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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清朝-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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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大迂回，使得从事鸦片贸易的华商与英商均感到不便。中国官吏也深以为苦。坏官吏，不容易收足应得的贿赂；好官吏，痛心于中国政府白白地丢了每年几万两银子的关税。
于是，“鸦片输入解禁”渐渐成为若干华人、英人的一致要求。他们的代言人，是太仆寺少卿许乃济。许乃济在道光十六年上一本奏章，主张解禁。他认为不妨准许鸦片输入，作为一种合法的商品，课以重税，限以只许“易货”，不许“易银”，则不仅关税不致白丢，而且白银外流的趋势可以遏止。
许乃济劝道光，把吸食鸦片的禁令也取消。他说，吸食鸦片的本是“闲荡无用之人”，吸穷了活该，吸死了也活该，毫无足惜。政府只要管住了当兵的、读书的与文武官吏，就好。
许乃济很彻底，除了主张不禁输入与不禁吸食以外，又主张不禁种植。他说，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鸦片多了，便自然不需要向洋人购买。
道光把许乃济的奏章，批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填、粤海关监督文祥，叫他们详议，这三人议了以后，向道光复奏，说“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但是，道光本人颇不谓然。他继续征求京城内外大小官吏的意见。于是反对开禁的奏章，他也接到了不少。其中以黄爵滋与林则徐二人所写的，为最有理由。
黄爵滋是鸿胪寺卿，翰林出身，江西省宜黄县人。他看出当时国民经济的一大危机，是存银日少、银价日涨，人民在雍正年间只需八百八十文便可以换取白银一两，而现今要凑上一千六百多文，才能换到一两。原因是：“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
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闰四月所上的奏章之中，建议以一年为期，禁绝人民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赈，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过去，吸食鸦片的仅仅枷杖了事，至多坐牢二年，他主张改处死刑。
道光皇帝把黄爵滋的奏章，发交各省督抚，获得林则徐的热烈响应。
林则徐是福建省侯官县人，翰林出身，历任御史，浙江盐运使，江苏、陕西按察使，江宁、湖北、河南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这时候（道光十八年）担任湖广总督，一向以清廉能干著名。
他支持黄爵滋的建议，限令吸食鸦片的人在一年以内戒绝，逾期概处死刑。
他提出几项具体的施行办法：饬地保、牌头、甲长收缴烟具、烟膏、烟土；加重贩卖烟土与制造烟具者的惩罚，并先期叫吸烟人自首具结，把一年的限期分作四段，每三个月为一段，三个月内能戒的无罪，不能戒的加以小罪，到六个月尚不能戒的加以较重之罪，以次递加，到了满一年尚不能戒的处死。
林则徐不愧是一个仁者，他征集得戒烟的药方、饮方与丸方各一种，抄出来报告道光，以通饬各省官吏晓谕烟民服用。
他不等候道光对他的折子作何决定，就立刻在湖南、湖北二省雷厉风行地禁起烟来。他这样做，并不违旨，因为雍正以来“列圣”的禁烟谕旨犹在。朝廷虽则在广征各方面关于解禁与厉禁的意见，但尚未颁有解禁的法令。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捉拿所有开设烟馆的贩子。同时他掏出自己的钱来，配制戒烟丸药，送给瘾君子吃。民间的烟具、烟膏、烟土，被他收缴得几乎净尽。
