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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清朝-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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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公推主持“公益”的洋人共有三个，合成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这个小小的委员会逐渐扩充壮大，成为其后“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
工部局的英文名称，是“上海市议会”；为什么译成华文，便是不伦不类的“工部局”三个字呢？原因是，租界上的洋人本无自组市政府之权；英国领事马豆儿斯特及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均一再于同治元年强调上海仍为中国皇帝的领土，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无权管辖上海租界以内的华人。
所谓“公共租界”，实际上是英、美两个租界的合并。而英、美之各有一个租界，根本是于法无据。出面向苏松太道取得洋径浜与苏州河之间的租地建屋之权的，诚然是英国一国的领事，但条文规定了受益者是所有的“外国人”，并非仅限于英国一国的人。倘若这一片地方，可以被称为租界，那它根本就是所谓“公共租界”，而不是英国一国的租界。实际上，英国人以外的洋人，早就进了这“英国租界”来租地建屋了，英国领事未加拒绝。
问题发生在道光二十八年冬天。住在这“英国租界”内的署理美国领事格里斯沃尔德，在他的房子前面升起美国国旗。骄傲的英国领事竟向格里斯沃尔德抗议。糊涂的苏松太道受了英国领事的怂恿，也向美国领事抗议。于是，美国领事就在“英国租界”以外，自行开辟“美国租界”于“英国租界”之东北的虹口。
苏松太道并不对这个自行开辟的美国租界指定任何界线，却也照样准美国人租地建屋，慢慢自由发展。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这“美国租界”与“英国租界”合并而自称为“公共租界”之时，苏松太道才把“公共租界”在这一方面（东北）的界线加以确定。
公共租界成立之时，所谓“工部局”的董事已不是三人，而是九人了。选举董事的是全体纳税洋人的大会。纳税的华人既不能出席大会，自无权选举董事。
两年以后（同治三年），公共租界设立“会审公廨”，破坏中国的司法权的完整。当被告为洋人之时，洋人自可依照条约，由其本国领事依照其本国法律加以裁判。当被告为华人之时，理应由华官依华法加以裁判，原告如为洋人，这洋人所属之国的领事只能列席。但是在会审公廨的制度中，不仅这列席的领事或其代表成了“会审”中国被告之官；而且遇有原、被告皆为华人之时，领事或其代表人也当了会审之宫，享有与中国法官同等的权力。“公共租界”在司法上俨然另成一个小共和国，不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在公共租界里面，有工部局所办的警察（巡捕）与义勇队，使得这小小的僭立之国，有了自己小小的“国防军”，并且一度把租界四周三十英里以内划入它的“保护范围”。
法国在上海的领事敏体尼，于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与苏松太道也立了约，划出洋泾浜以南、县城北门以北、黄浦江以东、关帝庙与周家桥以西，作为专供法国人租地建屋的地方。这就是最初的法租界。其后，由于小刀会起义，法租界在东南方逐渐扩充到小东门与黄浦江之间，在西边扩充到静安寺路之南，共有一千二百华亩（二百英亩左右）。
法国领事其后也在法租界成立类似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机构，而且企图管制法国人以外的洋人，要这些洋人先向法国领事申请，才能在法租界租地建屋。英、美两国的领事反对法国领事的做法；他们通知各该本国的在沪侨民，说凡是在任何一个租界（包括法租界）租地建屋，只须在本国领事之处注册就可以了（不必理会法国领事）。
比起法租界来，公共租界的确更富有国际性。任何一国的洋人均可以进人公共租界，租地建屋、经商，参加“纳税洋人大会”，享受以往在广州所从未享受的种种便利与特权。反之，法租界虽则没有绝对不让别国的洋人进去，事实上却是法国人所视为禁脔的一片土地（在俄国革命以后，才有不少的白俄涌入）。
上海之正式成为商埠，可说是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国领事布特娄到任之时。一年以后，在上海城内居住的洋人共有二十三名（包括布特娄），所开的店铺共有十一家，传教士有两人。
到了道光二十七年，城内与租界里的洋人有了八十七名。又过八年，咸丰五年，洋人增加到二百四十三名，差不多全数居住在租界之中。
中国人为了便于从事国际贸易与供应洋商种种需要，并享受近代化的都市生活，搬进租界以内来居住的华人远比洋人多，多过了一百倍。
在太平天国革命及连带的小刀会起义期间，因逃难而挤进租界的又多得不可胜数，使得租界以内的中国人口，达到五十万人以上。
太平天国被清朝镇压以后，虽则逃难的老百姓很多各回本乡，然而上海租界的华人仍有二十几万。
