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上七大帝国的没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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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禅等逃往昆山（即昌平狼山），并收集溃散的部卒，整军再战，与燕铁木儿军相持于白浮之西。这天夜间，撤敦、脱脱木儿两军前兵夹击，王禅部大败，降者万余人。王禅单骑逃走。十月，大都军包围上都，倒剌沙出降被杀，天顺帝不知所终。两都之战宣告结束。

文宗稳住局势后，效法当年仁宗派使节到西北恭请其兄和世剌来京继承大统。但和当年没有实力的仁宗不同的是，文宗拥有燕铁木儿的鼎力支持，让位只是做做姿态。可和世剌却不识时务的立即南下，并于天历二年正月在漠北即位，是为元明宗。八月，文宗和燕铁木儿北迎明宗，相会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张北北）。欢宴数日，明宗暴崩，文宗重新登极。

激烈的皇位争夺，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权危机不断，严重地内耗了元王朝的实力，造成政局频繁混乱，这在中国历代史上也是少有的。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异族入侵的民族在制度创建上的缺失和苍白，钱穆先生曾经评价说：“元代入主中国，经历一百余年，中国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政权的意识，始终未接受过去。他们的政治，始终不脱古代贵族封建、武装移植的气味。然而当时一般社会文化、经济的水准，却比春秋时代在贵族封建下的农民，高出百倍。蒙古人的倒退政治，到底不能成功，因此社会变乱百出。”可谓一针见血，从根基上点出了它的不足。

3。汉化迟滞———覆亡之根

东汉魏晋时期，中国第一次掀起广泛向异国学习的高潮，佛学东渡，翻译勃兴。近代以来一直到现在，是我们第二次取法于人，西学东渐，热浪一波一波。可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民族是离不开其他民族的精神滋养的。元朝时期，作为相对落后的蒙古民族，又是怎么样接受汉文明的呢？

*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这条规律用在中国，是元王朝因为汉化迟滞，旧制长存而导致其还没有达到盛年就奄忽沟壑，代之而起的是彻底的汉文明之王朝；在清王朝那里，却是相反的景象，几代帝王的极力汉化，甚至不惜附庸风雅造就了另一个盛极一时的王朝，实际上就是完全被其所征服的文明反征服。但这并不是说元王朝的皇帝就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而是说他们努力的保守性和不彻底性。

在忽必烈之前，蒙古诸帝一直以草原为本位，汉地的管理十分混乱。忽必烈与前任相比，受过更多的汉文化影响，才开始发现前代政治之失“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其后的一些皇帝也和乃祖忽必烈一样，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汉人的传统政策，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没有改变其游牧狩猎民族的本性，对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汉文明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中国卷　第三编千年后的一声长叹（12）

再加上蒙古国横跨欧亚，除汉文明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对汉文明的接受自然形成阻力。此外，蒙古王公贵族在元朝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特权利益的保留，也是汉化不能彻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这个外来入侵的政权，在汉文明的土地上始终没有结婚生子，而是昙花一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美中不足

蒙古国刚建立，对怎么样统治中原就有过争论。成吉思汗裂土分封，毁农田为牧场。窝阔台执政时，大臣别迭提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和成吉思汗一脉相承，得到了窝阔台的认可。但遭到耶律楚材的极力反对，他对窝阔台进言说：“陛下将南战，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以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并果真征收了如数的税额。

等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北方“王公大人之家或占田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忽必烈在即位时所颁布的诏书中就强调新王朝的创建原则是“祖述变通”，即继承蒙古旧制，参用汉化改革。其二元性和不彻底性是十分明显的。中统三年爆发李叛乱后，更增加了忽必烈对汉臣的疑忌，汉族官僚纷纷从重要岗位上被排挤出去。汉化推行处于停滞状态，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但是在他统治时期还是有计划地推行了一些“汉法”，采用了部分中原王朝的统治政策和典章制度，收到了一些效果。

元朝的国号取自《易经》“大哉乾元”，定为“大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另外忽必烈一即位，即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定年号为“中统”，此后他还吸收了中原的一些朝仪祭典等。

