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大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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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顶点时卖空了25　万股，在它跌到120　美元时平仓，又赚了几百万美元。

在很多时候，我进行交易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利润，”一年中每一两个月就赚一笔钱的斯登哈德说，“而更多的是它能为我提供其他的机会。我得到了接触许多事情的机会。交易是催化剂。我很羡慕那些做长线的投资者，　他们可以为一长远的目标而不断地等待。事实上，历史上没有哪个成功的投资者能够胜我二倍或三倍。我总是赚些小利润，但我赚的大多数钱都等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就是斯登哈德允许的“方向性”下赌注的时间限度。这可能长于他的大多数交易的时限。

但是，对于斯登哈德来说，更成功的是短期证券交易，他善于推测大市场的短期走势。他有时依据财务杠杆做多，有时转到净空。“我有五六个证券分析员，三四个交易员，一个经济师。经济师的任务是寻找哪一段时间经济将会有重要变化。我所希望的是我可以凭借这个经济师的观点在众多的相同或不同的观点之间找到差别。”　有人认为，斯登哈德是一个保守的经营者，尽量避免长期的投资。一个基金的客户，即共同基金的董事长乔治·基恩说，“尽管他的账户上每年的周转率都很高——5001000％，但是，我认为斯登哈德是一个低风险的经营者，他总是做短线交易。”　他经营着三家合伙基金。一家是针对国内付税投资者的，大量利用杠杆利率——即借钱；另一家则很少使用杠杆利率，它的客户是国内的免税机构；　还有一家为外国人服务。它们在选择投资方向时几乎是一致的，其差别是投资者种类不一。斯登哈德把每个合伙基金的合伙人的人数限制在至多99　个股东。如果有更多的股东，他将不得不把这家基金注册为投资公司。几年来，　他一直在这个限度内活动。合伙人公司每年开一次变更大会，一些人退出，　有一二个人补进，但是仍有一串长长的候补名单。

当斯登哈德对某一种投资信心十足时，他会通过自己最早成立的机构—　—斯登哈德合作基金大量借钱。有一些例子，一个是我刚才说的1985　年IBM　的漂亮的一仗。另一个是在1981　年，他得知中期国债可能有利可图。他的合伙人、经济师乔治·亨利（曾经是联邦储备银行的官员）认为，现在的14％　的利率可能要下调。他投资了5000　万美元，借了2　亿美元，买了2。5　亿美元的5　年期国债。然后，他焦急地等待着利率下调（这时，基金账面亏损了1000　万美元）。他失去了一些客户，但最终这个赌注赌赢了。投资2。5　亿美元（其中基金只有5000　万美元），赚了4000　万美元。斯登哈德合作基金在1981　年有10％的收益。第二年，他投资中期政府债券，收益上升到97％。

不到3　年，斯登哈德又回到了债券市场。1984　年后期，他投资4　亿美元，　绝大部分是借来的钱，购买中期政府债券，赌利率可能下调。他的赌注再次下对了，那时利率创记录的高，最优惠的利率接近15％，长期利率是13％。

1985　年7　月，他以2500　万的利润售出债券。

正如他的助手所说，“对这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可以让他胆怯的事。”　他喜欢主动出击。例如，他插手IBM　之事是因为听了一位同事的话而行动的。

这个同事以为斯登哈德可能要买2　万或5　万股。事实上，他买了几十万股。

斯登哈德白天的时间是在一个大的船头形的木制控制台后度过的，里面充满了荧光屏，按钮及闪光灯。他认为不能穿得很特别。他的典型打扮是：　开领的黑色T　恤衫，配上深色的裤子。他体型胖而圆，留着络腮胡子，圆柱形的肚子凸起就像海豹。他嗓音柔和，略带嘶哑，举止温文尔雅。他谈吐不凡，与其说是华尔街的股民，不如说更像杂志社的编辑。他承认他超重：他曾经去过大峡谷牧场，一个亚利桑那的温泉减肥，但效果不佳，因此，他4　天就回来了，而不是原定的7　天。

像大多数投资者一样，斯登哈德白手起家。他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珠宝商家庭。一岁时，父母离异。作为补偿，他的父亲没有给他现金，　而给了他100　股费城迪克西水泥公司的股票，及100　股哥伦比亚天然气股票。

斯登哈德13　岁时，在布鲁克林着手研究交易报道及跟踪“世界电讯”上所载的那些股票价格。他说过，“我那时对股票一窍不通，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了解股市。”他开始频繁地进入美林公司的办公室，“同这些吸着雪茄的老人观看屏幕。我被它迷住了。”不久，他开始买卖股票。

