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画家-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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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地的仪式刚举行到一半，我看见池田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开了。我问节子，她丈夫是怎么回事，节子快速地低语道：“请原谅他吧，他不舒服。营养不良，好几个月都没缓过来。”
可是后来，参加仪式的宾客都聚集在我们家时，节子对我说：“请您理解，爸爸。这样的仪式让池田感到非常难过。”
“真令人感动，”我说，“没想到他跟你哥哥关系这么亲密。”
“他们每次见面都很合得来，”节子说，“而且，池田一向非常欣赏健二这样的人。他说跟健二在一起很轻松自在。”
“那他就更不应该中途离开呀！”
“对不起，爸爸，池田丝毫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我们这一年参加过太多这样的仪式，池田的朋友和战友，每次都使他很生气。”
“生气？他为什么生气呢？”
这时又来了许多客人，我只好中断了我们的谈话。直到那天晚上，我才有机会跟池田单独谈谈。家里还有不少客人没有走，聚集在客厅里。我看见女婿高高的身影独自站在屋子那边。他打开了通向园子的纱门，背对嘁嘁喳喳谈话的客人，望着外面黑暗的夜色。我走到他身边，说道：
“池田，节子告诉我。这些仪式止你感到生气。”
他转过脸，微笑着说。“恐怕是这样的。我一想起这些事情，想起这样的浪费，就很生气。”
“是啊，想到这样的浪费确实令人难过。可是健二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死得英勇壮烈。”
女婿凝视着我，五官僵硬，面无表情。他经常会这么做，我总是感到非常别扭。毫无疑问，他的目光并无恶意，但是，也许因为池田是个体格强壮的男子汉，五官生得粗犷，所以很容易感到他是在威胁或谴责别人。
“壮烈牺牲似乎没完没了，”他终于说道，“我们中学同年毕业的半数同学都壮烈牺牲了。都是为了愚蠢的事业，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点。爸爸，您知道是什么让我感到生气吗？”
“是什么呢，池田？”
“当初派健二他们去英勇赴死的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呢？他们照样活得好好的，跟以前没什么两样。许多人在美国人面前表现乖巧，甚至比以前更得意，但实际上就是他们把我们引入了灾难。到头来，我们还要为健二他们伤心。我就是为此感到生气。勇敢的青年为愚蠢的事业丢掉性命，真正的罪犯却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不敢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我相信就在那时，他把身子又转向外面黑暗的夜色，说道：“在我看来，这才是最怯懦的做法。”
仪式弄得我心力交瘁，不然我可能会反驳他的一些说法。但我想以后还有机会进行这样的谈话，便把话题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我记得我跟他一起站在那里，望着外面的黑暗，询问他的工作和一郎的情况。池田从战场回来后，我几乎很少见到他，那是我第一次认识这个变化了的、有点尖刻的女婿，而现在我已经习惯了。那天晚上，看到他那样说话，看到他参战前的那种拘谨已经毫无踪影，我感到很吃惊。但我以为是葬礼影响了他的心情，更主要的，是战争经历使他情绪失控一节子曾经向我暗示，他在战争中的遭遇十分惨痛。
没想到，我那天晚上在他身上发现的情绪，却成了他现在的一种常态。战争前两年跟节子结婚的那个谦逊的、彬彬有礼的青年，如今已经判若两人。当然啦，他那一代的这么多人都死了，可是他为什么要对长辈怀有这样的怨恨呢？我发现池田的观点有些刻薄，甚至恶毒，令我担忧——特别是它们似乎正在影响节子。
有这种变化的绝不仅仅是我女婿一个人。最近周围比比皆是。年轻一代的性格出现了一种我不能完全明白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某些方面无疑是令人不安的。例如，那天晚上在川上夫人的酒馆里，我无意间听见坐在柜台旁的一个男人说：
“听说他们把那个傻子送到医院去了。脑震荡，还断了几根肋骨。”
“你是说平山那小子吗？”川上夫人满脸关切地问。
“他叫那个名字吗？就是那个整天到处溜达、大叫大嚷的家伙。应该有人让他别那么做了。他昨天夜里似乎被人打了一顿。真不像话，不管他嘴里嚷嚷什么，也不能那样对待一个傻子呀。”
这时，我转向那个人说：“请原谅，你说平山那小子被人打了？为什么呢？”
“似乎他一直在唱那些老军歌，喊一些退步的口号。”
“可是平山小子总是那么做呀，”我说，“他只会唱两三首歌，是别人教他的。”
那人耸了耸肩。“没错，那样去揍一个傻子有什么意思？真是丧心病狂。傻子当时在茅桥上，你知道那儿夜里总有一些下三滥的人。傻子坐在桥头，又唱又喊的，大约一个小时。他们在马路对面的酒馆里听见了，其中几个人就不耐烦了。”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川上夫人说，“平山小子从来不伤害人。”
“唉，应该有人教他唱几支新歌才好。”那人说着，喝了口酒，“如果他再到处唔那些老歌，肯定还会挨揍的。”
我们仍然叫他“平山小子”，其实他至少有五十岁了。但这名字听上去倒也不是不合适，他的智力只相当于一个小孩子。在我的记忆里，他是由贫民教区的天主教嬷嬷照看的，但据说他是生在一个姓平山的家里。早年问，我们的“逍遥地”繁荣兴旺的时候，平山小子总是坐在左右宫或附近另一家酒馆门口的地上。正像川上夫人说的，他从来不伤害人，在战争前和战争中，他唱战歌、模仿政治演说，成为“逍遥地”著名的街头一景。
