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煮酒话西汉文景之治 作者:史杰鹏-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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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道：“臣听说上古君王派遣将领出征，临上路时，跪在地下帮将领推兵车，说：‘门以内，寡人管理；门以外，将军管理。有关军功爵位财帛赏赐的事宜，都由将军自己决定，回来再向寡人报告就行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臣的祖父曾告诉臣，李牧身为赵将，奉命防卫边塞，军中市场的租税本来是供主将私有的，他却全部用来犒赏士卒，也不用向赵王报告，所以李牧可以尽情展示他的才能，精选兵车三百乘，强弩射士一万三千骑，价值百金的士卒十万，最后才能北逐单于，东破东胡，西抗强秦，南斗韩、魏，那个时候，赵国威震天下，几乎建立霸业。后来赵迁被立为赵王，那个该死的下贱婢女生的儿子，听信了奸臣郭开的谗言，冤杀了李牧，让颜聚代替李牧为将，所以屡战屡败，终于被秦国击灭。如今臣听说魏尚为云中（辖境相当今内蒙古中部）太守，也是把本该当作私人收入的军市租税都用来犒赏士卒，而且还额外拿出私人的钱财，五天杀一次牛，犒劳宾客军吏舍人，所以匈奴闻之丧胆，不敢靠近云中边塞。曾经有一次匈奴人不知死活，冒险入侵，魏尚率领车骑进击，将他们大部分翦灭。他所率领的那些士卒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农夫出身，哪里懂得什么尺籍伍符（指记载军令、军功的簿籍和军士中各伍互相作保的守则）之类的繁琐文书，一天到晚拼命打仗，斩首捕虏，把功劳报送到幕府（军中主帅办公地点），一句话写得不对，那些文法吏就会说违反了法律，将所有赏赐全部勾销。臣因此认为陛下的法律执行得过于苛刻，赏赐太轻，处罚太重。魏尚后来就是因为在功劳簿上多写了六个斩获的首级数，陛下就将他下狱，削夺了全部官爵，而且罚做苦役。从这点来看，现在即使有李牧这样的良将，陛下也不会重用。臣说话太直，不知道委婉忌讳，死罪死罪。”　
冯唐的话可谓说到了点子上，虽然汉朝已经开始尊重儒生，但是刘恒本质上喜欢的还是道家和法家之术，而商鞅、韩非子的法家之术，很重要的一点虽然是“信赏必罚”，也就是说该赏的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但是里面还包含一个重要原则，我们必须知道，那就是能不赏的尽量不赏，能罚的一定要罚，或者说“轻赏重罚”，“赏一罚十”，商鞅曾经说过，最牛逼的国家，罚九赏一，第二牛逼的国家罚七赏三，弱国则罚五赏五。它的理论基础和人类豢养猎狗相似，把狗喂得太饱，就不好使唤了；如果狗不听话，不重重责打，狗也会不好使唤。换到人身上来，如果全国百姓都是穷鬼，钱财都在皇帝那里，那么控制起来显然容易得多，穷鬼是翻不了天的。在一个专制国家，典型的特点就是“国富民弱”，这个“国”实际上就等于独裁者和统治阶层，“朕即国家”嘛！老百姓穷得叮当响，并非他们没有创造财富，而是他们的财富以各种途径流进了权贵的腰包。汉武帝的时候，制定了一些政策，比如“盐铁专卖”和“酒类专卖”之类，由国家垄断了日用品的销售权，商人纷纷破产，政府财富迅速增加。当时有些清醒的儒家知识分子就批评说，天下的财富是固定的，不在民则在官，不能通过剥夺百姓的财富来建构一个虚假的强国。这说明儒家知识分子还是太愚，他们不知道使百姓穷困正是统治者的目的。　
刘恒对法家之术可谓深得精髓，那个身为文法吏吴公弟子的贾谊，尽管才华超群，就因为有一点儒家情结，而被刘恒贬往外地；而表面上精通儒家经典《尚书》，骨子里却刻薄寡恩的晁错却得到刘恒的无比青睐，这些表面上不好理解，实际上都跟刘恒喜爱的法家思想有莫大关系。不任用文法吏，怎么能把原来朝中的那些开国功臣们治得服服帖帖呢？怎么能牢固保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呢？　
