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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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曾国藩，赋予他以节制四省全权的，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

然而，最先肯用曾国藩的却是咸丰。咸丰这个人，够不上称为圣主，也不配称为贤君，但是在位十一年，是一个中等的皇帝，比崇祯好，而且好得很多。

祟祯的私生活颇为严肃，咸丰是好色之徒。然而崇祯多疑轻杀，咸丰则不疑不杀。作为一个皇帝，好色只是小毛病，多疑轻杀便是绝症。

咸丰即位之时（道光三十年），年纪仅有二十。洪秀全在当时，是三十八岁。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咸丰与洪秀全两人之间的拳赛。一个二十岁的孩子，与三十八岁的成年人比武，不是容易的事。

咸丰有庞大的领上，众多的人口，比较丰富的兵力与财力，诚然占很大便宜。但是，一切需要他决定，决定稍有错误，就一定逃避不了后果。他生长深宫，毫无行政经验与作战经验，面临太平军这样的巨敌，委实难以应付。

帮手，他有，却太多。满朝的文武，各省的总督、巡抚、市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提督、总兵、副将、参将，都是他的帮手。在这些人之中，谁好？谁不好？谁可靠？谁不可靠？

倘若是汉朝初年，问题就很简单。当皇帝的只消物色一个好丞相，把所有的噜苏事付托给他，自己垂拱而治。

清朝自从雍正以来不仅没有丞相，而且连沿袭自明朝的内阁制度也名存实亡。全部政务，尤其是军事，要皇帝自己处理。所谓军机大臣，实际上仅是侍候皇帝的秘书而已。

太平军初起之时，咸丰只晓得起用林则徐。他记得，当他八九岁的时候，林则徐对付英国人颇有办法。无奈现在林则徐已老，到不了广西，就在中途病死。

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穆彰阿告诉过他，说：“不知道林则徐能不能去呢？”当时，他很气，认为穆彰阿始终与林则徐为敌，是甘心媚外的卖国贼，就把穆彰阿革去本兼各职，永不叙用。同时，也惩办经手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说耆英是“无耻无能”。

林则徐既死，咸丰想到了李星沅。这李星沅在云贵总督任上，平定过小规模的回民起义；又在两江总督任上，捕捉过若干私盐贩子。

然而，李星沅当钦差大臣却不够料，指挥不动巡抚周天爵与提督向荣，化除不了周、向二人之间的意见，打不下太平军。

咸丰因此又就近在军机大臣之中，选出了蒙古人赛尚阿，赛尚阿训练京城新设的“枪队”成绩不坏。

其实，赛尚阿的本事，只不过是训练“枪队”，使得枪队在阅兵典礼中步伐整齐而已。他虽则有蒙古血统，却极怕打仗，也从来不曾打过一仗，如何可以当统帅呢？

咸丰先叫赛尚阿扼守湖南；其后同说李星沅病死，叫他进军广西。他进了广西，只敢住在省城桂林，离开战场（永安州）很远。过了一些时候，因为咸丰逼他逼得紧，他才硬着头皮，到永安州“督师”，却又不听乌兰泰的忠告，任由向荣在永安州外围留下一个缺口，结果是大局糜烂到几乎不可收抬。

向荣已有应死之罪，总算比太平军抢先一步赶到桂林，把桂林保全下来，功罪勉强可以相抵。太平军冲进湖南以后，这向荣又竟然能够尾追太平军直到长沙，间接帮助了骆秉章等人守住长沙。咸丰正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以替代赛尚阿的人，于是又看中了向荣，叫他当钦差大臣。

向荣当一个提督材料尚嫌不够，当起总绾全局的钦差大臣来，可谓笑话。向荣的一套伎俩，只是尾追二字：由广西追到湖南，追到湖北，追到南京。到了南京，在孝陵卫扎下“江南大营”，对太平军采取监视态度，不敢进攻。

