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大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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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繁荣—萧条过程会像它们通常表现的那样发展吗？今天的趋势，　如果可以产生符合逻辑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以崩塌而告终。但政府的职责是防止这一切的，除了1987　年10　月的错误造成了市场的崩溃外，索罗斯认为政府做得越来越好。

第五章　活钱——能自我增值的新钱
要想使新钱变活——即不断攒钱，并使它们增值——一个家庭必须了解三件事。第一，问题是复杂的。别人也希望能分享你的资本所有权，他们不辞辛苦地通过税收、通货膨胀、各种规章制度、劳务费以及其他武器来实现这个目标。在这场永不停息的储户与社会的斗争中，社会最终几乎总是赢家：　大多数家庭财产被侵吞。

第二，只有那些有能力、有经验并时刻关注于此的人才能胜任资本经营的工作。因此一个家庭最好的选择往往是雇一位专家，并认真监督，就像雇外科医生或律师一样。

第三，找到一位优秀的专家本身也是很难的。最好的投资者很少与私人顾客打交道。最好的也不可能永远保持最好：他们变得野心太大了，总会有问题发生。家庭必须了解这个事实，以便正确决策。一些著名的家族在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呢？　不久前，洛克菲勒家族的办事机构宣称它正在组建洛克菲勒信托公司来管理170　位家庭成员的私人财产。发言人说，“公司最终将接受外部顾客的委托。”尽管洛克菲勒家族连续五代的传统是只在家族内部开展业务，而且事实上连许多家族成员都无法参与这些交易，但我敢打赌，洛克菲勒信托公司最终将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咨询机构，与外部投资者一起分享它的投资才华。类似地，菲浦思家族的投资机构贝莎默信托，1974　年决定接受外来账户。一位显赫的顾客是当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唐纳德·里甘。1981　年他成为财政部长后对贝莎默信托怀有一种盲目的信任感。

另一个家族机构——斯塔伍德——也为里根总统提供了挣钱的机会。这个机构负责经营罗森沃德和斯特恩家族在希尔斯——罗布克公司的财产（斯塔伍德来自于德语的Stern——“星星”和wald——“木材”），1983　年，　斯塔伍德被联合金融服务公司收购，而在机构中为里根总统工作的经理却离开公司，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这是一种趋势吗？当家族机构——富贵王国的沉默的代理人终于向公众敞开大门的时候，是否为那些无力拥有自己的专门机构却仍需要金融指导的家庭提供了机会呢？　可是，如果这些家庭聘用那些从不固定服务于某个家族的专业投资顾问，是否更好呢？　让我们更仔细地考查一下上述两种方法——同时也应注意到它们之间正在相互融合的趋势。我将从一般概念入手，然后考查几个特殊的例子。

家族办事机构家族办事机构往往由族长（一位很成功的商人）的服务机构演变而成。

他最初任命的一位管理者（通常是一位会计师）看管好他个人的事物：检查支出和收入，查验并支付账单，及时办理保险，处理家务活以及类似的事情。

后来，他的妻子、孩子也都利用这些机构。为了适应家庭的需要，办公室采用了许多聪明的办法：将事情交给专门机构做，如旅行代办机构、轿车出租公司，享受特别旅馆的优待，认识可信的戏票纪纪人、晚会筹办者、乐团、搬家公司和能工巧匠们，同时与职业介绍机构保持良好关系。

如果丈夫可以通过家族办事机构或机构的联络网订百老汇戏票，他的妻子也可以这样做的。有些机构以训练狗而出名；还可以雇用专业人员而由顾客支付账单。我们的一位大客户，从一个小国家的王位上被赶了下来，我们甚至发起一场运动，帮他恢复王位，写了上千封的信，举行了无数次的会议，　向议会和联合国请愿，诸如此类，可惜仍未成功。富人的女儿通常都迷恋马，　如果需要，办事机构可以负责建设马棚及训练用的器械，记录开支，整理折旧单。办事机构还计算成员在每个州或每个国家停留的天数，以回避各地高额的管辖权税。

后来，族长的会计师雇一位秘书作帮手。家族把支付账单、制作平衡支票簿这些琐事都交给办公室做，以后越来越依赖于办公室。确实，由于这种方便的服务，家族的第二代人往往根本不知道如何签支票，如何读银行财务报表，不去了解预算的要求。

到最后，家长开始担忧如果他不在了，将会发生什么。他注意到他的子女越来越脱离现实（事实上，正是他使孩子这样的），于是有可能将孩子们的继承权交给信托机构管理，然后再为家族增加一名律师和一名投资专家。

当他死时，机构的管理者发现他掌管了事务。如果机构的投资技巧成熟，　每件事都将很好地运转；相反，如果只是按步就班地处理一些帐务问题，它将失去赚钱所需的机敏头脑。

幼儿化或许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已经发现家族教育的薄弱（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位年轻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幼儿化”），与此相对应的是办公室的力量却在增强。我知道一个例子，最初的会计师的两个儿子组建了自己的公司，管理家族的事物，每年和家长的子女们开一次会，这两个已是中年的儿子坐在桌子的一侧，另一侧是那些被召来的子女们。他们提供家族事务报告，回答问题，午饭后，对未来做些说明（他们不是投资者）。