刘恒可以说是古代皇帝中少有的精明皇帝，其他擅长驭下的皇帝大多还获得了严苛冷酷的评价，而刘恒却能做到斜风细雨，春风度人，最后以仁厚之名垂于青史，这显然有着天才的统治艺术。如果我们不对一些历史细节做认真的分析，简直会被这家伙蒙在鼓里。　
当然，虽说刘恒信奉法家的刻薄寡恩，可他究竟有些明君的特质，非常懂得从善如流。听了冯唐这么一番话，他又猛的拍拍大腿，大声赞叹道：“好啊！我听你的。”当即派使者持着节信，驰到狱中赦免了冯唐，复其官职为云中太守，同时拜冯唐为车骑都尉，主管中尉和郡国所属的车骑士卒。　


小章：第三集

在应付匈奴入侵的同时，刘恒在刑律上做了不少好事，这可能为他在历史上获取仁厚的声名捞分不少。　
即位不久，也就是元年十二月，刘恒就下了一道废除“连坐”的诏书，理由是：“法律是惩治恶人，引导善人的。现在罪犯已经得到惩治，而让他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也连坐受罚，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大家议论一下，怎么修正。”　
有关部门的官员全都不同意，说老百姓不懂得自治，我们只有通过严刑来帮助他们，当他们明白，他们的亲人也将因为他们的过错而得到严厉处罚时，才可以使他们不敢轻易犯法。况且这种做法属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丰富的历史背景，符合国情，有汉朝特色，不应当陡然废除。　
刘恒很不高兴，又颁下诏书，说：“只要法律公平，百姓就不会随便触犯。况且官吏们本来就有教育百姓弃恶向善的职责，如果百姓犯法，则说明官吏们不合格，这种官吏就是残害百姓的暴吏。我该拿他们怎么办，你们再详细讨论一下。”　
有关部门的官吏们这才慌了，看样子再辩驳下去会惹祸上身，这才齐齐表态说：“陛下给百姓加以大惠，德行盛大，非臣等所及。臣等皆请求奉行诏书，废除收帑等连坐的法律。”　
这是一件事。在第二年的三月，刘恒又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废除“诽谤”之罪。他说：“古代君王治理天下，在朝廷中设有鼓励进善言的旌旗和诽谤的木柱，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毫无顾忌地劝谏，让君主察纳雅言，才能使国家蒸蒸日上。现在我们大汉的法律却设有‘诽谤妖言’之罪，不许人议论朝政，这将导致群臣都不敢对我提出意见，我就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样一来，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来辅佐我呢？还是把这条法律废除了好罢。有的老百姓一同相约诅咒君上，后来又放弃了这个行为，官吏们仍旧判他们大逆之罪；不小心说错了话，官吏们又认为他们是诽谤，这只是那些百姓无知罢了，何必跟他们计较，乃至于非要把他们致于死地呢？我对此是大不以为然的。从今天开始，再犯这些过错的人都要作无罪处理。”　
这点尤其了不得，在一个专制社会，刘恒能广开言路，不再钳制百姓之口，充分显示了他的明君素质。虽然他对百姓的言论获罪只是表示可怜，认为他们是无知，但相比后世明清时代大批文字冤狱，相比我们生活在文革中那些因为言论而被处死的大批知识分子来说，不知好了多少倍。当然，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刘恒下的这个诏书，千万不要认为他真的就允许百姓随便指摘自己，该有的言论禁区，还是必须有的。比如你在日常生活中要用到“刘恒”的“恒”字之时，你不但不能直接说这个字音，连字形都要改写成“常”，以前的“恒山郡”干脆就改名为“常山郡”。这说明在那个制度下，所谓的言论自由仍旧是一种表象，而且他如果要特别说某个人不适合这条法律，那个人还得倒霉。可见，这种言论自由并非百姓的权利，而是一种赐予，皇帝可以随时收回。这个进步是微小的，是虚幻的，和过去的言论钳制相比，没有本质上的进步。　
刘恒的仁政，当然最最有名的还是那个“缇萦救父”的故事。　
