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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血_-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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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俩的目光相遇了。乔怡这才看清她的脸，一下子张大了嘴，“啊！你是达娅？”
小姑娘眨着黑眼睛，她那个民族的烙印全体现在这双无惧无畏的眸子里。当年在阿坝草地的雪窝里捡到她时，她只有一尺多长，裹在一块老羊皮里，全身发紫，差不多算死了。经过抢救，当她终于睁开这双美丽的黑眼睛时，全体女兵都激动得哭了。她几乎在演出队每一个人的棉衣襟里酣睡过，当然，睡得最多的还是她现在的父亲、徐教导员那干巴柴瘦的怀抱里。那次巡回演出一路上他总是一手抱着达娅一手拉大幕，一边吆喝演员一边哄孩子。从那时人们才忽然发现，徐教导员并非没有柔和的线条——有人曾叫他“平行四边形的酋长”。
达娅不笑，也不说话，但看得出她心里并非无话。她十分拘束地坐在下铺上。
“你爸爸在几号车厢？”乔怡问。
小姑娘伸手指了指：“前面。”
“我去把他找来，你等着。”
“不，”达娅捧着水壶站起来。
“为什么？”
“不。”
她黑黑的眼睛透着怨艾，嘴绷得很紧。她记得父亲离开部队时，下属们都没有去送他，可她多么爱他们啊。那个早晨，天很冷，下着雾……吉普车开出院门很远，才听见尾随而来的起床号。父亲哀哀一笑：“他们起床喽，该出早操喽……”
乔怡从挎包里掏出一盒蜜饯：“给，吃吧。”她挨着达娅坐下来，似乎生怕她跑掉。过了一会儿，她把一张纸条交给乘务员，让她送到广播室去。
山西定襄的徐永志同志，请听到广播后到4号车厢，有人找。
喇叭响了。达娅猛抬起头，困惑地看着乔怡。乔怡笑了：“你爸爸马上就来了，他有病，我和他换位子。”
约摸半个时辰，一个穿旧军装的老头出现在乔怡面前。他满脸是汗，显然是从人缝里挤过来的，脸上带着惊慌的表情，他以为达娅出了什么事。
“徐教导员！”乔怡叫道。
他茫然的眼睛陡然亮了，而在亮的同时又陡然陷进深深的眼眶。
“就是你使大喇叭喊我呀？小乔子，你怎么在这里？……”他激动得耳朵都红了。
乔怡赶忙握住他伸过来的手。这手不及从前有力了。五年不见，他的脸似乎增加了长度，缩减了宽度，显得更瘦了。若不是那对颇俊气的剑眉和一身军装，看上去与一个从未出过山的太行老农别无二致。他虽然没佩戴领章帽徽，但依然风纪齐整，浑身透露出一种军人气质。
“我出差。您呢？”
“我……也算出差吧。”他笑起来，两个嘴角各聚起三条褶子。
达娅递过水壶：“爸，你吃药。”
徐教导员顾不上她，用手一挡，继续和乔怡说话。“听说你也上了前线？……好样的！都谁去了？”他叉开五指，准备计数。
“数来宝丁万，了不起廖崎，三毛季晓舟，耗子黄小嫚……”
“全是水泊梁山的好汉呐！”老头儿开心地笑了，“达娅，你回去照看行李，我一会儿就过去。”待女儿一走，他忽然问：“小乔，桑采那娃娃到底出国了？……”
“啊，对。”乔怡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军装口袋。那里面有封带香味的信，厚厚的，足有半两沉。她临上车前接到了这封信，到现在还没顾得打开看。她本想就此拆开，和徐教导员一块看，又怕桑采信中写了什么伤他心的话。她上一封信是两年前刚到美国时写的，除了介绍美国之最，例如苹果最好吃、鸡最难吃，牛奶最便宜、烫头发最贵之外，还谈了几句担忧。她不知今后的路该怎样走。她说她曾走过弯路，不过那主要怪徐教导员。
