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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道-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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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以20％~30％的速度递增，根据国家卫生部的最新统计数字，目前在全国药品营销行业，九鑫集团排名第13位。
黄贵银对于贫穷有这样的表述：“我曾经为自己贫寒的出身抱怨过，小时候放羊时常对着天空幻想：如果家境好一点，人生哪会这样艰难？长大后才知道，贫穷也是上苍的恩赐。因为贫穷、因为卑微，才会从最不引人注目的跑龙套的小角色起步，这样才可以一点一滴地积累起生意的基础，一横一竖地编织起生意的网络，才能更靠近生意的核心。”
改变观念改变命运（2）
如果不是17岁觉得一辈子放羊没有出路，黄贵银可能会在山沟里一辈子与羊打交道；如果不是盘算着做生意，黄贵银可能还是个打工仔为找工作谋生计发愁。从山村到城市，从羊倌到企业家，从贫穷到富人，黄贵银用自己的经历实践了“改变观念改变命运”的哲理。
靠儒道称雄商界（1）
贾与儒密切联结是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明朝时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二者区别不大，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明代歙县人黄镛，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他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于“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赀大丰裕”。
明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县商人吴彦先，一有闲暇便浏览书史，因而善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也自以为不及于他，故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他为不负众望，精心地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经商活动，都必获倍利，遂一时成为众商的智囊。清代歙县人叶天赐，“性聪颖，嗜学工诗，擅书法”，因家贫而为他人行贾，由于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独立经营于扬州的富商。
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贾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使徽商称雄于明清两朝。
晋商与徽商在明代本是势均力敌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及至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晋商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其重要一条便是：晋商没有徽商那样重视读书、爱好儒学。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经营者必须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以儒术饬贾事”，往往获得成功。晋商不好儒学，文化知识有限，商业经营大受影响，如此，怎能比得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呢？
徽商的兴起以至鼎盛，让现代的安徽人倍感自豪，但近代徽商的衰落则让他们品味了苦涩。弘扬徽商精神，重振徽商，已成为徽商故地人们共同的心声，成为古徽商传人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今天的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风光，但是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人文传统没有改变。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在早几年，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商的故土。史玉柱说过：“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有人说：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还有董明珠、张近东、王传福、吕向阳等人。董明珠是芜湖人，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是“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华裔女企业家”。2004年荣膺《财富》“全球商界女强人50强”，2004年家电业十大风云人物第二名。
张近东出生于安徽，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在是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在张近东带领下，苏宁电器凭借独创的苏宁模式称雄家电流通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苏宁电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连锁零售商之一，也是国内首家IPO首发上市的家电连锁企业。张近东本人也被业界称为“家电大鳄”、“连锁战车”。张近东是2005年财富500强88名，2005胡润中国富豪榜第60名。
王传福是无为人，现在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人称“电池大王”。王传福1987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获得物理化学学士学位；1990年在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获得硕士学位并成为该研究院最年轻的副教授。由此可以看出，王传福也是一位儒商。比亚迪现在是全球第二大手机电池制造商，王传福是2005年财富500强28名，2005胡润中国富豪榜第106名。
同是无为人的吕向阳，是融捷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吕向阳是2005年财富500强25名，2005胡润中国富豪榜第113名。
安联公司的老板崔兴柏也是一个“儒商”的推崇者。崔兴柏原来在合肥永信电脑公司任副总经理，当年永信是联想的分销商，从而做到当地的老大，但永信的国有企业背景无法实现崔兴柏快速膨胀的“个人理想”。1998年4月，崔兴柏离开了永信，创办了安徽联想电脑公司。崔兴柏不仅想做商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更愿意做一个“儒商”。熟悉崔兴柏的人会隐隐约约从中觅出明清时盛极一时的徽商的味道。崔兴柏本人屡屡提起徽商，并称自己愿意做“新时代的徽商”，其志不在小。
靠儒道称雄商界（2）
即使从生意经角度说，崔兴柏身上也散发着徽商无法磨灭的印痕。安徽经济实力虽然相对弱些，但IT分销之盛、竞争之激烈却与北京、上海没有根本区别。国内厂商在区域市场所上演的争夺战，安徽一场都没有漏演。唯一不同的是，当地的各品牌分销商的关系，却出奇的好。崔兴柏会做生意，“不独吞”。而且，有时候其他分销商做单子可能会遇到困难，找崔兴柏帮忙，崔兴柏也常常会帮他们搞定。其“化敌为友”之风不由令人想起大徽商胡雪岩的经营之道。面对媒体时，崔兴柏应对自如，长袖善舞。在其身上，徽商的形象很是鲜明。
靠文化提升商业素养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