格外高的智商使得斯登哈德16　岁就完成了高中学业，考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金融学院，19　岁毕业。1960　年，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他的职业：去卡尔文·巴洛克互助基金从事研究工作，一周80　美元薪金。但巴洛克说，他在那儿并不成功。在短期地为《金融世界》写作前，他加入了美国的军事经济工作。他的不断蹦出的怪念头使得他不能集中精力回答某一个具体问题，　如“你对通用汽车公司怎么看”？最终，他被解雇了。“那真糟糕。”他说，　“我以为我在华尔街的生涯从此结束了。”　后来，斯登哈德在利布·罗兹公司做分析员。他第一次推荐的股票是海湾和西方工业公司的股票，涨了三倍。很短的时间内，斯登哈德就成为首席分析师。他也开始同另外一个叫霍华德·贝科维兹一起合作。贝科维兹曾在A·G·贝克尔工作，他将斯登哈德推荐给他的异父兄弟杰罗德·法因，管理多米尼克合伙人的资本（他们三人均是同年进入沃顿学院的）。1967　年7　月10　日，斯登哈德、法因和贝科维兹三人筹集了770　万美元，成立一家公司，　敲响了财神之门。公司首年获利30％，第二年获利84％。这和标准普尔综合指数的6。5％和9。3％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斯登哈德不会再回头了。

“那段时间非常美好，”斯登哈德回忆道。至1969　年底，公司已有3000　万的资本。这三个30　岁以下的创办者均成了百万富翁。

斯登哈德是主要的交易者，而法因和贝科维兹从事研究。公司在70　年代增加了很多员工，但步子总是很快的——到目前为止一直这样。斯登哈德说，　它意味着“来不及吃饭，去做要经历14　次谈判的交易。”10　多年高强度的、几乎是偏执狂式地致力于股市投资，使得斯登哈德感觉到他的视野太狭窄了，他渴望休息。

“我总是有目的地专注于某一个问题。我为我的家庭做了什么呢？我为这个世界做了什么呢？这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事情吗？”因为不断地被这些问题所困扰，被10　年来的投资事业弄得疲惫不堪，斯登哈德于1978　年休长假。他把自己600　万净资产中的400　万交给当时已有1。1　亿美元资金的斯登哈德合作基金料理，退休了，正如他说的，他抽烟太多，太胖了（210　磅），　决定“永远退休，决不回来”。但是，他的朋友们根本不相信，因为他太专心于工作，不可能这样放弃。

他没有再接近办公室，如他所声称的那样，也再不看有关股市的报纸。

他开始寻找其他的兴趣。大部分时间和他的家人住在第五大街的、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公寓及他们的位于纽约州北部基斯科山脉的24　英亩的休闲地。在那儿，他种草莓，做果浆，弹钢琴，打网球，读犹太教的《旧约》，研究园艺和瑜伽，散步和放松，修整房子，几次去以色列旅游。一年以后，他又回到他那“光荣的事业”中去了。

因为斯登哈德休假的那年，他找不到合适的赚钱的职业。“我曾试图做一些没有太多约束的职业，”他说，“休长假可以让我回去做如以前同样的事，但对于工作的目的有了更广泛的认识及更少的疑问。”即不再完全为钱而工作。他个人的财富据统计可能超过了1　亿美元。

至于他的合伙人，法因1976　年离开，在康涅狄格成立了他自己的投资合作基金——查特·奥克机构（后来他为哈佛经营一些基金）。贝科维兹1979　年接着建立了HPB　合作基金，也是一个私人的投资基金。于是，斯登哈德单枪匹马，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他拥有他的公司一半以上的股份。

斯登哈德和他的妻子朱迪周末在纽约基斯科山外的那座漂亮的小别墅里度过。那儿有一个人工池塘，网球场，游泳池。有一天，我碰到他时，他穿着绿色汗衫，灰绿色的耐克软底鞋，配着白袜子。当时，别墅内有很多人。

两匹马在新草地上吃草。有一间现代化的房子给看护人用。一间原始的小木屋原本给客人们游泳更换衣服用，斯登哈德把它改造成他单独的办公室，里面有电脑、电话、传真。有时，斯登哈德宣称他要在那儿休息，并邀请朋友来玩。但是，他总是待在办公室，盯着荧光屏和电话，而无暇顾及他的客人。

斯登哈德在纽约皇后区拥有一间商用温室。他在那儿种了9—10　种草，　并以草药之名，在市场上出售。“那是用来赚钱的，”他曾经说。但是从来没有成功，所以后来他把它卖了。但是，他是布鲁克林植物园的投资代理人。

后来，他开始投资于电影业。

他对纳粹大屠杀很震惊，并且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因为热衷于犹太人的历史，他去了以色列很多次，并且在那投资。他迷恋那块大地，以至于他皈依了犹太教。他认为，他现在从事的资金管理方面的工作不能将他升华。

他期望有朝一日他能够更上一个等级。我问他如何把他的后人从过于富裕的危险中解放出来（他的儿子正在听我们讲话），斯登哈德想了一会儿说，他希望能够通过把他做人（而不是宗教的）的观念传给他的孩子来实现这个目标。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跟上斯登哈德的节奏，都能理解他因投资失误所导致的不耐心。他的雇员认为，事实上，他对自己比对别人更苛刻。“无论股票是否是由他选择的，”哈里斯联合会的波特·福尔曼说，“他都将失误归于自己。”斯登哈德承认。“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这样要求别人可能有些不太现实。”　《华尔街杂志》的一篇文章引用他以前的雇员的话：“那是个分娩般的经历，在那儿工作是种无法相信的痛苦。”斯登哈德“像鹰一样盯着你所有的每一种股票”。分析员补充道，“他要答案。不回答每一个股票的问题，他不会让你走。这对有些人来说是太紧张了”　在这些不当的——也许是自加的——压力下，有些人认为斯登哈德可能会再次退出。如同他所说的，“有时我想离开股市。有许多事情我已经做过。