徐教导员期待乔怡的回答。神情有些怯生生的，似乎眼下他不配提起她了。
“她很好，在美国大概上了大学。”
“哦，哦……”他还想听点什么，半张着嘴。
而乔怡不知该对他再讲什么。她理解徐教导员对桑采的感情。他曾象父亲一样爱过她。尤其在达娅出现之前，他那丰富而又无处施予的父爱在桑采那里找到了归宿。他记得桑采的生日，记得她的喜好，每逢星期天总是包好饺子叫桑采去吃。他对外人只说自己没有孩子。其实他有过一个儿子，三岁上得了脑膜炎，抢救过来后便痴痴呆呆。他把他送回山西老家，几年后，那傻儿子落井溺死了。
然而，桑采和他的关系最终是令人遗憾的……
徐教导员站起身，掸掸落在裤子上的烟灰：“我过去了，达娅一个人在那边。”
“不，你就在这里，我到你那边去……我没病，又年轻……”
两人正推着，达娅满脸委屈地走过来，前面一个包，后面一个包，压得身子都斜了。
“咱们的位子叫人占了！”她说着，眼圈红起来，“都怪你！”她瞪着乔怡。
“好了好了，”乔怡赶忙把行李从小姑娘肩上接过来，“咱们就在这儿凑合吧，反正下午就到了。”
趁达娅背转身，徐教导员低声对乔怡说：“别谈桑采了，这小丫头最不乐意她……，小孩子家，肚肠子细。”说完他笑起来。
乔怡也笑了：“那好吧，现在谈谈我。您想听哪方面的？”
“我记得……”老头儿略一沉吟，“你今年二十八了，怎么样？终身大事……”
乔怡苦于寻不着一句最含混的话来回答，她显得有些慌乱。
“我好象听谁说，杨燹要结婚了……”
乔怡愕然地睁大跟睛。
“怎么？他不是和你……？那八成是我搞岔了。人老了，难免东扯葫芦西扯瓢……”
乔怡心神不宁地笑笑。
从行李架垂下的两只红苹果依然晃着，它们在证实这不是梦。
第02章
他们几乎是被人流冲出检票口的。火车奔跑了三十八个钟头，这里是它的终点。乔怡替徐教导员拎着手提包，闷闷地走着。达娅东张西望，一会儿说车站牌楼比过去高了，一会又说他们走时没这么多的花。人熙熙攘攘，乔怡任他们挤来撞去。下了车，她感到更茫然了。
他们走向车站广场。广场四周依然聚着卖竹器的乡下人，各种竹篮被涂得花红柳绿，有人走过时，他们便齐声叫卖。桉树下停着三轮货车，上面码放着诱人的柑子子。初夏是有花无实的时节，达娅上前看了看，就伸着舌头跑回来了。那价钱显然吓着了她。但她依然频频回顾，一面毫无指望地看看爸爸。再往前走，街两边横满竹竿，上面飘飘洒洒尽是些应时服装，小贩们口惹悬河地推销着商品。只是近年来，这些人才获得如此磊落的神态；又自女排蜚声全国，他们得了个颇光彩的名字，叫“二传手”。
到了五路汽车站，徐教导员对乔怡说：“我们得分手了，我亲戚家就在前面不远。”他执意不让乔怡送，将两只手提包一前一后搭在肩上，蹒跚走去。达姬跟在他身后，不时被街景吸引，停下脚呆看，老头儿不得不几番回头呼唤……
车还没有来。乔怡一直目送着他们。她突然感到一阵心酸——徐教导员变得多厉害呀，背驼了，步子碎了，连动作表情也显得委琐了。过去以干练著称的体态，现在竟显出几分龙钟。最可怕的是一种无形的变化，过去那种近乎蛮不讲理的自信不见了。
七十年代初，乔怡和十几个上海新兵在这个广场上集合。他们你推我搡，为一点点磕碰尖声抱怨着，列好了很不象样的队伍。一个瘦高身材的军人走过来，他的步伐似乎用测距仪量过，显得那么平稳均匀。他穿着洗白的人字呢军装，膝盖上有两块精致的补丁。奇怪的是，他往队前一站，这群穿着军装的大孩子大气也不吭了。
“立正——”他不知从哪里迸出一种金属撞击似嗓音，随后行了个漂亮的军礼。这过分庄重的礼节使大孩子们傻里傻气地鼓起掌来。
“肃静！”他对这捧场毫不领情，膀子短促有力地一挥，有点凶，“稍息。”
面对十几张肃然起敬的面孔，他把双手卡在亮锃锃的腰带上。
“同志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是战士！从今天起，你们和他们（指指围观的老百姓〉是军民关系！对不对？”