是谁教他唱歌的呢？我不知道。他的固定节目只有两三首歌，而且只会唱其中的一句。他总是用浑厚有力的声音唱歌，为了取悦观众，他还会双手叉腰站在那里，笑嘻嘻地望着天空，喊道：“这个村子必须向皇军献礼！你们有些人会献出生命！你们有些人会胜利凯旋，迎接新的黎明！”——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人们总是说：“平山小子也许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但他的架势摆得很到位。是个卜足的日本人。”我经常看见人们停下来给他钱，或买东西给他吃，每逢这时，傻子脸上就会绽开笑容。毫无疑问，平山小子之所以迷恋这些政治歌曲，是因为它们为他赢得了公众的关注。
那些日子没有人照顾傻子。人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竟然想到要去揍他呢？他们大概不喜欢他的唱歌和演说，可是，很可能当初就是他们拍着傻子的脑袋，称赞他鼓励他，直到那些片段在他脑海里扎下根来。
正像我说的，最近国家的情绪都有了变化，池田的态度大概绝不是例外。我若认为年轻的三宅也怀有这样的怨恨情绪，恐怕有失公允，可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如果你仔细研究每个人对你说的每句话，似乎都会发现其中贯穿着同样的怨恨情绪。据我所知，三宅确实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也许三宅和池田那一代人都会这样想、这样说。
我想我已经提到，昨天我乘车前往城市南部的荒川区。荒川是城市往南的公路线的最后一站，许多人看到汽车开到这么远的郊外，都表示意外。确实，荒川的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人行道上栽种着一排排枫树，互相隔开的房屋显得气派非凡，周围一派田园景色，使人很难把它当成城市的一部分。但是在我看来，当局把公路线延伸到荒川是很正确的。住在城里的人从中受益匪浅，他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比较清静、远离尘嚣的环境。我们并不是一直有这么便利的条件，我至今记得住在城里那种逼仄压抑的感觉，特别是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在目前的公路线开通之前，这种感觉着实令人难受。
我相信，目前的路线是一九三一年开通的，取代了三十年来那条不完善的、令乘客十分不满的线路。如果你那时不住在这里，便很难想象这些新的路线对城市许多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所有的地区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原本拥挤繁忙的公园无人问津了，老字号店铺的生意严重受损。
当然啦，另外一些地区意外地发现得了好处，其中就有犹疑桥对面的那片地方，它很快就变成了我们的遭遥地。在新的公路线开通之前，你会发现那里只有几条冷清清的小街巷和一排排瓦房。当时谁也没把这地方当回事儿，说起来只是“占川东边”。新的公路线一开通，在终点站古川站下车的乘客，走几步路就能到达市中心，比乘坐第二条曲里拐弯的电车路线还要快捷，结果就是，在那片地区步行的人突然变得熙熙攘攘。在那里开业的十几家酒馆。经过多少年的惨淡经营，一下子生意兴隆，新的酒馆也一家接一家地开张。
后来成为左右宫的那家酒馆，当时只是叫“山形酒馆”——山形就是店老板，一位退伍老兵——这家是那个地区年头最久的一家。当时它显得有点单调，但我从第一次进城之后，许多年里一直是它的常客。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新的公路线开通了几个月之后，山形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开始另做打算。那片地方将要发展成为一应俱全的饮酒一条街，他自己的酒吧——历史最为悠久，位于三条路的交叉口——自然在当地的诸多酒吧中成了元老。因此，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扩大营业范围。他楼上的商家巴不得把生意转手卖掉，必要的资金也很容易就能筹措到。无论从他的酒吧，还是从整个这片地区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城市官方的态度。
在这一点上，山形的想法无疑是正确的。当时正值一九三三年或一九三四年——你恐怕记得，那个时候考虑建立一个新的娱乐区是不合时宜的。当局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制定政策，严格控制城市生活中的浮华，确实，在市中心，许多更加颓废的场所正在停业关闭。我听着山形的想法，起初不以为然。后来他跟我描述了他脑海里的蓝图，我才深受触动，答应尽力助他一臂之力。
我相信前面已经提到，左右宫的存在有我一份小小的功劳。当然啦，我不是一个富人，在经济上无能为力。但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城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声望。我记得当时我还
没有在国务院的艺术委员会供职，但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他们经常向我咨询政策上的事。因此，我代表山形向当局提出请求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店主打算，”我解释说，“酒馆的主题就是颂扬当今日本正在涌现的新的爱国精神。酒馆的装潢将会体现这种新精神，如果顾客与这种精神格格不入，就坚决要求他离开。还有，店主打算让他的酒馆成为本城画家和作家的聚集地，让那些其作品最能反映新精神的艺术家聚在这里饮酒。关于这最后一点，我已经得到我的许多同仁的支持，其中有画家原田雅之，剧作家三角，记者尾辻繁雄和夏希英二——你们知道，他们的作品都是坚定地效忠于天皇陛下的。”