在这个例子中，家族的第三代共有18　人，却只有一人继续从事商业。因此，不能奢望会摆脱这两个儿子的控制。这种现象为学历史的学生所熟悉：　幕府将军在日本支配了统治者的家庭，名义统治者被挤到角落里，王朝衰落了，一直到第三代或第四代才通过一场宫廷政废黜了受雇的管理者。

我也亲身经历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两个克利夫兰商人成立了一个生产电子管的公司，他们做得非常成功。第二代继续他们的事业；第三代则失去了经商的兴趣，让总经理以3000　万价格卖给了一个德国财团（到了第四代，更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但不久这些德国人发现，通过这么远的距离，很难使公司有效运转，于是又把它卖给了6　个执行董事，以3　年前他们买时的价格，通过产权产易机构。这些董事们在成为所有者之前做了几次手脚（那是不允许的），18　个月后，他们将改装过的公司以1　亿美元卖给了纽约股票交易所里的某个公司，　赚了7000　万美元！董事们发了大财。。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败家子们应该受到惩罚。

现在，我们帮助这六个董事的家庭建立起了信托慈善基金，以便使他们的孩子不因钱太多而衰弱，使家族免遭厄运。这是他们希望的，因为不久前，他们亲眼目睹了那个家庭的衰败，因丧失了活力而为我们的委托人提供了机会。由于他们都是高智商的人，他们能在这个棘手问题上取得成功，至少保持一代或两代。

在波士顿，管钱的传统是古老的，但至少和纽约一样有效，为避免衰败而采取了苛刻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我有一个朋友就出身于这样一个有名望的家族。在上大学之前，他被迫走上了与父亲一样的道路。当时父亲和他一起计算了上学的学费和其他费用，然后交给他一些表格，上面要求他在毕业后必须偿还上学的一切费用。他很吃惊，但还是签约了。他养成了努力工作的习惯，并喜欢这样，他这个习惯永远保持了下去。

变化无论怎样，如果说家族有部分程度地衰落，那么办事机构也通常会出现萎缩。职员们日益老化，缺乏想像力，他们能胜任的工作不再是预测危险和抓住机会，而主要是提供及时、准确的财务报告了。

一些比较警觉的家庭成员开始萌生了独立创业的念头。如果信托条文将他们限制在办事机构之内，他们将变得暴跳如雷，像被锁起来的狗一样。但是，许多家族办事机构采取了同样的解决办法：接收外部的客户，并允许家庭成员自愿离去。这样，在价格和业绩方面就会出现竞争。我对此完全赞同。

这看起来有百利而无一害，只要它对新顾客和老顾客一视同仁。但也存在风险，如果机构的投资技巧是平庸的那更糟，在这种疏松的结构下，它将被家族成员所背弃。太糟糕了！但无论如何，类似这样的机构已经从当初的萌芽和多变状态走出来，而变成了投资顾问公司。

投资顾问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早期投资咨询业的服务是过于粗糙的，我喜欢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关于一个纽约某俱乐部会员的故事。他看了一下表，突然跳起来，对酒吧里的人们说他必须走：他准备去拜访一位投资顾问。其他人被惊呆了，很少人有足够现金偿债，更没有盈余拿去投资。

一小时后，那人回来了，一副沉思的样子。“喂，怎么样？”其他人问道，“首先，他问我有多少钱，”他回答道，喝下一大口饮料，“我告诉他我有20　万美元。”“他说怎么办？”其他人又问道。“他让我将19　万投资于国库券上。”周围的人赞许地点点头，小心总没错。“剩下的1　万呢？”　“他说给他！”　以前，投资顾问只限于建议是向股票投资还是向债券、抵押贷款投资。

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断增加自己的业务，现在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公司将告诉你购买哪一种股票或债券，以及如何处理税收、不动产、石油和液化气、风险资本——许多这样的事情。这种类型的公司出现在30　年代早期，它和家族办事机构一样为私人提供投资服务。

一个公司的投资能力似乎与它在信托、税收和其他私人金融领域的能力成反比。一家精于信托和不动产管理的律师事务所或者由会计师演变而来的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家族办事机构，通常在管理日常事务，付帐和税务代理方面优势明显——但投资能力比货币管理公司就差些，后者的业绩就是自己的招牌。当然有些公司象查理斯·普拉特司，也做投资业务。同样，当一家货币管理公司涉足财产计划等领域时，也不如财务公司和法律咨询公司熟练。

