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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清朝-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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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英国政府当时尚未准许香港政府将属于中国人的船在香港注册。并且，冯阿明所领的执照，早在拔旗事件以前的十一天已经满期失效。这两点，都是中国当局所不知道的，英国当局自然也乐得不说破。
英国的广州领事巴夏礼在事件发生之时，即已赶到中国的巡逻船，要求将被捕的十二名中国水手带去英国领事馆。他认为挂着英国国旗的船，便等于是英国的领土。中国兵无权在英国领土之上捕人。
中国兵拒绝他的要求。他就写“照会”给叶名琛，说公众之前的侮辱，必须以“公众之前的赔礼了事”。被捕的十二名水手必须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亚罗号，由领事带他们去领事馆，然后请叶总督派适当官员会同调查该十二名水手是否海盗。
叶名琛答复他：船是中国船，水手是中国人，其中有海盗李大明在内。李大明及其他十一名，可能是9月6日在上川岛劫船的盗犯。因此，不便送交亚罗号。
巴夏礼向叶名琛再送照会，要求：（一）书面道歉；（二）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三）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十二名水手至亚罗号。他并且限叶氏于四十八小时以内，亦即10月14日以前明白答复。
叶名琛在14日答复说，十二名水手之中有三人必须暂行手扣留，严加察讯，其余九人先行送回亚罗号。叶名琛又说，以后中国官员对英国船船员决不无故逮捕，但亚罗号并非英国船。叶名琛而且教训巴夏礼：中国人造船，外国人不可售以执照，以免混淆不分。
巴夏礼一面拒绝接受这九名送回的水手，一面用武力夺了一艘“中国政府的船”，作为报复。叶名琛毫不生气，说：“巴夏礼所夺得的，不是中国政府的船，而是一个中国商人的船。”无非是这商人活该倒霉罢了。
一个星期以后，巴夏礼请准包令爵士，咨请驻华海军司令、“英军水师提督”席摩儿上将使用武力。
于是他三度照会叶名琛：限二十四小时内道歉，保证尊重英国国旗，正式送回十二名被捕水手。
叶名琛知道洋人动了真火，果然把十二名水手都送到英国领事馆，但说明其中的二名于送到以后须立即带回总督衙门，以便审讯。这是lO月22日的事。
巴夏礼认为这两名也该留在领事馆，须由领事主审，华方官商会审，审后方能带走。因此，他拒绝接收这十二名水手。同时，他认为叶名琛既未道歉，也没有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已无继续交涉的必要，不如让英国海军接办未完之事。
席摩儿上将指挥兵舰开炮，在23日（阴历九月二十五日）占领广州之南四英里左右的中流炮台。第二天，占领凤凰山炮台。第二天，占领海珠岛，架好了炮，对准总督衙门。
第四天，是“礼拜天”，席摩儿上将休息。
第五天，他开始对总督衙门发炮，每十分钟一次。第六天，他攻毁总督衙门前面的城墙一段有两丈宽。叶名琛搬到广州都统的衙门去住。第七天，英军进城，大踏步穿过总督衙门一次，然后退出，回海珠岛。
这七天，清军全不还手。因为叶名琛吩咐过：“不要理他们。”
叶名琛同时却希望老百姓动手。他贴出布告，悬赏购买英人的首级，每颗三十元（墨西哥币）。
他暗中也派了一位知府与席摩儿上将及巴夏礼领事会谈，询问他们目的何在。他们的答复也很妙：根据《南京条约》，英国商人有权利进广州居住；英国官吏有权利与总督会面。（关于亚罗号事件，他们似乎均已忘怀。“修约”的要求，也被搁在一边。） 这真是旧事重提，也可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叶名琛一向以为，德庇时在道光二十七年碰了钉子，虽则宣称“两年以后算帐”，只是打打退堂鼓而已。德庇时的继任人文翰于两年到期之时，并未坚持前请，也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入城的权利。
