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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大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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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我说，‘你太能改变自己的主意了。’医生总是很差的投资者。” 我问他原因是什么。“一个医生应尽可能地不对他的病人犯错误。他不能只有23 的时间是对的，如果他的正确率那么低他就干不了医生这一行。
但对于投资，能保证23 的时间正确已经相当不错了。因此当医生们开始投资并发现这种情况时，他们会变得紧张不安。”相反，当他的股票下跌时， 卡洛特毫不在意。
比大多数人更特殊他观看了近年来所有11 次日食，有时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包括一次在亚马逊河上观看日食。但除了这一费时不多的爱好外，他承认没有其他户外活动的兴趣或爱好。
“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卡洛特接着说，“我想我比大多数人更特殊。” 做为一个开诚布公而且诚实的人，卡洛特总是毫不犹豫地表达他的观点并据之行事，大多数时候他十分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些人不太喜欢这种传统的新英格兰式的直接了当的行为方式，也有人认为这值得赞扬。一个朋友说他是一个与自身平静相处的人：有坚定的性格，没有任何内疚。
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里恩——位于波士顿以北10 英里。后来他们又先后搬家到威尔斯利和列克星敦。在列克星敦他上了高中，然后去了坎布里奇。
在1914～1917 年的4 年中，他完成了哈佛大学本科课程，并修了一年的商学院课程，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加入了军队信号公司的航空部。他在9 月份完成了在海外的训练，准备好1918 年参加圣·马其诺反击战，但此时被调离原职从事空运工作。他认为“做一个活的胆小鬼比做一个死去的英雄更好”，就接受了这份工作。空运工作也并非没有风险，他所在小组的13 个人中就有一位飞行员在飞机失事时死了。
1919 年退伍以后，他为波士顿的一家小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早就倒闭了）。开始对他每周挣15 美元，5 个月后就涨到每周20 美元。由于感到公司太小再难有大作为，他就辞职了。他决定周游美国并在1920 年11 月在西雅图找到一个销售债券的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奥斯古德曾在纽约做社区工作，但与卡洛特一样有旅游癖，她来到西雅图并继续从事社区工作。
一个平和的妇女伊丽莎白在几年前已去世。她丈夫说她是一个完美的妻子。“我总是告诉她已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地完美，但实际上我认为她百分之百地完美。” 他说。作为威尔斯利的毕业生，她是她们班校友会主席。她也活跃于斯卡斯戴尔的教堂活动中。当卡洛特的女儿8 岁时，老师在学校问她长大后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她回答说：“一个像我妈妈一样平和的女人。”卡洛特说伊丽莎白做事投入而谦恭。
他们一起回到波士顿。卡洛特又回到他以前的公司从事销售。但在四五个月后他再次辞职了，因为他不喜欢销售。他加入了《大亨》杂志社。他实际上有两个工作：《大亨》的特约作者及波士顿新闻局的记者——二者均属于著名的克莱伦斯·W·巴朗。这一直持续到1927 年，他决定去纽约“开创一番事业”。他加入伯利茨公司并与伊丽莎白在斯卡斯戴尔租了一套房子。
不久以后，他们买下了这座房子并在那儿一直住了49 年。在1975 年，当他们孩子均已长大成人后，他们搬入了斯卡斯戴尔的一个合作公寓。
卡洛特和他的妻子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有三个孩子，另一个有两个孩子。他们共同经营着一家公司，他们每个人拥有该公司14 的股份，而卡洛特拥有12 的股份。他的一个孙女也是公司的分析员。卡洛特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医生，有七个孩子，她先住在斯卡斯戴尔，离她父母不远的地方，现在住在纽约的庞林。
在查尔斯·伯利茨与迪恩·威特分开后，伯利茨开始自己干。他从《大亨》杂志社雇用了卡洛特作为公司的经济分析家，伯利茨与8 家外国银行一起成立了一家早期的投资信托公司，即美国不列颠及大陆投资公司。伯利茨的合伙人向这些人保证说这是绝对安全的。卡洛特每天负责管理其证券组合并可出席董事会会议。一些德国人对美国市场感到担心并对美国钢铁公司是否能够分红表示怀疑。当然在最后，当美国钢铁公司与其他美国市场一样崩溃时，最终被从证券组合中砍掉了。卡洛特讲这个故事时又带着他常有的轻笑。
我所经历的最幸运的事情大萧条期间，伯利茨在1932 年辞退了卡洛特。因此卡洛特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他现在认为，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幸运的事情，尽管当时他不这么想。