我接着指出，这样一个酒馆。考虑到它在这里的权威地位，肯定会给这个地区奠定一种令人称许的基调。
“不然的话，”我警告道，“我担心我们又将面对一个以颓废为特征的地区，而我们一直在尽力对抗这种颓废，知道它一直在削弱我们的文化结构。”
当局的反应可不仅仅是默许，而是非常热情，令我感到意外。我想，这又一次说明，人有时候会突然发现他的地位远比他自己以为的要高。我从来不把地位放在心上，所以带给我这么大成就感的并不是左右富的开业，而是我很骄傲地看到我一段时间以来坚持的观点得到了支持——也就是说，日本的新精神与自我享受并不矛盾；也就是说，没有理由把寻找快乐跟颓废相提并论。
于是，新干线开通之后大约两年半，左右宫开张了。装修很讲究，很全面，每个人天黑后在那条路上溜达，都不可能不注意到那灯火通明的店面，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灯笼挂在山墙上，挂在屋檐下，整整齐齐地排在窗台上和门框上。还有那个悬在横梁上被照得亮亮的巨大旗幌，上面是新酒馆的名字，背景是队伍里的军靴齐步前进。
开张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山形把我请到里面，让我选一张最喜欢的桌子，并说那桌子以后就归我一个人使用。我想，这主要是为了感谢我为他做的一点小事，同时，当然啦，也因为我一直是山形酒吧的一位常客。
确实，在山形酒吧变成左右宫之前，我已经光临它二十多年。我并非刻意挑选——就像我说的，这个酒吧并无出众之处——当我还年轻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就住在古川，而山形酒吧正好就在附近。
也许你很难想象古川那个时候有多丑陋。是的，如果你是刚来这个城市，听我提到古川区，你脑海里浮现的大概是今天的那个公园，以及那些名闻遐迩的桃树。可是，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一一那是一九一三年——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小公司的厂房和仓库，许多都已废弃不用或年久失修。房屋老旧破败，住在古川的都是那些只付得起最低房租的人。
我住的是个小阁楼，楼下是一位老太太跟她未婚的儿子一起生活，其实很不适合我的需求。房子里没有电，我不得不点着油灯绘画。房间狭小，几乎连一个画架也放不下，画画时总免不了把颜料溅在墙上和榻榻米上。我夜里工作时，经常会吵醒老太太或她的儿子。最烦人的是，阁楼的天花板太矮，我直不起身子，经常半弓着腰工作几个小时，脑袋还时时撞在房梁上。但是那时候我被竹田公司接受，当画家养活自己，心里非常高兴，也就不太在意这些不如意的条件了。
当然啦，我白天不在阁楼里工作，而是在竹田大师的“工作室”里。工作室也在占川，是一家饭店楼上一间长长的屋子——确实很长，可供我们十五个人把画架放成一排。天花板虽然比我小阁楼的高，但中间严重塌陷，所以我们每次进屋都会开玩笑，说它又比前一天下降了几厘米。屋子从这头到那头都是窗户，本应该使我们有充足的光线作画，可是不知怎的，照进来的一道道阳光总是太刺眼，屋里看上去像一个船舱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楼下的饭店老板不许我们晚上六点之后还留在工作室，因为那时候他的客人开始来了。“你们在上面的声音像一群牛。”他总是这么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同到各自的住所继续工作。
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我们如果晚上不加班，是不可能按时完成工作的。竹田公司以其能在很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画作而自豪。是的，竹田大师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不能在船开走前的最后期限完成任务．那么要不了多久，客户就会去找同行的那些竞争对手。结果就是，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熬到深夜，第二天还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没有赶上计划。当截止日期临近时，我们经常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通宵达旦地绘画。有时候任务一个接一个。我们整天累得筋疲力尽，晕晕乎乎。尽管如此，我不记得我们有哪次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从这里也可看出竹田大师对我们的控制。
我跟随竹田大师大约一年之后，公司里来了一个新的画家。他就是中原康成，我相信你对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印象。实际上，你没有理由接触过它，因为中原康成没有任何名气。他充其量只是在战争爆发的几年前，在汤山区一所中学谋得一个图画教师的职务——听说他现在还在那里就职，当局觉得没有理由像替换他的那么多同行一样替换他。我每次想起他，总记得他叫“乌龟”，这是在竹田公司的那些日子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后来我们交往甚密，我一直亲切地用这个绰号称呼他。
我至今留着一张乌龟的画作——一幅自画像，是他离开竹田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