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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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喀什噶尔，围攻英吉沙尔与叶尔羌。

道光再叫二杨去打，二杨一到，浩罕的兵撤了回去，摩诃末·玉素普无法，只得也跟着走了。

清方与浩罕讲和，在道光十一年冬天订立和约，互换俘虏，恢复通商。

然而，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道光十二年春天，湖南有一位瑶人领袖赵金龙起兵反清，广东的瑶人纷纷响应。清方损失了一个提督（海陵阿）。道光调动老将罗思举，才在这一年的夏天把赵金龙消灭。几个月以后，赵金龙的余党、广东达州的瑶人赵福金，也被罗思举击败，斩首。

此外，零星的小变乱也很多。　

　《细说清朝》七一、律劳卑之死

　律劳卑（Lord　Napier）的中文名字，应该译成“奈皮儿勋爵”。当时的通事（译员）把“勋爵”译写为“律”，用广东音来传写英文的音。“奈皮儿”写成“劳卑”。

他的全名，是韦廉·约翰·奈皮儿。他在血统上属于英国王室，有相当的地位。清朝的两广官吏，连英国国王都看不起，对奈皮儿勋爵于是也只承认他是一个“夷目”。不称他为勋爵或“大人”，而称他为“律”，可能是故意的。

这一个“律劳卑”，倘若留在英国，优游自在地度贵族的生活多好。或是被派到法国、美国或普鲁士当大使，也能以当时第一强国外交官的身份，享受最客气的招待。偏偏要在1833年于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被取消之时，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广州的“总监”，结果气死在澳门。

以前，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原有所谓大班一人，然而地位不高，情愿对粤海关监督上禀帖，交由“公行”代呈。

律劳卑来后却不肯，也无权如此做。英国（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曾经明白训令律劳卑，必须“在到了广州的时候，用书信告知中国的总督”。换句话说，要他与两广总督发生直接的关系。

律劳卑在道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34年7月15日）到达广州，住在“商馆”。公行的两个领袖来访问他，想传达总督卢坤吩咐粤海关经由公行而颁发给他的指示，他说他不愿接受，也不能接受。

第二天，他叫秘书阿斯特尔，带了一封写给总督的英文信与华文译本，到广州的城门，设法投递。阿斯特尔在城门口等候了三个小时，遇到好几个中国官吏，但均不敢收下这封信。他们说，这封信应该交给公行代转。最后，来了一个“协台”，但也不肯收。一个公行领袖说，他收下来陪同协台去交给总督。但是阿斯特尔认为，这样便仍旧是由公行代转，宁可不交出这封信，带回去可以还给律劳卑。

过了一天，公行的人来请律劳卑把信封上加写一个“禀”字，律劳卑不肯。

总督下令给粤海关，叫粤海关转令公行，叫“夷目”律劳卑先回澳门，静候总督奏请大皇帝决定，是否准许改变那一百多年以来公行与大班之间的关系。律劳卑也不肯，仍旧留在广州抗令。

总督申斥粤海关与公行，并且要查办公行，何以让“夷目”未经准许擅自来到广州。公行于是只得在七月十二日（8月l6日）宣布与英国商人停止贸易。

七天以后，总督派广州知府、潮州知府与广州协台，以及公行商人，来访问律劳卑。谈了一阵，毫无结果。总督把广州知府撤职。

又过了十天，七月二十九日（9月2日），总督下令“封舱”。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制裁。所有的华人仆役均须从英国商馆中撤退，任何人、中国人或别国的人，均不许卖日用必需品给英国人或作任何交易。

总督卢坤的封舱令，是隔了两天到八月初二（9月4日）才公布施行的。在这两天，公行会同怡和洋行的老板查顿作最后的调停。他们与律劳卑商量好四点办法：（一）由英国商人出面上禀帖，清求恢复贸易（对七月十二日公行的行动而言），由总督批准；（二）律劳卑于四五天以后悄悄离开广州，去澳门居住；（三）在律劳卑走的时候总督不出告示，也不下令禁止他再来广州；（四）以后律劳卑随时可来，中国官方装作不知。