开始时，他有两个合伙人，一个是他以前在伯利茨的助手，一个是推销员。
与在大萧条开创事业的人一样，他们在营业的头10 年内花钱极为节俭——他现在认为当时有些过份了。但他们干得不错，并且积累了资本，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他的推销员合伙人有一批自己的主顾，但卡洛特说：“我们其他人则更像沿街兜售。”卡洛特获得了一份阿姆拉达公司股东名单，他认为阿姆拉达是最好的石油公司。他推断阿姆拉达公司的股东一定有良好的判断力并理解他所说的一切，他从名单中以a 打头的人开始，不断走访离他的办公室（百老汇街120 号）不远的人。很快他就牙始拜访以b 开头的股东，并与他们结成了多年的朋友。在处理一个坏帐的过程中，“B”先生收到了一些模糊不清的场外交易股票，它上面印着列车时刻表。在一张粉红色纸上写着报价为5 美元而出价为10 美元。卡洛特在检查这些股票时发现，10 美元的价格很便宜，便在这个价位上买入所有股票。此时，一个SEC 的代表出现了， 并问他为什么买它。SEC 的人问道：“你了解它的管理吗？”卡洛特说不了解，并反问道：“你问这些干吗？”这个SEC 的人说他办公室保存有所有股票的图表，他注意到股价从5 美元一下跳到10 美元就决定来问一下。卡洛特说：“这并未改变我对官僚主义低效率的看法，SEC 尤其如此。” 在1988 年，他注意到一个叫达柯塔电力的小型公用事业公司有批第二年到期、利率为6％的债券很不错。一天，他设法以89 美元的价格买入一些债券并以93 元价格卖给他的一个顾客，赚了不少。很快他接到一个地区证券经纪人的电话，后者也发现这种债券很有赚头，该经纪人问道：“刚才的那次达柯塔电力债券交易是不是你买进的？”卡洛特承认确有其事，“你还留在手里吗？”“不，已经卖掉了，”卡洛特说。“多少钱卖掉的？”卡洛特回答说：“这与你无关，但我可以告诉你是93 块。”经纪人不顾体面地大嚷道： “对于一个在半年后就要偿付的百分之六的债券，那个价格太便宜了。” 他多次去过东非、西非及南非，部分是为了观光，部分是为了工作（他是国际投资者基金的董事，该基金主要购买黄金）。他妻子与他曾花数天时间租车从德班到开普敦，行程1500 英里。“那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有些朋友在那儿。”那么，美国的投资者抛掉南非公司的股票是否有其积极的意义呢？“完全没道理。从长期看，种族隔离是不道德的。但美国公司是好的雇主，能够起到调和种族矛盾的作用。黑人也不愿我们离开。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一个非官方组织会议上见了一些来自联合技术论坛的学生代表们，他们极力鼓吹要卖掉在南非做销售生意的公司的股票，我对他们说这是很不明智的，并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我们对待美国印第安人很坏。实际上，我们从他们那里偷来整个国家。为什么你们不为印第安人做些事情？或许你们能做些什么呢？’他们看着我，这种想法既不光彩夺目也不浪漫，我理解他们不能对美国印第安人无动于衷。” 赚钱头脑卡洛特为他所说的好的投资者应具有的精神起了个名字，叫赚钱头脑。
为说明它，他讲了个故事：“多年以前，纽约正经历一场周期性干旱，你在餐馆中不得不要一杯水。”有一天，卡洛特得知皇后区水费收缴不是根据它的消费而是根据居民门前距离，他意识到该市最终要安装水表来把用水多的用户——很大一部分是被浪费掉了——与那用水少的用户区别开来。他对此加以研究，发现最可能成为水表提供者的公司是海王量器。他仔细检查了这个公司并发现一个公司董事（是银行家托拉斯的一个成员）持有2000 股股票——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公司各种指标均不错。因此卡洛特为他的客户买入这种股票，数年后获得丰厚回报。
他说：“赚钱头脑是一种怪癖，就像数学头脑。”他举了个例子说，他有一个朋友去教堂不是去听布道，而是对贴在那儿的赞美诗中的数字极有兴趣，他禁不住用这些数字做算术游戏并最终不得不请求牧师把它们取下来， 然后他才能专心听布道。
我记得G·H·哈代的书中讲了一个印度数学奇才斯里内瓦萨·拉玛纽简的故事，哈代去医院看望拉玛纽简，并对他说自己来的时候搭乘了一辆代号1729 的汽车，注意到他的病房号为17290，一个平凡的数字，他评论道。拉玛纽简马上抗议说：“不，哈代，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它是可以用两种不同方式表示为两个数立方之和的最小的数。”①一个外行很难理解这种无与伦比的数学或投资头脑。 ① 即123＋13 和103＋93卡洛特投资在1939 年，每磅原糖的价格低于1 美分。这时战争爆发了。卡洛特知道在战时糖价总要上涨，他找到一家已发行2 万股股票的古巴糖业公司，其中1。3 万股为加拿大皇家银行控制。在公司重组过程中，公司获得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证券：抵押票据、公司债券、优先股及普通股。当糖价上涨时，普通股股价迅速飚升。他在1。75 美元时买了一点，在7～8 美元时买了更多。在60 美元时他卖了大部分该股票，最后一点卖了200 元。
他有一次注意到希尔斯特每股25 美元的利率为7％的优先股在通过该公司的报纸发售。优先股只有在连续4 个季度都发放股利以后才具有投票权。
