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的纽约琐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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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




3。　艺术与良心（1）




奥斯卡颁奖大典最近几年添了一项内容：将年内去世的电影名流（演员、剧作者、制片、导演）生前作品片段，辑录集锦现场播映，名曰“怀念”。在连绵起伏的配乐中，亡者名姓连串而过，这时，盛会的喜庆气氛倒也不是乐极生悲，却陡然伤感起来。人死了，角色仍在银幕上哭笑，且大抵是早期黑白电影里的俏姑娘或俊小伙，鲜蹦活跳。其实当代的观众早已忘了吧，忽然重逢，啊，是他（她）们呀！

鬼。看老电影里的男男女女都像是活见鬼。费里尼说得客气一点，他说，人走进电影院是为做梦。

名震影史的人物，譬如几周前才刚辞世的大导演库布里克，则尺寸太大，不该放进匆匆一过的“怀念”集锦，所以今年的盛会特意添一组库氏毕生作品的剪辑，暗下灯光当场放映。放过，华灯大亮，全场衣香鬓影又复容光焕发，期待下一个重头节目：颁发本年度的“终身成就奖”。在过去十数年收看的实况转播中，我现在记得三位受奖的大牌人物：索菲娅·罗兰、黑泽明、费里尼，还记得他们的得奖感言？

索菲亚著名的大嘴用西西里口音英语说：我一生的体会，天才？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黑泽明像个老实勤恳的公司总裁，请翻译告诉大家：我觉得我还不太了解电影。费里尼！在音乐发作、掌声雷动中施然出台，他谁也不看，晃着手指朝台下某排座位中的他的妻子叫道：别哭，别哭！我跟你说过，别哭！

当然哭了，随即破涕而笑。费里尼的妻就是个性格演员，不作表情也表情。

“终身成就奖”，棺未盖而论先定，向来被影人视为名垂影史的最高光荣，也是奥斯卡不可错过的碑铭，是故从来非同小可，必得赶在大师尚在人世时颁发。昔年影史神话人物卓别林望九之年专程从瑞士赶来领奖并接受全球观众致敬时，他已离开美国二十多载，早已息影，距他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更长达半个世纪了，但奥斯卡奖不能放过他，否则，不是大师与奖失之交臂，而是奥斯卡对不起历史。记得我首次观瞻是项大奖场面，是1979年在北京看卓别林传记片的末尾一段：老人白发苍苍面对全场后生，努力抑制泪水，喃喃地说：我爱你们，你们对我真好！末了，他顺便做了个帽子滑落反手接住的滑稽动作。

年年3月奥斯卡盛会当晚，只等获颁终身成就奖的大师一出台，总是全体来宾轰然起立，总是哗然喧腾经久不息的掌声，全场气氛不再是开奖唱名的一惊一乍，不再是美式娱乐圈圆熟而恣意的调笑，所有人油然动衷神情庄严。艺术家！只见艺术而不见到艺术家，艺术将会是怎样情形？那一刻我甚至幻想凡？高同志或马奈先生忽然在台前出现，给我几分钟热泪盈眶直勾勾傻盯着他们的机会。

今年。今年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是美国大导演伊利亚·卡赞，他的力作，即根据威廉·田纳西话剧《欲望号街车》改编的同名电影，日后成为“天王巨星”的马龙·白兰度和《飘》女主角费雯丽在其中演对手戏，卡赞以擅长调教演员见著，四五十年代是他事业的盛期。一行有一行的寨主，一代有一代的大师，我并不熟悉卡赞，有名的《欲望号街车》竟是看不下去。担任司仪的是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大演员罗伯特·德·尼罗。赞美词过后，照例播映他毕生作品的集锦，接着是唱报卡赞大名，照例鼓乐齐奏，台内布景中央豁然开启，老先生颤巍巍步向台前：就在这时，现场录像转播了奥斯卡盛会鲜少出现的蹊跷场面：