至于中、英官员会面的问题，叶名琛心中有数。他自从接事以来，就根本不曾赏见任何一个外国外交官。英国公使包令及包令的前任文翰，美国专使麦克赖因及其前任马绣尔与继任人伯驾，法国代表布儿布隆及其继任人柯尔息，都向他求见过，而他总是藉口公务太忙，回信说“改日再约”。
这一次，虽则城墙已被轰破，衙门已被冲进，他一本初衷，仍日给席摩儿与巴夏礼一个不理。他的架子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席摩儿的兵力仅有一千人左右，不敢贸然占领广州。广州的武装老百姓，即所谓“团勇”，有几万人之多。
席摩儿只能够对总督衙门断断续续地开炮，也略为占领了广州周围若干炮台，拆毁了商馆附近有碍视线的民房。
于叶名琛的劝告之下，美、法两国驻在商馆的卫兵，先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及二十二日撤走。
包令不曾死了与叶名琛会面的心，在11月下旬，从香港来广州一趟，仍旧是不得要领，废然而返。
12月5日，英军藉口有一名水兵被杀，放火烧掉广州郊外的一个村庄。
14日，广州老百姓烧英国的商馆，连带烧掉十三行旧屋与美、法两国侨民的住宅。
22日，航行省城与香港之间的英国小邮轮，蓟草号（The Thistle）中途被劫。劫它的，是化装为乘客的中国兵。于是十一名外国人被砍头，其中有一名是西班牙的副领事。
1857年1月14日（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香港有一位华人面包商阿林，在面包里放砒霜。由于发觉得早，洋人不曾有一个被毒死。
存香港的洋人，人人自危。英国人固然害怕，美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等，都一样地害怕。
香港此时有五万左右的华人。到了2月月底，有两万以上退出香港，各回本乡。因为本乡的人写信叫他们回去，以表示对洋人不合作。
英使包令虽则一向主张强硬，比起领事巴夏礼之一味蛮干，略高一筹。他写信给闽浙总督王懿德与两江总督怡良，请他们转送一封信给咸丰皇帝，信上所述的是中国政府如何不是，叶名琛如何欺侮洋人。包令以为“告御状”可能生效。
王懿德与怡良的答复均很客气，但是他们说无法转呈告状的信，因为一切洋务交涉，只有叶名琛有权办理。
事情就这样拖下去，越拖越糟。中国政府对洋人的态度，并未因鸦片战争的教训而有所改进，仍是天朝自居，满不在乎。洋人呢，始终迷信武力，得寸进尺，侵略了别人，还希望别人对他们喜欢、尊敬、认作知己朋友！
这时候，英国的首相正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外相帕麦斯顿（又译“巴麦尊”）。他虽则是自由党人，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者。
在他下面当外相的，是克赖兰登勋爵。克赖兰登很欣赏包令与巴夏礼的强硬作风。
反对这种强硬作风的，在保守、自由两党之中均有。德儿贝勋爵，保守党的领袖，于1857年2月14日在上议院提议谴责包令等人处置失当。结果，以一百一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六票被否决。十二天以后，这个议案在下议院表决，却以二百六十三票对二百四十七票，获得通过。
帕麦斯顿根据英国宪法，只得解散下议院，举行大选。他发表演说，强调英国国旗受了侮辱，英国国民被人暗杀，把亚罗号是中国人的船，它在香港注册的执照业已过期，英军炮轰广州、滥杀中国人民等等，一字不提。于是，被选举为新的下议院之议员，以支持他的对华政策的人占多数。
他吩咐外相克赖兰登，派一个得力的干员、曾任加拿大总督的爱尔金伯爵担任“全权钦差大臣”，负责对华的外交、军事。 爱尔金在1857年4月下旬出发6月3日到达新加坡。这时候，印度的“土兵之叛”已经（于5月13日）爆发。印度大总督坎宁向爱尔金求救。爱尔金把所率的两团兵士（约有一千七百支枪）派去印度。此外有三团步兵与一个炮队，也是从英国开来作为征华之用的，在走到锡兰的中途，被锡兰总督格雷截留，改作对付印度土兵之用。
