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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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如何普及，始终是史学的大课题。旧史学主要在三个路向上着手：一是历史的蒙学化，例如题名北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等；二是历史的故事化，例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三是历史的通俗化，例如清代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等。

自20世纪初叶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普及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都是经典之作。这一体裁很快转型为史学著作新模式，也影响到其后历史通俗化过程中的史话体。章节体最大优点便在于综合叙述，缺点是人为地分章立节，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过程的整体性，其程式化也与时俱进，与大众对象便渐行渐远。

细说体：历史普及化之路

通俗化的史学读物，以蔡东藩的演义体成绩最大。虽然个别细节还有虚诞的缺失，但总体上不失为严肃的史书。曾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在其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造，当时大有不胫而走的势头。就在演义体风头未衰之时，黎东方开始以细说体摸索着历史普及化之路。

细说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44年，黎东方在大后方开讲三国史事，继以《新三国》的讲义形式面世。当时，还没有强势传媒电视台的加入，他都是预先公告，当场卖票，现场开讲。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其风头之健。其一，他能够以入场券的收入，包机从香港往返大后方开讲；其二，居然也有少数“黎迷”坐飞机追着听他讲史。联系到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他的牛气应该不在当今易中天之下。不同的是，黎东方是专业的历史学家。

黎东方开讲《新三国》时，已有细说体之实，但细说体其名之立，则迟至十余年后《细说清朝》的问世。由此看来，细说体的成立，应是口头讲说在先，笔之于书在后。到《细说清朝》出，黎东方虽不再作口头的讲史，却仍将治史所得，以细说体的形式逐朝写来。直到去世，他已完成《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建立》和《细说三国》。他的细说体不仅别开了一种史著新体裁，而且独辟了一条历史通俗化的蹊径。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以上五种细说，以及据其遗稿整理而经王子今补编的《细说秦汉》，另外邀约作者续写的《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出齐了《黎东方讲史》。我有幸受邀续写《细说宋朝》，虽不免有狗尾续貂之嫌，但好在已治宋史二十余年，也不是绝无心得，故将其作为“学宋史的阶段性小结”（《自序》）。

唐代刘知几以才、学、识作为评判史家与史著的准绳。在揣摩黎氏著作与自己写作过程中，深感细说体对学术的要求，决不能因其通俗性而降低，也应在史才、史学与史识上有自己的追求。

史才、史学与史识

就史才而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体裁的把握上。细说体是对纪事本末体与章节体的综合性的成功改造。综观各部《细说》，写法大致相似，取一朝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因事命篇，治棼理丝，串联缕述。其立目以事件为最多，人物次之，而制度、文化类最少。这种分配是符合一般读者阅读习惯的，事件、人物是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值得注意的是，细说体对立目人物的叙述，也克服了纪传体中履历表式的缺陷，无不以关键人物为中心，因事命篇而借以展开史事。其二，在成果的表达上。黎东方当时敢于售票讲史，也可推想其表达的魅力。但及至动笔写各朝《细说》，他自述写之不同于讲的艰难：“唯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典章制度枯燥复杂，考虑到对象，既没有必要作窄而深的叙述，也不能让读者在了解一代全貌上缺了重要板块。合适的做法，一是设置少量最必要的题目，要言不烦、深入浅出地叙述关乎大局的一代典制；一是在细说有关事件、人物中，信手拈来、随分点染相关的制度名物。

以史学而言，主要表现也是两方面。其一，在历史内容上必须真人实事。不做史实以外的任何想象，是一大原则。黎东方曾说：历史这门学问，虽则有捕风捉影之嫌，却不可废；要紧的是，研究之时，在方法上不可不谨严。他恪守自己所立的原则：“写历史，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历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其二，在历史细节上必须考订辨伪。既然细说的必须是信史，对互相抵牾的史料记载，就应考其真伪，定于一是。细说体中的考辨，大体分三种情况：一是主要利用前人精确无误的考据结论；二是当各家考证莫衷一是时，取其自以为合理之说，并简单点明理由；三是自己动手对前人未曾涉及的史实进行考证。无论何者，作者都必须拥有深厚扎实的史学根底。

以史而言识，也有两点。其一，全局观。“细说”当然不是什么都说，这就要求作史者有独断之学，关乎全局者详其当详，说透为止，无关宏旨者略其当略，点到即可。细说体立目行文的决断取去，要求作者对一朝大势能高屋建瓴，合各节文字，就能得见此朝历史的全貌。其二，大见识。黎东方批评中国历史学者“太注重求真，而忽略了求理”，强调的就是通识古今的眼光。细说体所谓的历史感，不仅仅指所叙述的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更是指所评议的每一句话都应有历史的眼光。在信史中求史识，这是细说体的理想追求。