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来宾从座位这里或那里零星站起，抬手鼓掌（其中有中国观众熟悉的梅丽尔·斯特里普），差不多好几条座线的整排来宾端然在座，不鼓掌，不出声。镜头切换到卡赞，他遍看坐席，轻微而显著地愕然，镜头拉开，收入全场站者坐者参差错落的全场景。他语句阻滞，笑容勉强，感言简短，旋即被领回台内。全过程也就几分钟吧（向卓别林起立鼓掌据称长达十五分钟），仪式照常进行，那一幕好似没有发生；台上台下的演员以教养和技巧使那几分钟过得尽量合乎礼仪，因为所有人当场目击礼仪发生裂痕，准确地说，未曾起立的来宾履行了另一项“礼仪”：集体的沉默——这位卡赞，今晚他勾起了几代好莱坞影人的政治记忆。




3。　艺术与良心（2）




50年代冷战肇端，美国进入全面清查清洗左翼人士的“麦卡锡时代”。可怜好莱坞年轻演艺家当年实在是奉左倾为时尚而加入共产党，结果纷纷被打入黑名单遭到整肃，重者自杀、疯狂，轻者失业、酗酒、沦落。不少涉案作者日后则改名换姓才能发表作品。当时左倾的卓别林虽未入党，但他是那场著名整肃行动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他被时任众议员的尼克松亲自划入驱逐名单，提前结束了他在好莱坞的辉煌事业，回到欧洲。这一去，直到70年代奥斯卡新一代影人发出恳请这才回到美国受奖。

卡赞，一度的共产党员，1952年经联邦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唤出庭，供出八名同党得以避祸，日后事业顺遂。另一位同党，当时已经成名的演员伏莱德·格莱夫拒绝合作，从此自影坛销声匿迹。半世纪后，卡赞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提名，遭到同行同业的强烈反对，照中国的说法，他是一位“叛徒”，美国人则视之为可耻的“告密者”。然而时过境迁，卡赞影作等身。评选者谓艺术与人应该分开考量才是道理，在一片争议中，终于通过颁奖。是夜，遂有前面提到的一幕。

那些日子，所有好莱坞权贵的长条房车里出现传单：“不起立，不鼓掌。”报章则引述同情卡赞的大演员华伦·比提的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儿讨论通过还是不通过，因为我们都不必亲身经历那个困难的时代。结果这位好莱坞著名的“花心男子”起立鼓掌，而在他身边的妻子——好不容易将华伦收服为丈夫的著名演员安奈特·贝妮则凛然端坐。在奥斯卡会场外，当天有一百五十人（多为当年受害者家属）持“不要洗白黑名单”标语牌抗议，另有一百五十人站在卡赞一边也加入抗议。场内，成排坐而不起的人士不但坐而不起，并冷眼等待暮年的卡赞是否其言也善、天良未泯，趁这最合适，也是最后的机会，向往事道歉。

没有道歉。他太老了？八十九岁。他分明说，感谢奥斯卡委员会颁奖给他的“勇气”。好几位坐者面色越发峻怒，其中有入围最佳影片的年轻导演。两位司仪都现出难以欢然坦然的神色，斯科塞斯，不知是为此羞惭还是开玩笑（或许两者皆然），索性紧贴卡赞身背后躲藏自己，老人嗄哑地唤道：马丁，你在哪儿？然后将无可奈何、不情不愿的马丁拽回身边。斯特里普四顾坐席毅然起立，然而听完卡赞感言后，她的善良目光一瞬间闪失焦距，泄露内心的失望。但愿我的解读是错了，但事关重大而在大庭广众，迅速的一瞥，意思尽皆收入视线，奇怪，毅然起立者多是中年一辈，默坐抗议的反而都是比较年轻的演员——历史无情人有情，我这才目睹伤害怎样潜越时间。西谚谓：“我们原谅，但不忘记！”我也这才领教西方人执拗的集体记忆。