忽必烈以前的蒙古国时期，中央官制十分简略，虽吸收过一些金朝的旧制，但没有固定下来。忽必烈在汉臣的帮助下，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官僚体制，完善了中央官制。他设立中书省总理政务，中书令为长，下设左右丞相（右为上），又设平章政事，参知政事为副相。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立枢密院掌管军事。长官由皇太子兼任，实际是虚衔，实责由两名副使承担。设立御史台负责监察。纠察百官善恶，谏言朝政得失。下设殿中司主管朝廷百官，察院主管地方。又设宣政院兼管宗教和吐蕃政务。地方上设立行省———行中书省，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职责与中书省同，总理一地区政务。省下设路府州县（府不遍设，从属关系也不确定），各设札鲁花赤，以蒙人为主；又设总管，汉人为之。蒙人长官后来成为名誉衔。行省还可在一些地区特投宣慰司，上传下达政令、民事。

蒙古统治者崛起于草原，所以忽必烈之前的历代统治者对农业重视程度不足。忽必烈即位后即在中央设立大司农司，专管劝导、督察农事，实行重农政策。另外又将“户口增，田野辟”定为考核官僚的首要标准。朝廷鼓励垦荒，一再兴修水利，重视农业生产。

他还改变以往不重视儒家的传统，延接儒生，讲论治道。下诏重申儒户免除部分赋役的规定，设立诸路提举学校官，重建地方学校教育体系，在中央设立太学，教育勋臣子弟。

忽必烈的汉化政策顺应了汉族农业文明的发展趋势，推动了蒙古国最终转变为元王朝，但同时保留了大量蒙古旧制，保护了蒙古贵族的利益，阻碍了社会进步，这些旧制主要有那些呢？

投下制度。投下意为分地、采邑，又引申为拥有分地、采邑的诸王贵族。中国在秦汉之后就基本上取消了分封制度，从而摆脱了地方坐大，扰乱中央之祸。蒙古的投下封主权力很大，往往专擅自恣，横为不法。他们在中央可以用不同方式荐用私人，参与政务，成为元朝统治集团中游牧贵族保守势力的代表。

斡脱制度。斡脱指为蒙古统治者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西域商人。他们所放钱债利息很高，息转为本，又复生息，成为“羊羔息”。入元后，斡脱得到政府保障，他们到处倚势横行，追逼钱债，致使很多人家破产。

中国卷　第三编千年后的一声长叹（13）

赐赉制度。蒙古时期大汗向诸王贵族赏赐大量金银财帛。除即位时的赏赐之外，每年还有固定的岁赐。巨额的赏赐造成了元朝统治的极大负担，为后期的财政困难埋下祸根。

怯薛制度。怯薛乃蒙古大汗的宫廷护卫亲军，其与蒙古皇帝的关系实际上是草原时代贵族与其伴当（家臣）关系的遗存。所以他们可以在朝廷大臣入宫奏事时在场陪奏，参与议事。平时也可以直接奏准皇帝，越过中书省颁发圣旨、玺书，扰乱政事。成为最接近权力源头，却又超越官僚机构之上的一个不安定的集团。

此外，类似的蒙古旧制还有很多，如达鲁花赤制度、札鲁忽赤制度等等，它们夹杂在元朝的官僚机构中发挥着作用，处处体现着这个政府的二重性，直至其灭亡。忽必烈的这些改革措施总体上没有改变元王朝“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传统习惯，最终导致这个大一统的王朝不到百年而亡。他以后的一些继任者，虽然也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总体上停留在他的范围之内，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草原民族统治的特性，当然很难起到实质性的效果。

修枝补叶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幼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还在藩府时就多招当时有名望的儒者当老师，主张以儒学治天下。即位后，将名儒程鹏飞、尚文、郝天挺、刘敏中等延至京师，参与政务。他自己的老师李孟也被任命为中枢平章政事，言听计从。在国子学实行分斋教学，下两斋名为游艺、依仁，中两斋名为据德、志道，上两斋名为时习、日新，学习内容和学生程度有确切的区分。汉人学生由中斋升入上斋起，蒙古、色目人由下斋升入中斋起，实行“升斋等第法”和“积分法”。方法是根据学生的月考成绩，优等者给一分，中等者给半分，下等者不给分，年终积分至八分以上者升补上一等级，不能升等，来年积分即归零。同时开始恢复施行科举考试，既满足了汉人开科取士的要求，又适应了元朝统治集团延揽人才的需要。这是他在位期间的最大贡献。还下令将《尚书》、《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等书翻译成蒙文。但仁宗的汉化改革遭到以其母亲答己为首的贵族官僚的强烈不满，最终没有继续下去，以失败告终。