这四点办法，传说卢坤颇有接受之意，但是巡抚祁塨很不赞成。于是，封舱令终于在八月初二贴了出来。

这一天，气候十分炎热。商馆中的华人仆役走光，蔬菜、水果、面包、牛肉均没有贩子送来。律劳卑与若干住在商馆的英国人苦不堪言。而且商馆后边的河面有中国兵船在耀武扬威，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威胁。

律劳卑气不过，也下令给两艘英国兵船，由外海闯入虎门。这两艘英国兵船于八月初九（9月11日）开抵黄埔岛，沿途冒着炮台的炮火，但不曾受伤。少数的英国陆战队先期于五天以前到达商馆。

律劳卑在八月初六（9月8日）发表一项宣言，说中国当局开始了战争的前奏曲；又说，他将要直接向中国大皇帝控诉两广总督的欺诈而背信的行为。

卢坤于是也在八月初九下训令给公行，作为对律劳卑的答复。卢坤说，英国固然不妨派一个“夷目”（对华商务总监）来替代以前的“大班”，中国也有权继续执行那凡是洋商的禀帖必须经由公行转呈的老规矩。而且中国官吏照例不得与洋人来往，除非接待“贡使”或礼貌上与典礼上的访问。英国政府并不曾将任命律劳卑的事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律劳卑也不曾携有证件。律劳卑贸然来到广州，要与总督通信（而且要约期会面），不肯容许总督等待奏准皇上，甚至公然调兵、调兵船、携带武器，闯入中国国境，向中国炮台开炮，干犯中国的法律，是不对的。

卢坤在训令中强调：他麾下有成万的兵，很容易歼灭律劳卑的武力。

为了稍许给律劳卑一点颜色看看，卢坤又下令将公行中的“英商保人”通事，与某一艘被认为是夹带了律劳卑来广州的商船的掌舵，一齐逮捕下狱。

公行的人，依照中国当时的法令，不得不担负一切洋商行为的责任。所以，最倒霉的便是他们，最热心于转圜的也是他们。他们再三苦劝律劳卑让步。

律劳卑自从被“封舱”以来，便得了病；到阳历9月9日又染了疟疾。于是，在9月l4　日表示可以离开广州，七天以后，他下令撤退英国兵船，同时自己也乘小船启程赴澳门，走了半个月才到。到后过了半个月，便含恨而死。

卢坤在八月二十七日（9月29日）下令开舱，中、英之间的贸易恢复常态。　

　《细说清朝》七二、义律连升三级

　律劳卑死后，在他下面的“次监”、“三监”、“秘书”，均升了官。

“次监”德庇时升为“总监”。“三监”罗宾臣升为“次监”。

“秘书”阿斯特尔升为“三监”。

另一个舰长出身的义律，被任命为“秘书”。

德庇时，本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职员，名义是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他学会了华文、华语，懂得中国官场的规矩与手续。因此，在继任总监以后，采取“缄默而不动的政策”，静候英国政府颁发进一步的训令。英国政府并无进一步的训令颁来，他也就一切照常，在商言商。

有若干在华的英商对他不满，联名直接向英国国王上请愿书，说中国不承认总监、次监等人的地位，英国必须派遣一位具有相当资历的外交官，带足够的武力来，到中国北方去示威而避免严重战争，藉以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

德庇时认为此项请愿书“粗疏而未经熟虑”。他感觉和这批商人共事没有意思，便在1835年阳历1月间辞了总监之职。

于是，次监罗宾臣升为总监，阿斯特尔升为次监，义律升为三监。姜司吞作厂秘书。

十个月以后，阿斯特尔辞了次监，回东印度公司服务，义律升为次监。姜可吞升为三监。秘书的职务，由一个埃勒姆斯里接充。

罗宾臣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老人，所采的政策与德庇时相同，因此也不能为在华的英商所拥护，同时碰了英国政府若干钉子。