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一回类似的场面，大概要算是曾经卡赞调教而后声名鹊起的马龙·白兰度那次著名的行为：事在70年代，他获颁最佳男演员奖，自己不出席，却支使一位印第安籍的青年女子在代他上台领奖时，宣读他的一篇文稿，无情谴责白人在19世纪残酷屠杀灭绝美国中部“伤膝镇”土著印第安人，痛揭美国国家和全体白人的历史伤疤。所有来宾猝不及防，不得不坐听始终，奈何他不得。今世美国芸芸白人众生谁该对祖宗的罪孽负责？好一个白兰度，他为此名上添名，而这名分搅了好莱坞一台大戏。

前后两次，事主事因不同。上次台上给台下出难题，这回是台下不给台上脸面，然而都在颁奖大典当场“发难”，都是为了与在场来宾其实无关的陈年宿怨：今晚所有以沉默表态的演艺人士不曾身受麦卡锡时代之害，当年，他们之中有半数尚未出生。半个世纪过去，此人此事与他们何干？他们对那段历史岂能感同身受，而曾经感同身受的那一代人十九早已退出历史，在座的晚生实在与卡赞无冤无仇，今晚他们坐在这里只因是大牌明星，身价千万盛装华服争奇斗艳，忽然，他们板起脸来逞示自己尚有良心。




3。　艺术与良心（3）




做人要凭良心，艺术也要凭良心。凭良心讲，卡赞获奖的资格毋庸置疑，一如他的白圭之瑕毋庸置疑。怎么办呢？只好是有人同意而有人不同意；有人起立，有人就是不肯起立。今晚，不论是表达内心的敬意还是鄙夷，二者都不容易做到，真的，都要拿出几分勇气。

卡赞旧案属政治事件，端坐抗议也是政治表态，这篇稿子起先的题目是“艺术与政治”。但艺术家不事政治，也并不都会遇到政治麻烦，于是改成现在的题目。卡赞长得古怪丑陋，大而无当的鼻子霸占颜面，鼻梁鼻翼疙疙瘩瘩——这倒与他过往的劣迹无关，也非关良心，那是上帝的事。他的代表作回顾集锦颇有几段悲壮动人的画面，诚然大师手笔。这金像奖与受奖典礼是他一生的艺术的报答，抑或是他一时过错的报应？当他扫视全场，镜头也扫视全场时，天可怜见：一位老人，老艺术家，在他毕生最光荣的时刻不得不将自己同时交付给无以逃遁的难堪，众目睽睽。呜呼！昔年麦卡锡分子和今晚的来宾都不肯放他一马。四十七年前他出庭时经历怎样的内心挣扎？同此刻相较，孰难，孰易？

所幸我未被传唤出庭或被邀请参加奥斯卡盛会。居家坐看电视更不必牵动良心。瞧着卡赞老苍苍站在聚光灯下斜举奖座左顾右盼、结结巴巴，我怜悯他。我竟也传染到难堪的苦味，而台下的场面又实在令人肃然起敬好生佩服。在沙发上久看电视身子会斜下去，那一刻，我不由得缓缓欠身，直坐起来。

1999年3月




4。　艺术与艺术家




毕加索不愿回电纽约现代美术馆支持“艺术自由”，将电报扔进废纸篓。事在1946年。但他与吉洛关于这件事的谈话还没完。以下摘自《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第213页—214页：

我提醒他，马莱伯曾指出，对国家来说，一个诗人的作用还抵不上一个成天玩九拄戏的人。“没错，”巴布罗说，“柏拉图为什么说诗人应该被驱逐出共和国？就因为任何一个诗人，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反社会的，并非诗人和艺术家要这样，实在是他们只能如此，国家从国家角度出发，当然得把他们驱赶出去；而他若是个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不会想要被人认可，这正是艺术家的天性。

“艺术家一旦被认可了，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是可以理解，可以通过的，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根本不值一钱。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都没法得到承认。人们就是看不到那么深，那么远。说什么要捍卫文化，要给文化以自由，纯属荒唐。人们只能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捍卫文化，譬如指继承文化遗产；而自由表现的权利是要艺术家自己去夺取，而不是由人赐予。它不像某个原则能够加以确定，而一旦确定后就得存在下去。假如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只有一条，即此原则之所以存在乃是为了反对现存秩序。