咸丰在咸丰二年于向荣之外加设一个钦差大臣，扼守河南。人选呢，他想起了琦善。怎么会想起这么一个人来呢？大概是于追怀林则徐之余而联想到的罢。琦善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先后充任过钦差大臣（虽则两人的作风迥不相同）。

琦善的唯一资格，也就是当过钦差大臣而已。论军事知识与胆量，他不仅比不了向荣，也比不了赛尚阿。他在河南，坐视武汉被太平军占领而不去救；到了江苏，扎一个“江北大营”于扬州郊外的宝塔山及司徒庙，静候太平军放弃扬州而奏报克服扬州，静候太平军放弃仪征而奏报克服仪征。静候到咸丰四年秋天，寿终。

我们很难责备咸丰，说他无知人之明。他接触不到人才，如何去知？他自己不是人才，即使接触到了人才，也知不了。

在了解咸丰以后，我们反而不能不欣赏他之优容曾国藩了。曾国藩以一个丁忧的侍郎，奉命帮办团练，在家乡招兵买马，形成一大势力。祁雋藻告诉咸丰，说：“曾国藩虽则当过侍郎，现在只是一个平民；以平民的身份而能有如此的号召力，不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很动容，但仍旧让曾国藩继续放手做下去，一直做到变成力量最大的统兵官，把清朝的命运掌握在手。

咸丰对于江忠源、骆秉章、胡林翼几个他素未谋面的人，也颇能深信不疑，一心倚畀。诚然这几人之忠于清朝，有事实上的表现，咸丰应该相信他们。然而当皇帝的，也有听谗言的机会与提防忠臣的特权。咸丰对江忠源等人始终如一，在一般皇帝之中不能不算是差强人意的了。

而且，他不杀赛尚阿，甚至不杀一再弃城逃往上海租界的何桂清（何桂清于咸丰死后被斩），这的确是太软了一点，却也有安定“官心”的好处。　

　《细说清朝》八九、曾国藩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字涤生，原字子城。有人说他原“名”子城．考中了翰林以后才改名国藩，这怕不确。他的弟弟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妹妹国惠、国芝，都是生在他中翰林以前，显然他这一辈是“国”字辈。而且“子城”的“城”字与“国藩”的“藩”字颇能配合，名曰国藩而字曰子城，最恰当不过。

他改字涤生，另有一段经过。传说他年轻之时，遭遇了一件甚不愉快的事，愤而自杀未死。罗泽南（罗山）劝他不必过于自疚，不妨取“涤生”二字为号，时加警惕。君子不患无过，患不能改。

罗泽南比他年长四岁，学问很好，研究张载、周敦颐、朱熹的著作均有心得，是一位言行相符的理学家；也写了好几部书（《西铭讲义》、《太极衍义》、《小学韵语》，等等）。

罗泽南对曾国藩颇为爱护，曾对罗也极敬重，两人的关系可说是在师友之间。曾氏一生在修养上居敬主诚，宗程、朱而不宗陆、王，大半是受了罗氏的影响。

曾发达得早，在二十三岁中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了举人，二十八岁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罗呢，满了三十，才中秀才；满了四十，才中举人。到了＇咸丰三年＇四十七岁，率领“湘勇”打仗，才开始有所表现。

湘勇创办以前，已有所谓“楚勇”，也是湖南人的武装结合。楚勇的首领江忠源曾经在家乡办团练，活捉了当地天地会的领袖雷再浩，其后到浙江秀水当知县，于咸丰元年丁忧回家，奉钦差大臣赛尚阿征调，招募了五百名老百姓，称为楚勇，带往广西。　存，“西，江忠源与乌兰泰很能合作，与向荣却合不来。他和乌兰泰见解相同，认为既围永安，不该缺上一角，赛尚阿不听，江忠源一气，回家。

回家以后，听说太平军果然突围，桂林危急，他又募了一些楚勇再来广西，想帮帮乌兰泰的忙。他到达广西之时，乌兰泰已死，全州无可守御，便伏兵在全州北边的蓑衣渡，打了一个胜仗。　其后，他赶到长沙，与太平军战于南门，又在天心阁筑一堡垒。长沙之能够保全，他的功劳不小。