而该公司为了保证普通股的投票权，多年来一年只发一次股息。卡洛特为先锋基金买了一些希尔斯特的优先股。许多基金中投资的交易商参加了先锋的股东大会，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在股东大会召开以前费尽心血对基金的证券组合挑毛病。为了应付这些人，卡洛特拜访了希尔斯特的财务主管。该公司刚卖掉它的一份报纸，因此卡洛特告诉这位财务主管应每年卖一份报纸，答复如果这样做公司只能支撑14 年，卡洛特回答说这对优先股股东而言没什么不好。但为避免在回答股东提问时的尴尬局面，他还是卖掉了股票。在接着的会议中，一位交易商问他，“你如何处理西尔斯特优先股？”“我把它卖了。”卡洛特回答说，该交易商似乎有些沮丧。一年以后，优先股涨到卡洛特售出时价格的2 倍。如果不是那些交易商的纠缠，卡洛特可能不会如此匆忙售出。
“我在投资时总喜欢把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购买垃圾股，这是一种赌博。我所受到的损失通常都是因为概念股，它们很少能赚到钱。就是现在也还有一种垃圾股让我感兴趣：液体系统。这个公司用高压产生的水汽来切割硬物——钢铁或厚纸。我认为人们还没有注意到它，因为它还没有赚到什么钱。”
卡洛特的桌子上堆着大约3、4 英寸厚的年度报告、信件和各种文件，我说，这或许就是勤奋的标志。
“我不记得这张桌子是否曾经干净过，”卡洛特说，“我在伯利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门是经济研究部。在我离开之后，这个部门也就不存在了。我花一美元买下了这张桌子，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它了，我很喜欢这张桌子，它已经为我工作了60 年。” 忠告卡洛特认为，下一次崩溃到来之前可能会全无征兆。
“我正在抛售股票，买进债券。”他说。“通用电器、IBM 之类的债券。
但是我仍然保留了许多股票，比如供水公司之类的。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只有那些保守型的、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才能存活下来。”
第四章 乔治·索罗斯——世界级的投机家
乔治·索罗斯在公共证券投资基金领域创下了可能是最高的长期投资记录：19 年中，他保持了一个年均34％的赢利率。如斯登哈德一样，他很好地利用了借贷这一经济杠杆，因此，传统的基金经营者和他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1969 年的1 万元，经他的运作，到1988 年就变成了280 多万元。他的量子基金，以库拉索为基地，现在变成了20 亿美元。他大约拥有其中的25％，因此他很富有。但几乎和所有的大投资者一样，他现在开始变得不是那么富裕。与经营业绩紧随其后的沃伦·巴菲特（他也曾利用这种方法从他的保险公司的投资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不同，他也有遭受厄运的时候。例如在1981 年，他的基金总额下降了23％。许多投资者，其中大部分是追求经营业绩的欧洲人，由于害怕他会把剩下的也输掉，便纷纷撤资，他的基金正好减少了一半。然而，下一年，1982 年，是吉星高照的一年，他的基金增长了57％，到1983 年底，他经营的资金额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但不久厄运又至，1987 年发生了一次可怕的下滑，在几天之内，损失了8。4 亿美元， 减值达28％，虽然最后以14％的赢利率结束了这一年。
在1987 年大崩溃前几周，索罗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日本的股市价格太高，因而他对日本股票做空，但是，最先崩溃的却是华尔街，10 月7 日是个灾难性的日子。两天后，据报道索罗斯购进了10 多亿美元的指数期货，从而使他在美国的股本金翻了一番。在短暂的反弹之后，华尔街股市又开始下跌， 索罗斯恐惧了，急忙将手中的股票脱手。当他的纪经人谢尔逊倾售标准普尔期货合约时，那些商人们，像秃鹫一样贪得无厌，当价钱从230 降到200（低于股票价值20％）时仍不愿投标。在索罗斯板块让开后，标准普尔期货马上开始升值，一直升到244。50。索罗斯不得不在现金交易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
在这种情况下，股东们变得敏感就不难理解了。索罗斯的应对方法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是极难理解的，更不用说应用了；他的方法很复杂，对技巧要求很高，必须时刻注意各种变化。一种典型的索罗斯式的做法是，同时投资于长期日元市场和短期英镑市场，如果做对了，将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果做错了，结果也将是灾难性的。
索罗斯已经达到了所有精明的金融专家——事实上，整个人类莫不如此——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即利用余生为人类多做贡献的愿望。许多人收集艺术珍藏，然后送给特定的人，或资助博物馆、慈善部门和公共服务机构等， 以与他们的声名相符。索罗斯则创建了一家私人基金并亲自指导它的活动，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真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他和漂亮聪明的第二任妻子住在曼哈顿东外大街，在南安普敦有一套装饰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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