有很多烟民，因此就很快地把烟戒成。他们的妻子感激极了，颇有跑到总督衙门来，向林则徐叩头致谢的。
道光听到消息，认为他禁烟最有成绩，便特别重用他，发表他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该省水师”。
所谓“海口事件”，是发生在广州商馆门口的一件华洋互殴之事，日期是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1838年l2月12日）。
原来，两广总督邓廷桢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于奉到朝廷所综合各方意见而制定的“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以后，也步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后尘，认真地捉拿烟贩、收缴烟土。邓廷桢决定在瑞典商馆门前，将一个烟贩子何老金处绞，让洋人知道中国的厉害，以后少干些鸦片走私的勾当。
这一天，十月二十六日，邓延桢派人来搭棚子，竖起木架。各国洋人见丁大怒，便阻止衙役，而且拆了棚子，毁了木架。衙役们于是把棚子与木架移到附近的潮音街，草草地绞杀何老金了事。
有几千个华人到商馆的门前看热闹，洋人纷纷出来用木棍子打。华人也就捡起砖头、石头向各国商馆的窗户抛掷，闹到下午四点钟左右，南海县县知事带了二十名左右的兵十来弹压，才把群众赶走。
这时候，各国商馆本已由于英商殷纳斯私运两箱鸦片的案件而受“封舱”，又有了这十月二十六日的斗殴事件，情绪便愈加愤激。
洋商有自己的“商会”，于是以这个商会的名义，写信向总督邓廷桢抗议说：商馆前面的空地，一百年来一向是洋商们游息之处，不应该把它改作刑场。总督的回答是，这空地虽则暂准洋商游息，但仍旧是天朝的领土，洋商竟然抗议，殊为狂妄。以后将有更多的烟犯，押到这空地上处绞，让洋商之中的不良分子知所警惕。
殷纳斯在三十日遵令出境，总督不愿意立即“开舱”。理由是，尚有若干烟船停泊在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珠江江面。
两天以后，义律出了一个布告，通知所有的英商，叫他们把烟船驶出虎门，并且不得抗拒中国官方的检查与没收。倘若有贩烟的英国人打死华人，必将处以死刑，正如在英王陛下的领土以内一样。
布告出后，过了五天，英商的若干烟船依然停在黄埔没有走。义律于是顾不得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不许他向两广总督上禀帖）的训令，又向总督递起禀帖来。总督叫广州知府与协台谕告他，对他的协助甚为嘉许，并且说将要以更严厉的方法对付贩烟的洋商。
消息传开来，所有的烟船溜得干干净净。邓廷桢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839年1月1日）下令开舱。
道光皇帝在京城发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比邓廷桢下令开舱早一天。那时候，京城、广州之间没有电报，道光无法知道所谓“广东海口事件”事实上已快结束。
林则徐于次年阴历正月二十六日（3月11日）才到达广州。海口事件已不存在。
然而，各国的商馆内部仍旧存有大量烟土。烟船虽则已完全离开黄埔，驶出虎门，却逗留在伶仃岛的洋面，随时准备再来，或开到南澳一类地方继续走私。
况且，英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曾经在道光十八年阳历8月间率舰闯进虎门一次，虽则前倨后恭，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杯酒交欢，却难保以后不来。道光皇帝授给林则徐“节制该省水师”，用意在此。
道光的禁烟决心，是很显然的。可惜的是，当时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鸦片问题。与鸦片问题连接往一起的，有英国政府对中国要求对等外交关系的问题，有英国商人反对十三行（公行）包办中国对外贸易的问题，以及所谓“商欠”（华商对洋商欠款）的问题。至于中国这一边不愿意白银流去，英国那一边更不愿意白银流走，也是颇难解决的一大争端。