新兵们又犯傻了，一齐开心地笑起来。
“笑什么？！从现在起，你们要逐渐缩短老百姓到军人的距离！懂不懂？”
“懂——”这次大伙接受了教训：军人是不能随便笑的。
他满意地欠了欠脚跟，接着谈起解放军是个怎样的大学校，大家庭。不作美的天在这个最庄严的时刻下起雨来。队伍里的桑采伸出舌头去接雨点，身材最矮小的黄小嫚缩得更矮了，还有两个姑娘掏出花手帕顶在头上。乔怡更是骚动不安，她军帽下拖了一根长长的辫子，听外婆说，淋了雨，长头发非生虱子不可。而这个穿人字呢军装的人眼皮也不眨，仍笔直地站在那里，讲着“大学校、大家庭”。雨下大了，队伍开始骚乱，新兵们都缩起脖子，表情又可笑又可怜。十三岁的桑采终于耐不住叫道：“下雨了呀……”
“徐教导员，”将要任女兵班长的田巧巧站出来替大家请愿，她是有一年军龄的老兵了，“是不是先上车？……”
徐教导员阴沉沉地看着这个不象样的队伍。
“立正——！向右看——齐！”
新兵们看见右边停了一辆红白相间的大轿车，只等一声“解散”，他们就准备逃到那里面去。二月的雨，淋在身上不怎么带劲儿。可徐教导员毫不动心，把身板挺得更直了：“你们虽是文艺兵，但首先是个兵！是野战军的文艺兵！所以要象个兵样！”
队伍里有人斗胆发议论，说他“比郭建光还郭建光”，“比杨子荣还杨子荣”。他让大家披上雨衣。而等新兵们将周身裹严实后发现他那发白的军装颜色变深了，被雨淋湿的部分在迅速扩大版图。他毫不在乎，嗓门依然发出金属之声。新兵们不再有想逃的了。看着这个“兵”，他们开始玩味“兵”的含义。刚才围观的老百姓一转眼全逃到有屋檐的地方去了。只有“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逃。仿佛他们顿生一种“兵”的意识，顿悟一种“兵”的骄傲。他们学他的样，都把腰挺得直直的……
那一天，他们步行进入军营，在徐教导员带领下，一路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桑采嗓子唱劈了，黄小嫚在雨里直吸溜鼻涕，乔怡的背包不久就到了田巧巧肩上。多数人走得歪歪趔趔，哼哼唧唧。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位教导员领着他们几乎绕城走了一周。
五路汽车来了，乔怡最后一个上车。她对任何事情都显得缺乏热情，或者叫心不在焉。
她的心不在焉曾惹恼过不少人。徐教导员头一次就发现了她这个特点：“大家都唱歌，你为啥不张嘴？”
“……对不起，”她大吃一惊，“每个人都必须唱吗？”
“部队嘛，不管干什么都应该步调一致。懂吗？”
“懂了……”她赶紧唱起来。可她始终没弄懂进食堂干吗非唱歌不可。
新兵的第一顿饭给乔怡留下极深的印象。其一是唱歌，其二是年龄最小的桑采大闹一场。她首先对食堂没桌没椅抱怨不迭。八个新兵围成一圈，一个挨一个蹲在一只铝盆周围。
桑采往盆里瞅一眼便嚷起来：“我不要吃两种混在一块的菜！”没人理她。因为饭前宣布了纪律，吃饭时不许说话。她说了几遍觉得无趣，便抹起泪来。女兵班长田巧巧赶来，问清原由，“嗬”的一叉腰：“你们家是地主老财吗？这菜不吃想吃啥？”她一句话就让桑采止住了泪，不过嘴巴仍在不服输地直撇。
等田班长一转身，她便“呜”的一声嚎啕起来。一面哭一面喊：“姆妈！姆妈……”
从上海来的新兵都记得她那位姆妈：在火车站搂着女儿几乎哭瘫了，一面还要颠三倒四地抱怨：“要不是怕你将来要去插队落户，姆妈哪里舍得你走……当兵到底比黑龙江好多啦！”当时的桑采倒毫无悲色，并不时怨怪母亲哭得她好难为情。
徐教导员赶来时，桑采已哭出一头汗，鞋也蹬掉了。