在清朝结束、民国肇造之时，上海租界与华界的总人口便超过了一百万。
到了抗战胜利之时，这数字就变成了五百万以上。
上海在元朝以前，不过是松江华亭县的一个小镇；到元朝才升为一个小县。甚至在清朝，于五口通商以前，仍旧是一个小县，其重要性远不及邻近的各县，更说不上堪比于作为府治的吴县、武进县、丹徒县，等等。
自从列为通商的五口，又糊里糊涂地划出租界后，它就渐渐地变成全中国人口最多的都市、东半球最重要的港口、最大的商场。
《细说清朝》八○、粤人抗英
英国人在上海很得意，在广州却进不了城。根据《南京条约》，他们不但有权进广州城，而且可以在城内自由居住、租屋或租地建屋。然而，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留给广州人以极坏的印象，广州人以及一般的广东人，因此就宁死也不肯对英国人屈服。
英国人在广州原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商馆。商馆地区共有一百多亩（二十一英亩），英国人想扩充，到商馆地区以外租地建屋，却没有一个本地的中国人（广州人）肯把地皮租给他们。 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十一日，有一个英国人康吞跑到“老中国街”踢翻一个水果摊。他的理由是，水果贩子的叫卖之声吵了他。
四天以后，另一个水果贩子也因为叫卖而“冒犯”了一个英国人裘儿齐。裘儿齐用手杖打这个水果贩子。康吞跑出来，帮助裘儿齐，用棍子将水果贩子毒打。打了一顿不算，两个洋人还把这可怜的水果贩子拖进屋内，捆起来继续再打。
这引起了中国市民的公愤，不少人聚集，包围那屋子，冲进大门，拉下窗外的铁栏杆，想抢救水果贩子。有些群众高呼：“打番鬼！杀番鬼！”
洋人，包括美国人及美国代办领事，于是全体出动，在英国领事的领导之下，向于无寸铁的中国群众开枪。中国群众死了三人、伤了六人。
到了晚上九点钟左右，中国官厅派来两百名兵士，才把秩序恢复。
事后，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德庇时，作了两件自相矛盾的事。他一面向州广总督抗议，说责任在于华方，中国官厅未能保护英人生命财产，英人有自卫的权利；一面又把行凶的祸首康吞交给英国在广州的领事，运用领事裁判权，开庭审判康吞的“破坏条约”之罪。
英国领事判决康吞有罪，处罚金二百元墨币。判罪及处罚的依据，是香港政府法令第二号。康吞不服，去到香港的“最高法院”上诉，香港最高法院指出了广州英国领事法庭在程序上犯了两点错误：应该援引香港政府法令第七号，不应该援引第二号，所判的罪，是关于7月4日（闰五月十一日）的行为；而所处的罚，是关于7月8日的行为。
结果，原判决取消，罚金退还。
中国的水果贩子白白挨打。死了的三个中国人、伤了的六个中国人，也是白死、白伤。
坐在伦敦外交部办公桌子后而的“魔鬼之子”帕麦斯顿，也是明知康吞与裘儿齐不该横行霸道引起了中国群众的“暴动”，却仍旧训令德庇时，叫他对中国官厅采取强硬态度。
他用外交部的名义，写信给康吞，说政府“完全赞许领事法庭对你判处罚金，本部所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程序上的错误使得你逃过了处罚”。
他给德庇时所下的训令，也郑重吩咐不可在发还康吞罚金之时，向康吞表示任何歉意。然而，他仍叫德庇时向中国要求“惩凶”，告诉中国政府将要有一艘英国兵船永久停泊在广州商馆之前。
其后，他不仅派了一艘兵船来，而且派了两艘兵船来。
其中的一艘，是玛丽·班那亭号（H。M。S。Mary Bannatyne）。玛丽·班那亭号来到广州不久，便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二十八日惹了事，两个水手闯进广州郊外的小街道，和居民发生斗殴，一个水手被“割伤”，另一个水手跳河逃命。
帕麦斯顿接到报告，又发了火。他在十月间训令德庇时，叫他警告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不再“预防这类暴行”，英国政府只有自行惩凶，那时候休怪“无辜的老百姓受到连累”。
德庇时在次年二月中旬接到此项训令（船上耽搁了两个多月），就向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写信说“阁下倘不制止这些暴行，中国人民将受灾难”。同时，德庇时通知香港的驻军司令达几拉将军，派兵去广州。
这时候，又已有六个英国人与一个美国人在正月二十六日去佛山镇游玩，遭遇群众用小石头阻挡。虽则洋人无一受伤，但德庇时也要赔偿、惩凶，加在去年八月间那次两个水手“遇险”的事件之上。
达几拉将军在二月十六日开进虎门，用了三十六个小时毁去八百二十七门炮，到达广州。清军奉命未作抵抗。
耆英于是便在英国兵船的威胁之下，于二月二十一日答应：（甲）惩办水手遇险事件与游客被辱事件的“肇事者”；（乙）在河南划出适宜地区，供英国商人及“别人”租地建屋；（丙）指定地点供英国人造教堂，办坟场；（丁）准许英国人在猪巷（Hog Lane）搭一个天桥，与商馆地区相连；（戊）不许中国船在商馆前之河面停泊；（已）让英国人在两年以后自由进入广州城。
谁知，到了十月二十八日，又有六个英国人在广州郊外失踪。他们带有手枪与群众打斗，两人当场被打死，四人被俘，于第二天被杀。
耆英十分紧张，忙了很多天，捉了很多老百姓，选定十一月十四日，请求英国文武官员与三十三名英国兵士，到肇事地区监斩。斩了四人，判了一人斩监候，一人绞监候（关在牢里静候刑部批准斩刑与绞刑），三人永远充军，六人笞后充军三年。这才勉强获得德庇时的满意。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有两个英国商人在商馆门口，看到中国群众从河对面向他们摔石头。于是英国领事又一再要求惩凶。徐广缙捉了两个人到商馆门口“枷号示众”。