《细说清朝》七四、鸦片战争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有七天毫无行动。他在暗中积极准备，调查烟贩的姓名、住址，与鸦片黑市的一般情况。
第八天，阴历二月初四日（3月18日），他传见公行行商，责备他们掩耳盗铃，帮助洋商私贩鸦片。叫他们转告洋商，限三天以内把趸船上的鸦片全部缴出销毁，同时出具甘结，声明以后如被查出私运鸦片，“人即正法，货尽入官”。
三天期满，洋商所缴出的鸦片仅有一千零三十七箱，显然是敷衍敷衍而已。
林则徐这时候已经封锁了商馆地区，不让任何洋商离开，而且下令捉拿最著名的一个英国鸦片贩子查顿。
义律在澳门，通知外海的英国兵船向香港开行，准备作战。他写信报告帕麦斯顿，说将来难免一战。
他在阳历3月24日赶到广州。他本想把查顿弄走，逃避林则徐的捕捉，结果他本人也陷在商馆地区，成了事实上的俘虏。
连他在内，被封锁在商馆地区的洋人共有二百七十六名。在他到达以后，封锁已经加紧，华人雇员完全撤走，菜蔬、水果、牛肉等日用品断绝供应。
义律开头很硬。他向总督邓廷桢要求，于三天内给予所有英国臣民及英国船只以出口护照。总督叫人告诉他：根据钦差大臣的命令，必须把鸦片缴清，护照才能够发。总督又责问他，禀帖之中提及“两国之间的和平”，所谓两国是那两国？英国怎能与天朝并称？莫非是指的英国与美国？
林则徐叫人在义律的住所（中和洋行）墙上贴告示，就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点，劝洋商速把鸦片缴出。同时，又吩咐人警告义律，说以后缴土具结的事，惟义律一人是问。
义律软了下来，一面道歉，说无意干犯天朝，请求将上次的禀帖退还；一面通告商馆地区的所有英商，将烟土全部或其清单于阳历3月27日下午六点钟以前缴山，交他转送中国政府，烟价当由英国政府斟酌偿付。
多数的烟土此时不在广州，而在伶仃岛的趸船之上。义律在次日禀告林则徐，说已查出英商的烟土共有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准备缴送。同时，派次监姜司吞去伶仃岛，把烟土点收，运来。
林则徐很讲道理，叫人告诉义律，在缴足四分之一之时，便准许华人雇员复工，准许供应日用品；缴足二分之一之时，准许舢舨往来；缴足四分之三，准许贸易；缴足全数，一切恢复常态。
到了阳历5月21日（四月初九），义律居然把全数缴足。其中有五百二十三箱，是他算错的，他也特地从印度买来新货，补足此数。
第二天，一切恢复常态，义律却通令所有英商撤离广州。
林则徐准备把收缴的烟土，运到京城去销毁，道光叫他在广州就地销毁。于是，林则徐就选了虎门附近的海滩，用盐卤、生石灰，把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计有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的“洋土”，当众销毁净尽，一共销毁了二十三天才销毁完（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
义律率领英商及附和英商的别国商人，除了二十五名美国人以外，去了澳门，不肯恢复贸易，更不肯出具以后如再贩烟，“人即正法，货尽入官”的甘结，而且下令禁止任何英国商船开进虎门。他发出宣言，表示不信林则徐能够公正而温和。
他向林则徐与邓廷桢要求，改在澳门卸货、装货。林、邓二人加以批驳，说广州才是通商口岸，澳门只是准许洋人暂住的地方。
五月初七（7月7日），在香港对岸九龙尖沙咀地方，发生了“林维喜事件”。有一群英国水手想买酒买不到，却发起“酒疯”来，乱打当地的中国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有一个姓林，名叫维喜的，被打得受了重伤，在第二天断气。
又过了两天，义律送一千五百元墨币给苦主，一百元给其他老百姓，叫他们写一个字据，说林维喜是“死于意外”。同时，他自相矛盾，悬赏二百元征求有关谁是凶手的密告，悬赏一百元征求有关谁是暴动祸首的密告。
林则徐、邓延桢会同巡抚怡良，住六月二十三日发出布告，说义律不该出钱贿买村民，企图掩饰，说犯人是英国水手，与别国洋人无关，说洋人在中国境内犯罪，应由中国官吏审判，有乾隆十九年的前例可援（一个英国水手被一个法国水手杀了，凶手被中国官吏处死）。