总的说来，历史学者在普及化方面的回应，并不尽如人意。于是，先有影视小说类“戏说”乘虚而入，后有文学教授品读历史的越界飞行，几乎平分了历史故事化与历史通俗化的园地。如今，黎东方及其续作者的讲史，是历史学者普及历史知识的有益尝试，也是历史研究走向社会民众的主要途径。台湾学者马先醒认为：“若望国人的历史知识普及，细说体史著的提倡与推展，似属不二法门。”是否“不二法门”，不敢断言，但你读后肯定会说：还有另一种更有历史感又有可读性的讲史体裁在呢！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来源：南方都市报



当代史家眼中的《黎东方讲史》（虞云国）

《细说三国》

三国时代，短短几十年，人物有趣而出彩，事件波诡而云谲，一部《三国演义》真真假假，又让其中的人与事家喻户晓。故而自宋代有瓦子勾栏以来，“说三分”可以说是最容易讨巧，也是最容易砸锅的事儿。黎氏讲史是以说三国起家的，其当时风头之健，也许盖过当今如日中天说三国的那一位。前辈史家唐振常以为黎东方才“是真正的说三分”。是否如此，暂不置喙。但我却建议读者诸君，权当一回评委，把《细说三国》与《品三国》对读一过，在你的阅读体验上且让关公战一次秦琼，然后请给两位参赛者亮分！

《细说元朝》

我有时纳闷：元朝与清朝，同是少数民族做了统一王朝的主子，何以后人对满清帝王故事如数家珍，对蒙元人物典故却孤陋寡闻。作者自道甘苦云：“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真是知根知底的肺腑之言。一般读者对蒙元的历史，除了伟大领袖表彰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恐怕所知也不多。再刨根究底，关于成吉思汗，除了那句“只识弯弓射大雕”所知几何，恐怕也是张口结舌无以对答。本书有一半的篇幅讲成吉思汗，读来十分过瘾。当然，黎氏对蒙元的其他大汗与皇帝，对蒙元的典制与文化，也要言不烦，恰到好处，颇见史家剪裁之功。此书在《黎东方讲史》中也许难称白眉，但在迄今为止关于蒙元的通俗读物中无疑是翘楚。

《细说明朝》

在黎氏讲史系列中，此书的受欢迎度似乎不及《细说清朝》。但作者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在入关以后立足得住，在于沿袭了明朝制度之长，而革除其短。”故而在此书中，就明代制度，一气细说了十四个题目，深入浅出，最见识力，也颇有助于对黄仁宇所谓明清是第三帝国的把握。若说本书的不足，一是万历以后草草收场，让人有行色匆匆的遗憾；二是明代文化略欠兼顾，小说、戏曲在明代可是大放异彩的啊！听说《明朝的那些事儿》走红以后，也带动了此书的销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浓墨重彩地占了本书的一半，就精彩程度也足以与当年明月之辈一比高下。

《细说清朝》

虽然“细说体”之实，在黎氏卖票开讲《新三国》时已经存在，但以“细说”命书则此为首部。胡适正是读了此书，才劝他把历朝历代细说一番的。此书部头最大，甫一问世，读者就“许为可读性颇高”，因而风头也最健。作者有不少独到见解，例如，康熙宽，雍正狠，道光吝，也都娓娓道来，栩栩如生。他又认为，雍正为人虽狠，但治绩最著，在位十三年甚至胜过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清宫戏接二连三，未有尽期，这部书的印数也节节攀升。人们在看了“戏说”以后，总想听一听历史学家的“细说”。作者自序说：“写历史，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历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这无异于向读者承诺：所有细节，有假退货！

《细说民国创立》

每一个史家，对当代史的撰述，都有一亲芳泽的念想，成功与否，另当别论。黎东方也心存此梦，此书自序是理解他的重要文字。对当代史，出于利害忌讳，史家往往不愿说，不敢说，不能说。黎氏引孔子“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的名言后说：“现代与后世之人知我罪我，也显然将以这部《细说民国》为依据。”不仅俨然将其视为自己的代表作，字里行间也不难掂量出他作为“一个史家而兼大丈夫”的使命感与责任心。为撰此书，他不仅泛览当代的文献史料，还学太史公，躬自访问事件的亲历者，在诸书中可谓用力最多。但吃力未必讨好，他的秉笔直书与时风不协，因而被主流史学排挤到边缘，原打算写四部，第一部只写到民国建立，就戛然而止，倒像是《细说清朝》的煞尾。对黎氏颇为自许的名山事业，后人也只能通过此书来管中窥豹。读后，你也许会不满足，但对他的努力却不能不尊重。