爱尔金等于是单身来到香港。他在香港等候到ll月，才有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从英国开到。加上香港原有的驻防陆军一千五百名、海军二千名，与法国大使葛罗男爵所拨来的法国兵一千名，爱尔金总算凑足了五千六百多人。时间已经是l2月中旬了。
爱尔金有了这五千六百多人，就敢于向中国的两广总督挑战，敢于在其后直航大沽，打进天津、北京。
他先礼后兵，写信给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执行条约上有关广州的条款，包括让英国人入城居住、贸易；赔偿最近事件与纷乱中英国人所受的损失。
法国的新任“全权大使”葛罗，同时也通知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让法国人入城居住、贸易，并赔偿种种损失，以及惩办西林县的知事，抚恤马赖神父的家属，等等。葛罗并且说，法国决定与英国合作，互相支持对叶名琛的要求。
这时候，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席摩儿上将，已经占领河南岛全部，完成对广州的封锁。
叶名琛在两天以后答复英、法二使，说：（一）《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无修约的条款。（二）《中法黄埔条约》虽有修约的条款，却无修约的必要。（三）英人进人广州的权利，事实上已被文翰放弃。（叶名琛说，德庇时坚持过，闹出事来，被英国政府免职；文翰不坚持，被英国政府封为男爵。爱尔金应该效法文翰，不可效法德庇时。）（四）法国传教士曾经有过八人闯入内地，都先后被押解广州，送交法国领事。马赖神父之所以被杀，由于身份不明，地方官不知道他是法国人；而且他的确罪有应得，曾经鼓动人民造反。（五）法国人最近在广州所受到的损失，应该由英国人赔偿，因为肇事的是英国人。
英、法二使爱尔金与葛罗在耶稣圣诞的前一日（阴历十一月初九）提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于二十四小时以内献城。叶名琛既不献城，亦不作守城的准备。
驻广州的将军穆克登纳与巡抚柏贵，向他请示应付的办法。他说：“不要紧。吕祖（在乩坛上）已经告诉我，过了月半（十一月十五日）便没有事。”
英法联军（五千六百多人）在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六时开始进攻，攻到十四日下午两点钟，打进广州，占领了半个城。 十五日，将军穆克登纳竖起白旗，战事告终，吕租的乩语果然灵验。叶名琛逃匿在副都统衙门的八角亭，于七天以后被英军捉住，押送香港；其后被转送到印度加尔各答，于咸丰九年三月初一日病死。
叶名琛对英、法采取强硬的态度，未可厚非。他的错误，第一是始终不肯与英、法以及美国的专使、公使、大使会面商谈。第二是，对外国的实际情况茫然无知，而不肯虚心探听（更说不上虚心研究）。第三是，全仗空言敷衍、辩驳，而毫不设防。
然而，比起辛亥以后若干胁肩谄笑，见了洋人便满口“也是也是”（Yes，Yes”的“西崽外交家”，叶名琛却又十分值得我们怀念。
英、法二使找出了巡抚柏贵，叫柏贵负责维持城内治安，但一切命令必须由两个英国委员与一个法国委员副署。
广州城内的老百姓，在英、法联军的高压之下无法反抗。城外有一百零三多九十六村仍然继续奋斗，组织了一个联合办事处（团练局），设在佛山。参加的武装民众有几万人，使得英、法两国的人不敢出城。他们离城一英里（三华里），性命就难保。 爱尔金偕同葛罗离开广州去上海，并且邀约了美国公使列维廉，俄国专使普替沃丁（这时候均在香港）一齐去。
事前，他们四人分别写了“致中国首相”的照会，派人送交驻节常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托何桂清转交。信中要求清廷派遣全权大臣到上海谈判，否则便要北来京城。