“俄国人才那么天真，以为艺术家会适应社会，他们不懂什么是艺术家。国家对真正的艺术家，对那些真知灼见者能怎样呢？不能想象俄国会出个兰波（法国前卫诗人）。连马雅可夫斯基也自杀了。

“有创见的人与国家是完全对立的。对国家来说只有一个办法——扼杀那些具有真知灼见的人，如果社会这一观念是为了支配一个人的思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必定要毁灭。反之，要是没有扼杀个人的国家，也就不会有具真知灼见的人：只有在这么一种时刻，在这么一种压力下，才会有具真知灼见的人。

“人只有在越过无数障碍之后，才能称得上是艺术家，因而对艺术非但不该加以鼓励，相反应当压抑艺术。”

1999年3月28日




5。　艺术与自由




摘自《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弗朗索瓦兹·吉洛、卡尔顿·莱克著，周仲安、吴宪、姚燕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11页：

米罗走后不久的一个上午，我们收到卡恩韦勒寄自巴黎的快信，信中还夹着一份纽约来的电报。

此前，我们已听说不少美国国会议员谴责现代艺术将导致政治颠覆的怪论，这些论调类似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煽动性演讲，也是目前俄国人津津乐道的。唯一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国会议员把现代艺术视力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而俄国人则将现代艺术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腐败”。持有这种论调的人都是美国亚文化阵线中的极端分子，而纽约现代美术馆显然是抵制这类人的一个中心，这份电报便是这一抵制中心所急切发出的“心灵的呼声”。签名的有画家斯图尔特·戴维斯、雕塑家利普切兹，以及当时该馆绘画与雕塑部门主任詹姆斯·约翰逊·斯威尼，电报是经由卡恩韦勒的美术馆发给毕加索的，全文如下：

美国新闻界和美术馆反对绘画与雕刻自由表现的声浪日见高涨。支持平庸之辈和功利主义者的巨大压力重新兴起。艺术家和作家们为了重申他们的权力，将于5月5日在现代美术馆召开会议。您的支持对会议的成功意义重大。请来电声明您强调艺术创新有必要予以宽容。电报请发百老汇大道1775威斯尼。

电报里附有回电费用业已预付的收据。我把电报给巴布罗（即毕加索）译了出来，又给他念了卡恩韦勒的信。卡恩韦勒已读过电报，他的评语是“胡说八道”。对于日益高涨的反对艺术自由的声浪，卡恩韦勒反问：有谁在乎？对于那帮人谁也不必担心。他又说，或许他错了，毕加索也许会觉得有必要强调对艺术创新应有宽容之心。

巴布罗摇摇头，说：“卡恩韦勒是对的。艺术是起破坏作用的东西，的确不该获得自由。艺术和自由，恰似普罗米修斯的火，只能被偷来，用来反对现存秩序。一旦艺术成为官方性质，并向所有人开放，它就成了新的学院派，”他将电报往桌上一扔，“我怎能支持这种观点？要是有朝一日允许艺术畅行无阻，那是因为艺术已经被淡化，显得软弱无力，不值得为之奋斗了。

“眼下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强有力的学院派艺术可以是值得与之抗争的，也许可以说，学院艺术已经奄奄一息，而这对现代艺术是很不利的。原则即便糟糕之至，也该制定原则，艺术有没有力量的佐证，就在于它能否冲破种种障碍。清除障碍的结果无非是：艺术变得空洞乏味、苍白无力、毫无意义，艺术的价值将等于零。”

巴布罗仔细看了那张预付款项的收据。“得，他们白白为我浪费了938法郎。”说着，他将收据扔进废纸篓。

1999年3月28日




6。　美术馆（1）




美术馆应该算是领会形式、评判形式的最后场所吗？

——杜尚

孩子喜欢打量穿制服的人。我也喜欢。在这儿，警察的黑制服和一身披挂当然最醒目：帽徽、肩章、警衔、枪、子弹带、手铐、警棍、步话机，外加一本记事皮夹。有一回我在地铁站点烟，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