缇萦的父亲名叫淳于意，是齐国临淄人，当过齐国一个叫太仓长的小官，所以又被称为仓公。这家伙年轻的时候就非常迷恋医术，到处拜师学艺。高后八年，他拜了同里的一个高爵平民阳庆为师，阳庆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平生收集了很多医家秘方，也没有子嗣，一心想找个可靠的人把秘方传下去。见到淳于意后，他觉得这小伙子是个可造之才，决定把平生绝活都倾囊相授。唯一不满意的是他发现淳于意以前学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满脑子都是垃圾般的所谓秘方。于是他给淳于意下了个死命令，必须把脑中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全部清空，才配当他的学生。　
淳于意没有办法，花了很长时间，绞尽脑汁才把以前学的东西忘得精光。阳庆考了他好几次，发现他对医术果然变得很白痴，大脑空空荡荡，可以由自己任意填充，不禁大喜，于是把自己所藏的医术和秘方全部打包，拷入了淳于意的大脑。这些秘方文件的数量很大，淳于意的智商虽然高，但可能还不是USB接口，接收很慢，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拷完。之后，淳于意到处为人看病，疗效都很好，忙得脚不沾地，那些请不到他的人甚至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文帝四年（《汉书》说十三年），淳于意犯了法被人告发，也不知为什么搞了特殊，竟要槛车押送长安审问。他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这显然是他一生的痛。因为那时有一句谚语：“盗不过五女之门。”家里有五个赔钱货，肯定一贫如洗，强盗大人自然懒得光顾。　
话说这五个女儿攀着淳于意的囚车嚎啕哭泣。淳于意坐在囚车里，本来就烦闷得不得了，听见女儿们号哭，大怒道：“你们他妈的号个什么丧？老子不是还没死吗。”说着又仰天长叹，“我淳于意这辈子造了什么孽啊！连一个男孩都弄不出来，生了这么一堆赔钱货，这倒也罢了，主要是有了急事一个都派不上用场。”　
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不服气了，嘤嘤哭泣道：“老爸，您也太看不起我们了，老娘我豁出去了，今天就陪你上长安。”　
淳于意眼睛一亮，这个女儿还真他妈有志气，想到自己坐在囚车里千里迢迢去长安，一路上不知要吃多少苦，有个女儿在身边照顾，可能会好得多。再说，押送自己的狱吏都是男的，一路上肯定闷得慌，闷到极致，或许就会殴打自己解闷。如果有女儿跟着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一路上的生活不就变得丰富多彩了吗。生活丰富多彩，狱吏老爷的脾气难道会不好吗？　
想到这里，淳于意就没有阻拦，缇萦也就收拾好几件衣服，跟着老爸的槛车上路了。一路辛苦到了长安，缇萦也没闲着，洗衣侍候父亲的同时，还写了一封信给刘恒。汉代那时候平民可以自由上书给皇帝，只要跑到未央宫司马门前，把书信交给司马门主管上书的官吏，官吏就会代为转达。所以上访的人还不少，司马门前每天跪着一地。　
也许因为老爸是文化人的缘故，缇萦的信写得很有文采，她是这么说的：“妾身的父亲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廉洁公正，整个齐国人都对他交相称颂。只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都免不了犯错，如今他触犯刑律要遭受肉刑的惩罚，妾身非常难过，并深切地感到，人死不可复生，肢体受刑不可复连，就算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因此，妾身愿意罚入官府为奴婢，为父赎罪，使父亲有改过自新的可能。”很显然，现在别说是高中生，就算一般的大学生也写不来。当然，我们尽可以怀疑原稿不是这样，现在的版本是经过司马迁帮忙润色的，这样心里会好受得多。　
所谓肉刑，这里还要多罗嗦几句。　