义律却认为他自己有权审判在中国境内以及沿岸一百英里以内的中国领海中所有的英国臣民。
义律通知林则徐，请他派员于阳历8月l2日（七月初四）到英国船上“观审”。林则徐当然置之不理。
到了8月12日这天，义律故意不审凶手，只审所谓暴动祸首五人，判三人以六个月的徒刑与二十英镑的罚金；二人以二个月的徒刑与十五英镑的罚金。罚金在兵船上缴纳，徒刑等回到英国之后执行。
林则徐叫义律交出凶手，所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此公然无忌地侵犯中国主权，因而忍无可忍，就在七月初七下令在澳门的中国地方官，断绝英商及其眷属的日用品供应，撤走华人雇员、仆役。
六天以后，义律离开澳门，移到英国船上居住。十一天以后，所有的英国人都离开澳门，到船上去住。据说，在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曾经给他们通知，说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又过了五天，七月二十三日，有一艘英国兵船伏来机二十八号（H。M。S。Volage 28）到达澳门海面。义律向葡萄牙澳门当局表示，有意思保护澳门。如果澳门让英国人去居住。葡萄牙澳门当局向他婉辞谢绝。
全体在华英人，因义律的狂妄举动而移居在船上度漂泊的生活，徘徊于香港、九龙之间（尖沙咀洋面），不能做生意，而且买不到粮食；买不到可饮的淡水。其中有愿意遵守中国当局的法令，具结不再贩卖鸦片以便从事贸易的，义律一概加以阻止。 到了十月初六，却有一个英国人湾刺，对义律不再屈服，自动向中国当局具结，中国当局立刻准他带船进口。义律无可如何。
十八天以后；又有一个英国商人当郎自愿具结，被中国当局准许进口。义律这时有了准备，就调动兵船，在穿鼻岛附近挡住当郎的船。这时候，英国兵船来到中国领海的，已经有了好几艘了。
中国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为了职责所在，也率领兵船来制止义律对于当郎的干涉。
双方于是发生炮战。日期是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839年ll月3日）。鸦片战争便是这样子开始的。
第二天、第六天、第七天、第九天、第十一天，中、英双方的兵船又互相开炮。每次，均是中国兵船打胜，英国兵船打败。义律替英国丢了脸，却厚着脸皮说“损失不大”。指挥英国兵船作战的，是伏来机二十八号的舰长士密。中国水师的指挥官，是提督关天培。
半年以后，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1840年6月28日），英国的印度舰队司令伯麦上校率领兵舰来到，开始封锁珠江海口。
不久，英国政府所派的远征军海陆军统帅懿律上将也来了。懿律与义律同姓、同族，但不是兄弟。
在懿律的统率之下，有英国与印度的兵士共四千人，包括布利耳所带的陆军两团。兵舰有十六艘，武装汽船有四艘，运兵船有一艘，运输船有二十七艘，大小火炮共五百四十门。
英国政府赋予懿律以“第一全权使臣”的名义，叫义律当第二全权使臣。
他们的任务是：除了封锁珠江以外，到中国北方的口岸，设法与清廷直接交涉。
他们留下了四艘兵舰与一艘汽船在珠江口，率领其余的船只向北开到厦门。这时候邓廷桢已经调任福建总督（两广总督由林则徐兼任）。
英军在厦门海面派了一条小炮艇，护送一条张有白旗的小船，送信给中国官吏。中国的福建水师不懂得“白旗”是什么意思，便开炮迎头痛击，英国的小炮艇也就还击，双方互有死伤。
英军于是又留下一艘兵舰封锁厦门，继续向北开行，到了舟山群岛，在六月初七日占领定海县县城。定海县的县知事姚怀祥自杀。
英军留下很多兵在定海，又丢下一艘在定海搁浅的兵舰。然后，分出两艘兵舰封锁宁波，再继续向北开行。
英军到达吴淞海口，又留下两艘兵舰封锁扬子江。
最后，英军只剩下五艘兵舰、一艘汽船，于七月十八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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