再其后，他又赶到南昌，入城坚守。守了九十几天，太平军无可奈何。这时候，咸丰四年六月至八月，罗泽南带领两千湘勇，以及原驻镇篁（凤凰）的绿营兵到南昌来解围。南昌之能够保全，一半是江忠源守得好，一半也是罗泽南及其麾下当军官的“诸生”肯拼命。

所谓诸生，是若干知识青年，其中有些是罗泽南的弟子，有些不是。

在罗泽南的弟子之中，以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为最有能力。续宾其后于咸丰七年四月攻下九江，咸丰八年十月战死于三河。续宜在九年六七月间会同刘长佑战石达开于宝庆，解了宝庆之围；又在咸丰十年及十一年，帮助曾周荃攻叶芸来于安庆，阻挡了陈玉成的援兵；于同治二年病死，死时四十一岁。

江忠源在守好南昌以后，率领楚勇去守庐州（合肥），也是比太平军早到一步。可惜他此次所带的楚勇太步，只有一千人不足，而清军其他部队远屯四十里外，坐视不救。结果，庐州被陈玉成拿下，江忠源投水而死，死的时候也仅有四十二岁。（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罗泽南于咸丰六年三月进攻武昌之时中弹阵亡，年纪也只是五十而已（他比江忠源长五岁，比李续宜长十六岁）。

曾国藩却是一个命大的人，活到六十二岁，功成业就寿终正寝（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

他在奉旨帮办湖南团练以前，官运已经不错。由翰林而侍读、侍讲、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其后升署左侍郎），又兼工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六部之中，他兼了五部，只有户部的侍郎他还不曾兼掌。在这期间，他也先后担任过四川与江西的正考官（主考）。

朝廷之中，穆彰阿是他的恩师（会试之时的主考），大学士倭仁是他的前辈。

倭仁是蒙古人，生长河南开封，翰林出身，服膺程、朱，作过咸丰的老师（詹事），历任大理寺卿、翰林院掌院学士、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居官持正不阿，是有清一代的名臣。倭仁对曾国藩甚为器重，常与曾国藩讲求性理之学。

恩师与前辈以外，曾国藩另有几位益友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窦垿，等等。这几人都是程、朱一派的理学家。李棠阶后来在晚年当了军机大臣。

和曾国藩交往最密切的，是郭嵩焘。郭是湘阴人，于道光十七年在长沙与曾相识；于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点了翰林，又在京城与曾异地相逢。

郭为人鲠直而具有卓见，在官场中落落寡合。虽则其后也当了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与出使英国大臣，但失意的时候多，得意的时候少。

曾最了解他，与他交谊极厚，并且结为儿女亲家。郭与左宗棠是小同乡，也是亲家，到过浙江，帮左宗棠的忙，却与左不甚相得。曾写了几首诗安慰他，其中有两首是：“一病多劳勤护惜，嗟君此别太匆匆。二三知己天涯隔，强半光阴道路中。。。。。。宦海情怀蝉翼薄，离人心绪茧丝用。更怜吴会飘零客，纸帐孤灯半夜阑。”

另一次，曾接到郭的诗，和了六首。其中有四句是：“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这诗中的刘子，是刘蓉，字孟容，湘乡人。

曾国藩自幼与刘蓉为道义之交，其后连中高科，誉满京华，心中所念念不忘的，仍是蛰居故乡的这位刘子：“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所愧偷太仓，无异哀穷乞。羡君老岩阿，闲味甘于蜜。”

刘蓉的才干，在曾国藩看来是很高的：“我思竟何处，四海一刘蓉。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卧龙不等待曾国藩去访捉，已在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被湘乡县的县知事请了出来，协助罗泽南创办本县的团练。这团练在名义上是由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以大绅士的资格出面主持。

不久，曾国藩因奔丧而回家；回家以后，奉到咸丰皇帝的谕旨，叫他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全省的团练。曾国藩本不想担负这一份责任，准备上一个“疏”（奏折）恳辞。郭嵩焘却走了来，劝他勉为其难，说武汉已被太平军占了，湖南处境日危。他这才决心去长沙就任。这时候已经是咸丰二年十二月的下旬　