此外，没有一种风尚占统治地位。企业的兴趣很广泛，从繁华到破旧，从不合时宜到追求时髦，从积极进取到消极防守，从投资业务到个人服务等。

然而，越来越少的投资咨询公司或银行信托部真正感兴趣于家庭服务。

一个原因是迅速成长的企业养老金业务，吸引了大部分能干的管理人员（卡尔·马克思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不过不是以他设想的方式：我们的工人养老金现在成了美国企业的最大所有者）。当你面对一个40　万美元的家庭账户和一个5000　万美元的养老基金时，无法给予同样的重视。除非你像一个技工一样，出于对职业的追求而不是对金钱的追求，否则你是不可能同样注意家庭小账户的，况且搞家庭服务所需的费用又是昂贵的。因此，大多数投资公司，　以追逐利润为本性，都尽快地转到了养老金上。我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惊奇地发现，我们公司是纽约最大的纯粹面向家庭的投资咨询公司。有趣的是，仅仅服务于机构的投资顾问公司重新出现了。这种服务被称为“资产分置战略”，要求的报酬很高。①　对于银行来说，提供“个人银行服务”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的数额太小而且人事变换频繁。这儿有一个例子，我是从一个客户那儿听来的，一位纽约望族的成员（奥得姆先生），他觉得银行没有尽力为他服务，因此请求和银行个人业务的负责人（比格先生）会面。午饭也准备了。银行方面出席的人有：比格先生，两个负责投资的人，公关部负责人（我称他为康泰克先生），　后者的助手也到了。

奥得姆先生准时入场，带着贵族式的礼貌，与康泰克先生和那位助手闲谈。然后两位投资人到了，最后是比格先生。那位重要人物大步向康泰克走来，有力地挥舞着手臂，亲切地说，“喂，奥得姆先生！非常高兴再次见到你，你气色不错！”奥得姆惊奇地盯着他，可怜的康泰克先生脸都变绿了。

老年人老年人如果身边没有亲人，将更依赖于家族办事机构或投资顾问、法律咨询公司。这是由于精力不足所致。一件工作对于40　岁的人来说有趣，但对于60　岁的人而言就是厌烦的和困难的，对于70　岁的寡妇就是绝不可能的。

针对这些情况，一个研究小组已连续对家庭观察了15　年到20　年，试图理解代与代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很有价值的工作。我们有位顾客，她年纪很大，　已迁到迈阿密居住。她有个不诚实的秘书，不久，我们注意到一些奇怪的撤资行为。一名财务人员下去调查后，才弄清事情的原委。原来我们这位顾客的秘书在用两只手挣钱，她甚至假冒雇主在支票上签名，买了一部卡迪拉克！　我们派一名女职员为这位老人服务，同时通知了警方，将这位秘书绳之以法，　这虽然痛苦却是必要的。我们还劝说卖主收回了卡迪拉克。

谁支付账单　①　虽然它不一定有用。《华尔街杂志》1989　年5　月16　日的一篇文章显示，在1989　年股市强劲时，位列前十位的这些服务公司的资产只有55％投资于股票，其中有三家根本不做股票，三家股票的份额仅占10—30　％。

投资咨询公司的收费标准在一定范围内滑动：例如，当资产在100　万之内时，收取利润的1％作为服务费，当资本在100　万～200　万之间时则为0。75　％，依此类推。当家族的资产种类很多（如子女的信托基金等）时，出于简化账务的需要，费用总是加总以后一次收齐的。这就给家族出了一道难题：　如果总资产是500　万，收费标准为100　万内每年收取利润的1％，最低不少于0。25％，那么这些成本如何分配呢？按家族成员的资产比例分担？还是由更老、更富有的一代分担更多的费用（这些费用可以抵税）？这样做可以让下一代人（假设他们属于收入水平更低的阶层）的费用降低。人们通常选择后一种作法：上一代人负担更多的份额，这也是两代人之间税收调整计划的一种形式。

附带说一下，证券交易委员会现已允许登记过的投资顾问分享利润，作为工作的动力。截止到目前，一般还是限制套头交易者分享利润。这种鼓励拿顾客的钱冒风险的做法，在以前恐怕是不能也不应该被接受的。

让我逃离陷阱投资顾问不得不经常将客户从风险游戏中救出来。我相信我的所有同行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位富有的老人（现在，他在华尔街行话里被称为“净值极高的资深公民”），想从事有声望的退休工作。受这种想法的驱使，他将钱投入到一家公司，成了这家公司的主席。然而，由于过分乐观、管理不善、不诚实或三者都有的原因，形势开始不妙。如果这位投资者神智不清，　愚蠢得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投钱，或批准公司文件，他将遭受更大的灾难。人们常常不得不雇律师和技术顾问，将资产分成几部分，然后出售——或至少提出发展建议，从外部筹集资金而不是一味地自己投资（从外界筹钱是可行的，从历史上看，投资者可能比他本人想像的更坚定更有办法）。

一位波士顿的投资顾问劳伦斯·库里奇，讲述了另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客户和一个宗教组织的领导人一起来到他的办公室，客户打算加入这个宗教组织，这又需要他捐献一笔钱。库里奇请他的客户进来，并关上门。当那位在外边的人等着把证券拿走的工夫，库里奇帮助客户重新明确了财产的功用，是为他的家庭服务而不是宗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