四月上旬，英国领事听信谣言，说中国方面将要恢复“公行制度”，贸然下令英国所有商人停止向中国当局缴纳关税、船税。五天以后，当他知道谣言毫无根据，又自动收回了他的命令。
八月间，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克利伦，在城内租得了一所现成的房子。邻居们开了一次大会，公请房东退租，房东只得应允。 另一个英国传教士，浩布森，也租得一所房子，邻居请房东退租，房东不肯。邻居们向官厅控告房东，结果房东被判入狱，在狱中呆了六年。
这时候，道光二十八年，担任两广总督的已不是耆英，而是反英的徐广缙。徐广缙是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署理，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实授为两广总督的。同时，被调署而实授巡抚的，是另一位坚决反英的人——叶名琛。
倒霉了很多年的林则徐，重被道光皇帝起用，任为云贵总督。很显然，道光皇帝颇为后悔，不该信任了琦善与耆英等一批媚外分子。
粤人抗英，固然是纯粹出于爱国热忱，但徐广缙与叶名琛的暗中鼓励，也有关系。叶名琛征召了十万以上乡勇，在夜间操练，在白天不露形迹。这些乡勇磨拳擦掌，随时准备和英国人拼。
恰巧，在耆英去职之时，英国的比较讲理的外相阿波儿丁也去职，迷信武力的帕麦斯顿又上了台。
到了十一月间，有一个英国人迈多斯在黄埔附近遭遇海盗，跳水逃命。英国领事向徐广缙抗议。徐广缙捉了十三个人，将八人斩首、五人充军终身。
次年，道光二十九年，“准许英国人入城”的诺言于四月初到期。但是广州人民对英国人的恶感更甚于昔，徐广缙在二月十七日亲自到英国船上，与德庇时的继任者文翰会面，说明困难。河岸两旁站了成千成万的乡勇，“呼声震天”。四月一日，徐广缙把道光皇帝的一道敕谕转告文翰。敕谕上说，不便违反广州人民的公意，强迫他们准许英国人入城。文翰于是不再提起入城的事。道光皇帝以为英国人果然被徐广缙挡了驾，兴奋之余，封徐广缙为一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巡抚叶名琛也封了一等男爵，赏戴单眼花翎。
帕麦斯顿听到消息，叫文翰出面警告徐广缙：“将来两国间如果发生使中国不愉快的事，错误在于中国一方。”又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外交大臣书”，叫文翰设法进达。帕麦斯顿身为英国外务大臣，却不晓得中国这时候并没有所谓“外务大臣”。 文翰在1850年6月派人乘一艘汽船雷那德号（H。M。S。S。 Reynard）到天津大沽口，递进帕麦斯顿的信。大沽口的中国官吏，奉了咸丰皇帝之旨，将这信退回。（道光在这一年阴历正月去世。不久，洪秀全起事于广西，中、英之间的广州入城之争告一段落。）
《细说清朝》八一、焦亮（洪大全）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几年，充分暴露出它的无能。当时在军机大臣穆彰阿庇护之下的琦善与耆英等人一味媚外，更增加了人民对清朝政府的愤恨与轻视。于是散布在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天地会认为有机可乘，先后起义，重新张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以求无愧于郑成功、朱一贵、林爽文、胡秉耀等先烈。其中有一位焦亮，后来与“拜上帝会”的会首洪秀全合作。焦亮，是湖南兴宁（资兴）北乡大坪人（供词作衡山人），生平最崇拜诸葛亮，因此自名为亮。他连考几次秀才，未能考取，发愤改读兵书，加入了天地会。他在天地会之中很努力，渐渐作了领袖。不久，他化装为和尚，“游方到广东”。
这时候，广东有一位朱九涛甚为活动，是天地会的广州一个山头老万山的首领。有人说，这朱九涛便是焦亮。
广州的城门口，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夏天，出现一个“无名揭贴”，悬赏购买总督徐广缙的首级，下面写的是“大明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张揭贴，可能也是焦亮干出来的。他可能改姓了朱，而且冒称崇祯十一世孙，自称皇帝，建元天德。
三年以后，焦亮于被捕之时供认，曾经在广东认识了花县人洪秀全与冯云山，说洪、冯二人“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设立天地会”。
焦亮本人在广东活动丁一阵，没有什幺结果（由于徐广缙、叶名琛的镇压）。洪秀全与冯云山“把会名改为上帝会”，志在“到处造反”，最后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占领了广西桂平县金田村。
焦亮听到消息，来金田与洪秀全会面。洪秀全封他为天德望，把他的名字改为洪大全，称他为“贤弟”，叫他称自己为“大哥”，又叫“所有手下的人”都称他为“万岁”，与称呼自己一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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