　《细说清朝》九○、编练湘勇

　罗泽南所练的湘勇三营，先期调来长沙。江忠源的楚勇，大部分跟江忠源去了湖北、江西，但也有一部分留在长沙。曾国藩除了叫人在湘乡继续招募若干湘勇以外，又叫人在辰州招了一些“辰勇”，在宝庆招了一些“宝勇”。其后，所有的这些勇，均统名为“湘军”，而“湘军”的“湘”字不再是“湘乡”的缩写，而是“湘省”的缩写了。

曾国藩任事不到半年，在种种方面均显出毕竟不凡。练兵、带兵，他原是十足的外行。他只凭一股热忱与得自读书和修养的一套“明理”的工夫，结果把军事办得井井有条。

首先，他替湘军定下编制，以营为作战单位，每营营官一人，兵士三百六十人，长夫一百四十人，其后扩充为官兵五百零五人，长夫一百八十人，分为四哨，哨有哨官，哨下有什，什设什长。　兵士的步器以刀矛为主，但也有小枪、抬枪、劈山炮。每营有刀矛十九队、小枪九队、抬枪八队、劈山炮两队，共计三十八队，各队的人数不等。

所谓长夫，是辎重兵兼工兵，在行军的时候担任搬运，在扎营的时候担任掘壕、筑墙。壕有多深、多阔，墙有多高、多厚；壕有几道，离墙若干尺，等等，曾国藩均一一加以规定。行军的行列次序．每天行若干里，几时出发，几时停止，几时掘壕、筑墙，几时造饭、吃饭，曾国藩也立下“章程”，叫大家遵守。

他所最注重的是操练。操练的内容，包括个别的步技与团体的摆阵。他认为兵士必须步技好，作战才能勇敢。他研究了自古以来的种种阵法与太平军惯用的几种阵法，然后创造出自己的阵法来，叫大家练习。曾国藩很参考了一些兵书，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王錱的《练勇刍言》，曾也颇加重视。　

　《细说清朝》九一、抑制王錱【zhen】

王錱是罗洋南的学生，中过秀才，传说他是在湘乡首先建议办团练的人。在最先成立的三营之中，他是左营的营官，罗泽南是中营的营官，另一个邹寿璘是右营的营官。

王錱确是一个将才，驭下极严，严而有恩，兵士滥取民间

物立斩，军官执行命令而超过时限也斩。官兵的大部分薪饷与赏金，由部队径送官兵的家，不许官兵把银钱随身携带太多，多到十两以上的斩。

王錱在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牛刀小试。奉了曾国藩与署理巡抚潘铎之命，带领三百名湘勇去耒阳、衡山一带，镇压当地的农民武装与来自两广交界的会党。三个月以后，他从江西来的会党手中夺回桂东县县城。

其后，他把部队扩充到三千人，直接向复任逃抚的骆秉章请饷、请械。曾国藩认为，第一，他收兵太滥；第二，他不该向巡抚请饷、请械，因为湘勇是民间的组织，饷械的来源是民间的捐款，倘若向巡抚请饷、请械，就要丧失湘勇的民间性。王錱的看法与曾国藩不同。王决心去湖北，抵抗由南京西上的太平军，援救南昌，因此不得不赶紧扩充部队到三千人，也不得不向巡抚请饷、请械。事实上，南昌已有罗泽南率领两千湘勇与若干绿营兵去援救了。曾国藩始终认为王錱只能留在湖南，不够资格出省御敌。

曾、王二人从此便有了意见。骆秉章居中调停，把王錱的兵力减为二千四百人，留在湖南。　

　《细说清朝》九二、靖港之败与湘潭之胜

　这时候，曾国藩因为与湖南提督鲍起豹处得不好，把团防局移到衡州（衡阳），在衡州集合了来自各地的乡勇，编成陆师十三营、水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