秦汉以前，官府经常对百姓施加肉刑，肉刑种类很多，比如有脸上刺字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斩掉双脚的刖刑、割掉生殖器的宫刑，这些刑罚是原始时代的残余，非常野蛮。在《左传》、《庄子》、《礼记》等先秦古籍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残废在热气腾腾地活动，他们都不是天生的残废，而是后天的刑徒。有些刑徒身残志坚，不甘寂寞，在历史上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搞出了很大的动静，推着历史的车轮轰隆隆的往前狂奔。《左传·文公十八年》里有个故事就很好玩，说是齐懿公还在当公子的时候，和朝廷大夫邴戎（或作邴歜）的父亲争夺田地，没有争赢，怀恨在心。等到即位之后，邴戎的父亲已死，齐懿公这口气不知道往哪出，干脆把邴戎父亲的尸骨从坟墓里掘了出来，施加了刖刑，又让邴戎当自己的车夫。齐懿公这个人比较好色，还抢夺了另一位大臣阎职的妻子，并让阎职当自己的车右，以为陪乘。古代的车右一般选强壮的男子，和现在的保镖类似。　
有一次，齐懿公出游，让邴戎驾车，阎职参乘，去临淄东门外的避暑胜地申池玩乐。某天，邴戎和阎职两个人在申池里洗浴畅游，不知为什么发生了争执，邴戎提起马鞭，就打了阎职一下。阎职大怒，想要还手，邴戎嘲笑他道：“你他妈的老婆都被人抢了，还整天乐呵呵的，一看就是个没脾气的货，老子打你一下有什么了不起。”阎职反唇相讥：“你他妈的死鬼父亲都被人施加了刖刑，你这傻逼还不是照样没脾气，有什么资格说我？”一句话惊醒梦中人，邴戎恍如醍醐灌顶，是啊，这样的奇耻大辱，自己怎么麻木不仁呢？于是两个人同病相怜，握手言欢，共诉衷曲，痛不欲生，很快结成了统一战线，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杀死齐懿公。　
过了几天，齐懿公在申池渌水荡漾的青翠竹林里饮酒作乐，醉醺醺地睡着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两个忍辱含垢的壮士偷偷潜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齐懿公给做了。他们把脑袋切下，尸体则藏在竹林里，呼哨一声，双双逃往楚国。可见刖刑在当时是多么普遍，连死人也不放过。齐国人好像十分热衷刖刑，齐景公的时候，齐国人的赋税特别重，三分之二的收入都上缴了。法律尤为严酷，甚至造成了市场上有专门出售假肢的摊贩，叫“假肢一条街”，生意异常红火，比鞋子还热销。齐景公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虽然他比较昏庸，却并不傻，知道假肢比鞋子卖得好意味着什么，当即下令废除了刖刑。至于黥刑当然更普遍了，淮南王英布，又名黥布，就是因为他早年犯法，被处了黥刑。《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因为处了宫刑，他把自己丢掉生殖器的愤怒和屈辱全部发泄到自己的著作上，才写成了慷慨激昂的不朽巨著《史记》。《史记》的饱含感情，是其他任何史学家也达不到的，因为他们的生殖器都好好地挂在胯下。当然，也不是说只要割掉生殖器，就一定能写出好东西，否则我们古代灿烂的文化岂非都要太监来创造？明代一个叫柯维琪的史学家不知道这点，就做了一件很可笑的事，他因为特别崇拜司马迁，立志也要写出一部像《史记》那样的名著，于是干脆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不再把心思花在女人身上，潜心写作，却没有成功。我们知道爱迪生说过：“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可这百分之一的灵感你没有就不行，那是天生的，不是你割掉生殖器就会自动补偿给你的。况且很多天才同时都是色鬼，保留了生殖器，说不定里面的雄性荷尔蒙还能够激发灵感，现在你割掉了，唯一希望都失去了，那还能怎么办？柯维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终究还是成为了一个三流的史学家，沦为后世的笑柄。　
有关肉刑的历史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已经可以深切体会到肉刑的野蛮残忍。话说刘恒看了缇萦的上书，大为感慨，愀然不乐，当即下诏说：“我听说上古时代，犯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