第一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契停，欠了透纳公司三百元（墨西哥币，相当于其后的中国银元）不还。罗宾臣身为总监不能不管，就代表英国政府代还，同时命令契停以三百元还给英国政府。契停不接受这个命令，说罗宾臣并未依照英国政府当初给律劳卑的训令驻在广州，律劳卑及其历任的继任者（包括罗宾臣）也从未领有英国国王所签署的任命状（只有外务大臣的派令），而且澳门不是广州（这时候契停住在澳门），罗宾臣“无权在澳门擅行立法”。这件事闹到外务大臣帕麦斯顿那里，帕麦斯顿说，罗宾臣不该多事。

第二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殷纳士，在伶仃岛交了货物（鸦片）给中国舵手阿贾，叫他转交给一艘开往马尼拉的船。阿贾自作主张，把货物（鸦片）带去广州，被中国海关没收。殷纳士向总监写信要货，得不到答复，声称将自求补偿（抢劫中国货船）。罗宾臣劝他忍耐，静候交涉。帕麦斯顿告诉罗宾臣：“你没有权力把大英臣民逐出中国国境。”

第三个钉子是，罗宾臣把办公地点搬到伶仃岛，被帕麦斯顿批驳。

帕麦斯顿认为，总监的管辖区域，固然可以包括澳门与伶仃岛，但是他本人必须驻在广州。

帕麦斯顿似乎并不知道，中国当局不许任何英国人终年在广州居住。（通常只准英国人在冬季来，把货物卖了就离开，回英国、印度或澳门。）

帕麦斯顿于l836年（道光十六年）阳历6月7日很不客气地写训令给罗宾臣，将他免职。

这一道训令于半年以后到达（那时候轮船慢，又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罗宾臣遵照训令所示，立刻把档案与印信移交义律。

当天（阳历l2月14日），义律用禀帖通知两广总督，说已受任为“英国在华的最高官吏”。同时，向帕麦斯顿解释：华文的“禀”与英文的Petition含义不同。

这禀帖是交由公行转呈给粤海关监督，再转呈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

邓廷桢训令粤海关转知公行，叫义律在澳门等候奏准皇上批准以后，才能来广州。

义律又上了一个禀帖，说他愿意住在澳门等候，又说倘若能获准前来广州，他将处理有关英国人的公务，并“竭力保持两国之间现存的可喜的和平”。

道光皇帝批复邓廷桢的奏章，准许义律“有时在广州居住，有时在澳门居住”，但仍须遵守一切适用于大班的规章。换句话说，清朝官方不把他视作外国的官员，而把他视作外商的大班。　于是，义律遵令到广州，住了三个星期，回澳门。这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阳历4、5月间的事。

一方面，清方责备他措辞不逊，开口闭口是“两国之间”，把区区国与天朝并称。另一方面，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也写了训令来，责备他不该对中国两广总督用禀帖，而且经由公行的商人转呈。帕麦斯顿再三地告诉他，以后必须“直接”与中国当局“通信”，不许用禀帖经由公行商人转呈。

义律夹在两方之间，真是左右为难。其实他最好辞职，不必作“驻华商务总监”。严格说来，他也无职可辞，帕麦斯顿并未正式任命他当“总监”。他在罗宾臣担任总监之时，位居“次监”；罗宾臣被免职，把档案印信移交给他，他就“自封”为总监。帕麦斯顿前后给他下训令，只说“尔等诸监督”应该如何，并不说“尔总监”应该如何。

帕麦斯顿所设立的是一个“王家委员会”，由三个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以替代东印度公司的“小组委员会”。三个监督之分为总监、次监、三监，原不过为了一时方便。帕麦斯顿对罗宾臣生气而免掉他的职务之时，曾经说过“政府有意废除总监一职”。　