元英宗硕德八剌，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长子。生于怀庆（今河南沁阳），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掌权后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如张珪、吴元珪、王约、吴澄、王结、宋本、韩镛等人；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但这些措施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他们密谋发动政变。至治三年八月五日，元英宗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被御史大夫铁失等人刺杀，史称“南坡之变”。

元文宗图帖睦尔，武宗海山之子，明宗异母弟。在元代各个皇帝之中，文宗图帖睦尔有着较深的文化修养，所以，在位期间比较注重文治，首先建立了专门掌管文化事务的机构。

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文宗设立了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三品，其设定的职能为“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大学士之下设有侍书学士、承制学士、供奉学士、博士等官。这些职位大多由学问深、声望高的朝官兼任。八月，在奎章阁学士院之下设艺文监，秩从三品，专门负责将儒家典籍译成蒙古文字，以及校勘。艺文监设有大监、少监、监丞、博士等官。监下属机构有两个，一是负责保管书籍的艺林库，另一个是负责刻印书籍的广成局。在设立了这些文化机构的当年，文宗命翰林国史院、奎章阁学士院的官员着手搜集、整理本朝的典故，按照《唐会要》、《宋会要》的体例，编纂《经世大典》。《经世大典》全名为《皇朝经世大典》，是记载元朝典章制度的会要体政书。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书成。分为《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10类。每类之下再分若干细目。全书正文880卷，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合计894卷。《皇朝经世大典》是元代一部重要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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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表示对儒学的重视，文宗还沿用前朝褒扬圣贤的办法。应孔子后裔、衍圣公孔思晦的请求，加封孔子之父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鲁国大夫人颜氏为启圣王夫人，孔子之妻并官氏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后来，又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并对颜回、曾参、子思等人也加封了相应某国圣公称号。文宗用加封儒学先圣先贤的办法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尽管元朝中后期陆续取得了一些汉化成果，但这不论是和前代北魏孝文帝相比，还是和后来的清王朝相比，都显示出明显的迟滞、艰难和曲折的特征。由于在元初就把境內的子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中亚人）、汉人（中国北方人）、南人（中国南方人）。把职业的等级分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者的地位比娼妓还低，这就造成了元朝皇帝包括贵族接受汉文明的缓慢，对中原典章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隔膜，这使其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合理的稳定的统治制度，对整个帝国的管理陷入搜刮和掠夺乃至黩武的境地，最终走上覆亡的道路。

4。天灾人祸———覆亡之路

实际上每个王朝走到最后，已经不是覆亡的原因了，最多只是个覆亡的催化剂，甚至仅仅是个结果而已。大元王朝一直就没有断过的地方暴动，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更加张狂绚烂，这个王朝还能维持多久呢？

元朝末期的统治，和历史上大多数末代王朝一样，吏治已经腐烂不堪，皇帝怠政贪图享乐，民间灾害疾疫频仍，整个天下显示出倾覆前的末世特征，中国传统中的“分合治乱”又濒临另一个轮回。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留下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这个荡荡乾坤被污浊的可见一斑。然而中国历史进行到这种风云际会关头，往往会十分慷慨地毁掉一批，造就一批，大明王朝的盛景已在东南半壁的天空中喷薄欲出了，只是元朝的君臣们还蒙在鼓里而已。

末代皇帝

元末帝妥欢帖睦尔，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八日在上都即位，庙号惠宗，朱元璋“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所以中国的史书上一般称他顺帝。

对于他的身份，在他生活的时代就有人怀疑他是赵宋王朝的后代，但他自称是元明宗的长子。文宗复位后，将妥欢帖睦尔流放到了高丽的大青岛。这也许也是人们怀疑文宗害死其哥哥明宗的一条隐性的理由。

文宗去世后，皇后卜答失里依照他的遗愿立明宗次子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宁宗。可惜宁宗只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去世了。皇后又立了十三岁的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在位35年。

文宗为其害死哥哥内疚了一生，皇后卜答失里也是如此，所以三番五次立明宗之子为帝，然而，他们没想到，在这个皇帝手上，国家却覆灭了。

顺帝即位前几年，先后铲除了燕铁木儿、伯颜以及卜答失里皇后的势力，逐步掌握政权，任用贤才脱脱为相，实行了一系列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比如恢复科举考试，崇尚儒术、提倡文治，广开财源、治理黄河等等，颇得时誉，一时有中兴之望。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