“贾而好儒”不仅是徽商主动适应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徽商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在经商中，众多徽商总是诚信为本，仁心济世，礼让待人，由道取财，以义为利，表现出儒道本色、人皆嘉许的商业道德。这样便造就了一批批受人敬佩的诚信儒商。
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徽商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徽商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
“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出身于贫寒人家，30岁到扬州时，几乎无法立足。当时，由于扬州商业繁盛，消费水平很高，且大批诗人、画家来到扬州，竞争十分激烈。幸运的是，汪士慎到扬州不久，就得到了徽州盐商马曰、马曰璐兄弟的热情接待与支持。
马曰（1687~1755）是清代著名盐商、藏书家，祁门县城人。马曰家庭豪富，但为人慷慨，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曾捐资开掘扬州沟渠，筑渔亭孔道等。马曰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不惜费资刻印书籍，当时称这一批书为“马版”。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藏书楼名称，藏书多达10余万卷。
当时，能进入马氏兄弟的街南书屋或小玲珑山馆，对任何学者、诗人、画家来说都是一种荣誉和慰藉。汪士慎正是在马氏兄弟的支持下，才得以声名远扬。马氏兄弟在扶持艺术上，不吝金钱，长期不懈，乐此不疲，还带动了一批好此道的徽商，使“扬州八怪”的作品被大量收藏，最终走向市场。
“扬州八怪”并不是徽商手中的股票，许多支持“八怪”的商人是出于真正的喜好。这也反映出徽商对文化的重视，体现出众多徽商的儒商风范。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翻开徽州的地方志及相关文献，“贾而好儒”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徽商能在明清两朝兴盛数百年，以致留下“无徽不成镇”之说，少不了儒学对商业的影响。今日商业大势之繁荣，远远胜过明清两朝，现代人要经营好今日的商业，则更须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因此徽商“贾而好儒”的历史经验，今日还大有可取之处。
重视智力投资
明清时期是徽商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徽州的文化教育也特别发达，英才济济。这与徽商不惜财力兴办教育大有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徽商重视智力投资。
在徽州古民居西递有一副著名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副楹联告诉徽州后世子孙：书读好了，生意做好了，效果好了，什么东西都好了。以商从仕，以仕从文，以文从官，这样有机地把徽商、儒商和官商的三商融为一体。由此也可以看出，徽商不光是崇商敬贾，而且还是兴文重教的。
徽州人文化底蕴深厚，“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笃信的信条。徽州人在经商致富后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们在“振兴文教”上总是毫不吝惜地输金资助。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习儒就学，徽商积极捐资，广建书院。
歙县棠樾大盐商鲍志道，曾捐三千金修紫阳书院，捐八千金修山间书院。歙县巨商汪兆晁，对义馆无力延师者，每年均捐资数百金。道光八年（1828年），绩溪著名学者胡培晕在县城倡设东山书院之际，徽州墨商胡余德（胡开文之子）捐银一千余两。同治年间，歙商还曾筹资一万二千三百余缗，在南京建造歙县试馆，作为家乡学子乡试住宿之所。正是如此，徽商才“代不乏人”，几百年不衰，造就了一代徽商帝国。
徽商巨富胡贯三（公元1733~1794年）是昔日江南六大首富之一，他是徽州黟县西递村人。胡贯三出身重理学、懂礼教家庭，四五岁时就在家中开始学识字块，对对子，写红描，六岁进本村的“燃黎馆”读书。背《三字经》，念《千字文》，读四书五经，诵《幼学琼林》、《古文观止》，打算盘，临字帖等。由于家长的严格要求，教学先生的认真教诲，天真纯朴、聪颖过人的胡贯三学习更为上进，成为同窗学友中的佼佼者。
有一次，老师望山观景，得一上联：“黟县山多黑”，叫学生们对下联。这则上联字不多，是折字格。“多”、“黑”合为黟字，表示地名。几十名娃娃们，你看看我，我望望你，绞尽脑汁，也未对出。只有小贯三眼珠溜转，胸有成竹。老师下午回到学堂就一一查看学生对的下联，多数文不对题，少数几个对出的下联，内容也平淡无味，唯独胡贯三的“靛池水定青”对的下联，非常恰切巧妙，受到了老师的称赞。原来学堂的附近，有口方方的小水塘，名叫“靛池”，其水深且清，享有甜池的美誉。放学后，老师兴致勃勃地对胡贯三的父母说“此子才思敏捷，日后必成大器也！”
自古以来形成的重视教育的风气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缙绅官僚，也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商业人才，从而提高了徽商集团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体素质，而有了一定文化品位的徽商集团，又更自觉地去重视教育，从而形成了徽州教育的良性循环。
徽商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子弟，无力从师者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代遵行。徽州在这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风气下，出现了大量人才。这是徽州异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于重视智力投资，徽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做到冷静地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在进退取舍之间不失时机地做出正确的判断。
例如清代的盐场，以两准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厚，因此淮盐的专卖权便成为许多商帮竞相逐利的对象。而清政府在考察任命两淮总商时，规定堪当其任者应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于商人中择家道殷实者”，即“资重引多”的富商；其二，“于各商中择明白晓事者”，即“推淮商之干敏者以录有司之事”，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力和办事干练的人。徽商之所以能够垄断两淮盐业，与其中不乏“谙于盐法，利弊周知”的人才是分不开的。
以儒商风度交结达官显贵
官贾儒三位一体
在中国封建社会，等级秩序为“士、农、学、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即使挣了再多的钱，如果这家里没有人读书做官，也总觉“矮人一头”。因此，即使是最成功的徽商，还是把“读书”放在第一位。有钱的徽商重视子女教育，读好了书去做官，纵然没考上，对做生意也有很大帮助。徽商为生存和竞争考虑，贾仕结合，通过攀迎封建势力以改善环境，因而具备官贾儒三位一体的重要特征。
以儒商风度交结达官显贵
徽商对读书入仕看得很重，从明中叶到清咸丰时，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他们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深厚的新安传统文化所蕴育出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
在徽州可以见到中国最强盛的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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