《细说秦汉》

这是一部合成书一是《细说秦汉》的残稿，二是《楚汉战史》的移植，三是《新三国》的摘编，都出自黎氏的手笔。摘编《新三国》的部分，原来是黎东方说三国的讲辞大纲，虽与后来成书的《细说三国》略有重叠，但因是“细说体”的发轫之作，倘能两下对读，最能揣摩黎氏史学与时俱进的轨辙。将黎氏的三片瓷垩成一件精品的，是秦汉史专家王子今。他自谦是狗尾续貂，但倘若读完全书，你会觉得几乎是严丝合缝，一气呵成，不得不由衷钦佩他的修补功夫实在了得。秦汉是黄仁宇所说的第一帝国时期，此书自不能失之交臂。



历史说书人

只听那人说道：“众位看官，常言道得好，‘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只怪我大宋官家不争气，一见到金兵到来，便远远地逃之夭夭，只剩下老百姓遭殃。诸君住在江南，当真是在天堂里了，怕只怕何日金兵到来。正是：宁作太平犬，莫为乱世人。小人张十五，今日路经贵地，服侍众位看官这一段说话。话本说彻，权做散场。”

以上是《射雕英雄传》第一回“风雪惊变”中，郭啸天与杨铁心在小酒馆听的一段书，流亡江南的说书人连说带唱，讲了岳爷爷韩爷爷抗金的一段历史。有讲者、有听众、有场地，说书的三要素就具备了。说书这种形式到了近代，就更名换姓，叫做通俗讲史。而说书人里的名角，远有黎东方，近有易中天。

民国搞通俗历史的，以蔡东藩名气最大，与他同时代的黎东方名声稍逊，但黎东方最大的亮点，是他以留洋大教授身份，放下斯文，开馆讲三国，成了现代历史说书人，民国时期的“易中天”。黎东方与易中天，走红方式与走红速度极其相似，只是半个世纪的时光，让重庆的大礼堂变成了央视的大讲坛。

但如果把黎东方称作“民国时期的易中天”，我估计黎东方会老大不高兴，他是地道的学院派，将他与易中天“比翼”，保不准让他有“耻居君后”之慨呢。黎东方讲三国，那是历史，易中天品三国，那是说书。黎东方是通俗讲史人，易中天是电视说书人，毕竟不能混淆。

百年以来，在通俗历史这个行当，除了上述几人，黄仁宇和吴思这两个名字是不能忘记的。黄仁宇是严肃历史学家，但他的《万历十五年》，有历史著作之精深，却也有说书之神韵，提升了通俗历史的品质，也启蒙了一批通俗历史写作爱好者。吴思不用多说被不少写手尊为近年通俗历史的教父，如果不按水准，只论学术贡献与传播贡献，蔡东藩、黎东方、黄仁宇、吴思、易中天，不知是否可算得百年来“通俗历史五虎将”？

这五人里，黎东方最少人知道，所以作文以记之。（□潘采夫文）

黎东方以历史教授、文化名流之尊，开馆卖票讲三国，成为文化界一时美谈。左一为黎东方，右一为胡适。

作为向大众普及历史的先行者，历史学家黎东方因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卖票讲史”而声名鹊起，拥有了当时罕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他的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教育发展，也获得了海内外的认可。近日，《黎东方讲史》完整版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举人之后；梁门弟子

易中天的走红，使近年通俗历史热达到沸点，各朝各代、鱼龙混杂的通俗历史作品重新上架，以共襄盛举。其中，与易中天最为相类的是民国历史教授黎东方。同为说书“三国”，同为“一夜走红”，同为严肃历史学家所轻。但二人又却又有不同，黎东方本人即是严肃历史学家，在英国有“中国之汤因比”之誉，历史学家的历史说书，与美学家的历史说书，究竟有何不同呢？

1907年，黎东方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原名智廉。黎家祖籍河南正阳，其父黎淦，字衡平，是清末的举人出身，在江南一带做官。少年黎东方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后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梁启超门下弟子。

清华毕业后，黎东方负笈千里，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国大革命史，师从马第埃教授。在法国期间，黎东方涉猎甚广，除了本专业之外，他还先后跟随瑟诺波、博格森、格罗茨、金尼拜尔、莪塞、沙尼阿等教授，学习方法论、哲学、希腊史、基督教史、经济史和世界通史。1931年6月，黎东方的毕业论文《比列志士记》顺利通过答辩，他获颁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附加“最荣誉记名”——这项荣誉在19世纪只有两个人获得，20世纪获此“记名”的学生，黎东方是第一个。

1931年8月，黎东方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聘请黎东方到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兼任“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直到抗战胜利的这些年，黎东方还常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授课。

2、避乱西南；卖票讲史

黎东方在重庆“开坛讲史”，实属被逼无奈。当时日军经常狂轰滥炸，重庆物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