我总是认为应该从事一些对别人更有用的工作来度过我的时光。”　例如，他在休假期间的一个观点是：去以色列投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那儿投资环境恶劣——高通货膨胀，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小国寡民的生意头脑。他同他的以色列合伙人在所谓的开发区从事房地产和建筑业。最终，他被以色列腐化的商业气氛给搞垮了。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买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纸箱厂的股份，并且把以色列（MSC　股份有限公司）介绍给美林公司。

交易技巧“我从不插手自己不懂的交易，”斯登哈德说，“如果分析员进来做了一份报告，我会花五分钟时间去研究此报告并做出决定。分析员的报告主要包括最佳获利、管理的变化等。我倾向于少管一些。我给已有主意的分析员一个工作范围。如果事情没有办妥，我会反复检查该报告。我的主要作用是规定一个一般的方向，决定我们的投入量及能够接受的风险水平。”　“我的工作是试图尽可能获得最好的资本回报，应用广泛的技巧而不拘泥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每天我扪心自问这个风险与获利的比值是否正确。我们首要关注的是长期投资，其次是新股。当新股有吸引力时，我们大量收购。第三，我们把证券借给经纪人，以轧平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的空头。过去经纪人保留所有的收入，近几年我们也可得到40～90％　的收益。第四，我们进行套利交易，包括购买破产公司及购买交易权。第五，　我们尽可能地利用一些现代的投资工具，如指数期货等。我有四五个交易员专门跟八、九十名经纪人打交道。我不可能独自做长期投资来取得这些成果。”

这似乎是A·W·琼斯的理论，我问道：雇一些优秀的人才，给他们指导，　并牢牢地控制他们？（A·　W·琼斯合伙在1974　年垮了，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斯登哈德回答，“我自己也花大量时间做市场分析。”琼斯早期理论认为他无法有效地分析市场，但是，他能够决定相对价值。所以，他擅长于对质优股作多，对质差股作空。事实证明这个理论从没取得成功。琼斯的拥有他的股票并参与资本分红的管理者怂恿其他人采取越来富有侵略性的立场，他的合伙人称此为套利基金。但是，这并不能分散风险。“我的基金一直都在做空，这种做法比较少见，但它的收益率却能达到30—40％，”　斯登哈德说。

斯登哈德看不起那些买便宜股票的投资者，那太简单了。你必须考虑市盈率、工业发展、竞争发展和其他一些因素。

我们谈到了罗伯特·威尔逊，他是一个著名的投机商，现已退休。“他不做研究。”斯登哈德不相信地摇着头说，“他依赖于经纪人和阅读公司报告。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我大部分的长线投资都是根据它们长期的自然发展而选定的——我不必真的将它们抓在手头很长时间。我经常对我的人说，要根据长期的基础进行选择，尽管你下的赌注可能会输掉。我能判断出市场对长期效果的反应，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失手。”　人们经常问斯登哈德他的资金运用中的一些共同点。他说，一直在变化：　“1982　年，是玩利率游戏。1985　年，半数的收益来自一家叫莫特迪逊的意大利公司。我们以50　美分买进，以3　美元卖出。1973—1974　年，我们在下滑的市场中所投资的证券上涨了30—40％。”　在同类股票中，斯登哈德尤其喜欢投资那些打算购回自己股票的公司，　这种行为可能带来额外的上涨，给投资者一个卖好价钱的机会。

如果看看他的投资项目，你会发现找不到什么智力上的或哲学上的线索，那里有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他在二三种股票上的收益构成了他收益的主要部分。他在股市非常活跃时，注意力集中于股市运动的任何领域。总之，一句话，他不断地处于选择之中。

“我是从做证券分析员开始的——研究管理，研究不同工业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等。那是在1967　年，人们乐观地认为长线看好。聪明的人在寻找一家有发展前途的、较好的增长率的公司。那自然导致了一种非常流行的“漂亮的中年人”怪现象。人们愿意投许多钱去买这类股票，并且继续寻找新生的蓝筹股。每个人都在寻找这种新概念、新服务。他们变得对价值不敏感了，　对市盈率不关心。这种观点认为可以找到10—15　的年综合增长率，费用则微不足道了。这就使人产生了一种股市会无休止地增长下去的错觉。所有这些就导致了1973—1974　年的股市崩溃。”　“今天强调的是做短线、交易技巧、计算机化，我们也同样夸大了它的作用。我希望不久重新回到长线思维。”　“越来越多的资金管理者认为，他们需要很多技巧：他们必须和日本人打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