　《细说清朝》七三、鸦片问题

　这样一个义律，是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839年3月11日）到广州以后的交涉对手。

比起他的几个前任（律劳卑、德庇时、罗宾臣），义律的作风可谓别创一格。他不像律劳卑那样倔强，也不像德庇时与罗宾臣那样妥协。他肯用禀帖对两广总督行文，但暗中却在催促英国政府使用相当武力。

自从他在1836年l2月14日接任以后，中、英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倘若问题仅限于英国之要求对等外交，已经是够麻烦的了；偏偏有鸦片贸易夹在里面，把事情弄到非抓破脸皮不可。

义律本人有没有也做一点鸦片生意，待考；但他忘记不了靠了鸦片，英国每年可以从中国吸收一千万两以上的银子，十年就是一万万两，二十年就是二万万两。

英国，本是一个小国，而且在当时没有多少工艺品可以卖给中国。英国的毛呢，中国人不需要，那时候穿西装的太少了。在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以前，英国必须把一船一船的银子运来，换取茶叶、大黄、丝绸、瓷器。

早在唐朝、宋朝，把鸦片输入中国的是阿拉伯人。其后，在明朝末年与清朝初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干过这生意，然而数量不多。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蚕食印度以后，把鸦片大量种植，作为该公司的专利品。于是英国商人获得丰富的鸦片来源，纷纷把英国的货品（包括毛呢）运到印度，换出钱来买廉价的鸦片输入中国，吸收白银。

由于中国政府自维正年间以来，严禁鸦片进口，英国东印度公司尽管在印度供应鸦片，不方便由公司自身出面卖鸦片给中国人，或准许公司自身的船只代客运输鸦片到中国。

直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为止，东印度公司享有中、英之间一切贸易的专利权。不属于该公司的英国人与英国船只，却未尝不可以对华贸易，只须向公司缴纳相当费用。

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对华贸易专利权以后，任何一个英国人均可以来中国做生意，而不必向该公司缴费、受该公司管制。英国政府顾虑到这些“自由商人”必须有一个机构加以管理，因此才设立了所谓“王家委员会”，由三个商务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先后任命律劳卑、德庇时、罗宾臣为三个临督之中的总监。

“自由商人”蜂拥而来，中、英之间的贸易额直线上升，上升的主要项目是鸦片。

雍正年间，每年进口的鸦片平均是二百箱（每箱在一百斤左右）；乾隆年间，是四千箱；嘉庆年间，是四千五百箱。道光元年至道光十四年，是一万四千箱。

在义律继任总监的第一个年度（1837年至l838年），进口的鸦片是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三箱左右；第二个年度，是四万零二百箱。

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的政策，在雍正、乾降两个皇帝之时，是禁止境内的人民“吸食”，但准许外国的鸦片以药品名义“输入”，按值抽税。到了嘉庆皇帝之时，把输入也禁止。但是“洋烟”照样以走私的方式进来。

那时候，由于大小官员无不受贿，烟船公然来往于澳门、黄埔之间。道光皇帝即位以后，严令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加以取缔。阮元只得在道光元年认真起来，把黄埔的烟船统统赶走，而且惩办了澳门的若干囤户。

事实上，鸦片贸易有增无减。烟船移泊到“海外”的伶仃岛交易的手续，不再是现款取货，而改为先在广州付款立券，然后在闽、粤之间的南澳等地凭券交货。同时，趸船代替囤户，而运烟的任务改由所谓“快蟹”执行。（快蟹是具有十个桨的小船。）　英国第三任驻华商务总监罗宾臣，之所以把他的办公处由广州移到伶仃岛，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样的大迂回，使得从事鸦片贸易的华商与英商均感到不便。中国官吏也深以为苦。坏官吏，不容易收足应得的贿赂；好官吏，痛心于中国政府白白地丢了每年几万两银子的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