守备费一百五十万两，共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约合三亿四千七百二十五万日元。另外，还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包括舰艇、轮船、汽船、军港设备、机器、枪炮、弹药、金银。粮食等等，约略计之，其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有八千万日元。这次战争掠夺，使日本发了大财。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踌躇满志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注1

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从此，日本政府便大力扩张军备，为发动新的战争而作准备。早在马关议和期间，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即提出，以“扩大利益线，称霸东洋”为目的，把师团编制加以扩大，以便作为战略单位使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打败俄国远东军队的扩军计划，把师团的建制翻一番，即在原有的六个师团（一个近卫师团除外）的基础上再增加六个师团。并迅速扩大炮兵和骑兵，使其成为能够适应近代化战争的军队。

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大将也提出了庞大的扩充海军的计划。“其目标是要在德国或法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时，用以击沉这两个国家能够联合派到东方来的舰队。”注2据统计，日本从中国所取得的偿金，用于陆军扩充费为五千七百万日元，海军扩充费为一亿三千九百万日元，临时军事费为七千九百万日元，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为三千万日元，共三亿零五百万日元，占偿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注3

根据《马关条约》第六款，中日两国还进行了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这次谈判历时一年，双方于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二十九条。条约规定，日人在中国已开及日后约开的通商口岸有设立工厂企业的自由。本来，通过《马关条约》第六条，清政府已经为日本新开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商埠。在这次谈判中，中国方面提出对日人所开工厂征百分之十的内地制造税，而日方又以此为要挟，胁迫清政府增辟天津、上海、厦门、汉口四处租界。在日本工商界看来，以制造税而换取四处租界的设立，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成功。因为这样一来，日本在中国取得了八处专管租界的设立权，比英国还多三处，其“已达一百万锭并仍在駸駸发展中的各纺织公司的棉纱等各种产品，将滔滔不绝地流进这个巨大市场。”因此，甲午战争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跳板”。“由于巨额赔款的流入，—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获得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资金，也就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和拥有较多的专管租界，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