何桂清在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与江苏巡抚赵德辙会衔答复（已到上海的）英、法二使，说接到来文后，已经奏奉咸丰皇帝批示，叫他们仍回广州，与新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办理交涉。
何桂清与赵德辙在回答美国大使的照会上，赞许他最近于广州战事期间能守中立。但修约的事，仍该去广东找黄宗汉商量。
对于俄国专使，何、赵两人责备他不该南去香港与英、法联络，又偕同英、法二使北上，有所要挟。何、赵二人又说，他的任务是勘定黑龙江的国界，应该去黑龙江。至于修约，中、俄现有条约之中，并无准许俄国人在上海、宁波等五个口岸居住贸易的条款。
爱尔金、列维廉、普替阿停接到何赵两位督抚的照会，把它退回。葛罗较为客气，收了下来，但仍写信告诉何、赵，复文该由“首相”签署。
在爱尔金的领导之下，一个小规模的四国联军，包括十几艘英国兵船、六艘法国兵船、三艘美国兵船、一艘俄国兵船，排好队从上海出发，浩浩荡荡向着大沽口驶去。
他们在三月上旬到达，要求清廷派出全权大臣举行谈判。清廷叫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接洽，却不给谭以全权大臣或钦差大臣的名义。结果，只有美国公使列维廉一人肯与谭见面交谈。 列、谭二人从三月十八日谈起，谈到四月初，谈不出什么道理来。列维廉的要求十分广泛．谭廷襄所能答应的，只是在广东、福建两省各增通商口岸一处。
英、法、俄三国的大使、专使等得不耐烦，就由法使葛罗出面，声称：根据中、法《黄埔条约》法国兵船有权驶进大洁口，直到天津。（这是曲解条文。条文上说，中国与他国交战时，法船仍许通行。中国此时虽则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却未正式宣战。法国既已与英国在广州一致行动，又怎能自居为“中立国”？况且条约的原文分明是，法国船只能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渡、上海。）
爱尔金在《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里找不出任何可以曲解的藉口，但也要求清廷交出大沽口南北两岸的炮台，作为外交谈判的“序幕措施”。
四月初八日（5月20日）七午八时，英、法两国大使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小时以内交出炮台。
上午十时，英、法兵船开火。轰到中午，把所有炮台一一占领。事实上，清军并未抵抗。
爱尔金与葛罗二人命令英、法两国的兵船，彻底清除白河的障碍物。清除完毕以后，爱尔金与葛罗邀同列维廉、普替阿停，在咸丰八年四月十八阿（阳历五月三十号）进入天津。
清廷不敢再叫爱、葛、列三人去广东找黄宗汉，也不敢再叫普替阿停去黑龙江找地方官专谈勘界。清廷很柔顺地派出大学士桂良与吏部尚书花沙纳当钦差大臣，和爱、葛、列、普四人正式谈判。
所谓谈判，只是中国的钦差大臣聆训。施训的人不是爱、葛、列、普，而是爱的两个精通华文的翻译官威妥玛与李泰国。（威妥玛其后升到英国驻华公使，留下了一套用英文拼写汉字的办法，至今仍被通用，算是标准，称为“威氏拼写法”，The Wade System。）
在所谓“淡判”期问，清廷异想天开，起用《南京条约》的签署人，此时年逾七十的耆英，试行一次侧面外交。耆英到天津，自称新任钦差大臣，拜访爱尔金与葛罗，却拿不出证件。他见到李泰国，大谈本人与英国人何等要好，托李泰国代劝爱尔金等先把兵船撤出白河，再谈一切。李泰国奚落他一顿，他羞惭而退，“私自回京”；被咸丰下诏赐死。
“谈判”在阴历五月间完成。初三，《中、俄天津条约》签字。初八，《中、美天津条约》签字。十六，（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十七，《中、法天津条约》签字。
俄国在此次“修约战争”前后，所获得的利益最多。单就《中、俄天津条约》而论，虽则是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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