第二天，新兵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忆苦思甜”。班长田巧巧先发言。她尚未开口，泪水已淌下来，全体新兵陡然肃穆了。接着，田班长语不成句地讲起爷爷——一个板胡老艺人的惨死。她那喑哑的噪音、质朴的语言，把一种凝重的气氛笼罩在这群不谙世事的新兵蛋儿周围。桑采从田巧巧掉泪时就开始哭，最后哭得衣襟也湿了。几乎每个新兵都发了言，有的叙述父辈的童年，有的在新旧对比中反省自己。最后，桑采在徐教导员的目光鼓舞下，忸忸怩怩掏出一张纸，上面只有寥寥数行字，并且字都象五香蚕豆那样大。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爸爸小时候常常饿肚子，连一个大饼也买不起。以后我坚决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完了。”
会后，徐教导员单独留下乔怡。
“今天就你一个人没发言。我敲了你好几次警钟，你还是好跑神。能和我谈谈，你在想什么吗？”
乔怡吓坏了，雪白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没想什么。我……”她为难地咬住嘴唇。怎么讲呢？她的家庭有什么值得炫耀呢？听见桑采说到“大饼”，她跑神了。那年她刚上学，考试得了“双百”。外婆很郑重地从外面拎回一个盒子，盒子用几层报纸包裹着。打开一看，她惊叫：“栗子蛋糕！”
“奖给你的。”外婆垂着眼皮，和她祷告时的表情别无二致。
这蛋糕在她看来是太了不起了：那油渍的褐色表皮中，镶嵌着大大小小的果仁；深黄的栗子粉中夹着红色的透明体，那是层厚厚的草莓酱。栗子蛋糕比一切花里胡哨的奶油蛋糕更好吃，价钱也更可观。她叫两个哥哥：“快来吃栗子蛋糕！”
“不对！”外婆对她绷着脸，“不是蛋糕。”
她诧异了，难道她会看错向往已久的东西？
“我告诉你，”外婆说，“这是大饼——三分钱一个的大饼！”
“……是蛋糕。”
“是大饼。”外婆纠正她，一点看不出她在开玩笑。“明天，你对同学们说，你晚上吃的是大饼，和他们一样的大饼。”
“外婆，人不可以扯谎。”
“你以后还想我奖给你蛋糕吗？”外婆避开孩子的直觉。
“是的，我爱吃蛋糕。”
“那么好。我再问你，”她指着蛋糕，“你吃的是什么呀？”
“……大饼。三分钱一个。”
母亲在沙发上做着她永远做不完的毛线活。她看着这场“戏”，始终哀怨地笑着。她斯文而彬彬有礼，成年穿着深蓝色的衣服。尽管这样，邻居们待她走过依然指指戳戳：“这个资本家小姐还在摆架子。”她和父亲都承担着最普通的社会分工，拿着最相应的报酬。而弄堂里对这一家的每一笔开销始终很关注，因此外婆把蛋糕拎回来要裹上若干层报纸。其实这种高档商品很少进入这个家庭。邻人们不了解这幢曾显赫一时的小楼早成了瘪臭虫，空有其囊了。这幢楼里的成员也象其他人一样，凭劳动挣钱，而花钱又不能象其他人那样磊落。父亲曾打算把这幢楼卖掉，搬到别的地方，去和大家享受同样温度的阳光。而外婆说她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房子里。幼小的乔怡听父亲和母亲吵架时说过，外祖父似乎是自杀的，因为破产，破产又是为了一个叫“交际花”的女人。父亲狠狠诅咒着，“哼，一个老花痴！把一堆垃圾扔给我……当初别人还说我快婿乘龙……”母亲听见这话总是扑过来双手捂住女儿的耳朵。外婆阴沉沉的，手在胸前急速地划十字。两个哥哥和乔怡是站在爸爸一边的，他们巴望这房子早一点卖掉，即或塌掉也好。在他们降生于这幢小楼时，楼下的狗尾草代替了芍药，常春藤早已象烂鱼网似的贴在楼壁上。听说他们的外祖父曾留过洋，得过学位，开过银行，办过男女同窗的学校，著过书和有过许多的钱。但到了第三代出世，一切皆作云烟消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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