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人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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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挑着担子走过繁华的大街，进入我们机关大院去挑大粪，十二三岁的时候能挑多少。我歪歪扭扭地挑着大粪从机关大院通过的时候，同学们都叫“杨国伟挑大粪了”，都当作笑话围观。通过城市大马路的时候，这么一个年龄又不大，又没有多少劳动能力的人，连挑担的姿势都不正确的这么一个人招摇过市，又引起了多少人的围观。1965年，因为军人家庭经常调动，我们家离开了长沙，我就住校，住校当时一个月给我们多少生活费呢，12块钱，12块钱里面有9块钱是必交的，交给学校食堂。

叶蓉：伙食费。

杨国伟：伙食费才能保证你每顿三两饭，有两样菜，还有三块钱，三两饭吃不饱，要增加的饭票也是要这三块钱来出，还有所有的洗宿用品，文具的费用。

叶蓉：就是所剩无几了。

杨国伟：都是要由这三块钱出，实在不够。又是长身体的时候，三两饭吃不饱要买饭票，买了饭票就买不了笔墨了，就买不了肥皂了。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钱不够花，能不能增加一点，增加到15块，这一回我们家里回信是非常之快。

叶蓉：钱来了？

杨国伟：信上面说，接到你的信后专门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你妹妹他们都参加了，在会上他们都说近来你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

叶蓉：后来钱寄过来没有呢？

杨国伟：他说全家认为12块钱是足够了，你在生活上应该向那些出生工人、农民家庭的同学看齐，在政治上、在学习上要向最好的同学看齐。

叶蓉：你那会儿多大，十几岁？

杨国伟：1965年，我要到年底才满13岁，写信的时候我还不满13岁。

叶蓉：老爷子20年不理你，到最后都已经过世了，你都没见他一面，你埋怨他吗？

杨国伟：我想之所以有今天，恐怕和他的这种严格要求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这种环境中长大，我们一起长大的有很多也走了这样那样的弯路。我之所以少走了不少弯路，之所以在我说进入社会之后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在我人生的一些最关键的阶段都没有走错，和这种家庭的要求有很大的关系。像我和我妹妹都是很小就入伍了，对我们入伍父亲有个要求，不准在广州军区当兵。

叶蓉：为什么？

杨国伟：容易找到广州军区的熟人。

叶蓉：因为父亲是广州军区的。

杨国伟：容易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把我妹妹轰到重庆去了。离家几千里，把我轰到河北去了，离家也是几千里，完完全全就是靠自己奋斗。我是当兵了半年之后，我就评上了我们27军79师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部队上下都认为我是农村的。因为我是从农村参军走的，用农村的名额走的，一直到我父亲出差路过我们部队来看我。我正在外地执行任务，连长通知我从几百里外的石家庄赶回兵营。赶回来之后，隔了老远，连长就说，杨国伟你这家伙，我一直以为你是农村的，怎么你是高干子弟呢？

莽撞下海的省府处长

叶蓉：刚才您谈到下海之前，我知道您下海之前其实已经做到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个经济处的处长，还被外派到香港，为什么会在1992年的时候决定下海？

杨国伟：我们这代人可能有一个你说优点或者你说毛病，责任感比较强，理想化的成分比较多。我从一个普通的战士、普通的工人后来到了分管一个省的经济工作岗位上，应该说是应该很珍惜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发现，很多问题我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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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伟北大文化集团前常务副总裁（2）



叶蓉：怎么讲？

杨国伟：有些问题你解决不了。特别是80年代末的这些，中国经济进入双轨制的时候，无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冒了出来。我们作为省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主要任务就是作协调，出主意，绞尽脑汁。想了无数办法，按下葫芦浮起瓢，当然自己也有很多想法无法付诸实践，所以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念头，下海闯荡。

叶蓉：那么下海之后是做什么呢？

杨国伟：下海之后我才发现，军人出身的或者军人家庭出身的人的鲁莽在我身上就有了一个体现，下了海了好几天了我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

叶蓉：你都没想好要干什么就下海了。

杨国伟：对，后来其他的我很多的部下、同事他们也下海了，下海之前他们都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市场调查，人力资源，买卖关系的建立等等做了很多准备之后才下的。我下海了之后我当时不知道做什么，而且发现口袋里只有3000块钱。连一个存折都没有，那一下我是真正地着急了。

叶蓉：工作也辞了。

杨国伟：要养家啊。当时在批“官倒”，我有一个原则，我给两位领导当过秘书，所以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湖南的生意我不能去做。不让别人说我是“官倒”，第二个不要给领导惹麻烦，那我做什么，离开了关系做什么。当机关干部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可以指点江山，可以告诉别人什么思路，要如何如何，真正轮到自己干了不会了。我就打听什么能挣钱？他们说最近好几个地方遭灾，恐怕是缺石油，我想那咱们就做石油吧。我就揣着这3000块钱上北京了。上北京托一些朋友问到哪儿批啊，他们说国家经委批。找到国家经委一位领导同志，说某某地方遭灾了，人家当地也出具了介绍信，说确实是遭灾了，能不能批点计划外的？计划内就不敢想，便宜嘛，批点计划外吧，行。

叶蓉：这个批是跟父亲的背景有关系吗？

杨国伟：没有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在北京找了一些过去工作上认识的同志帮着介绍的。批完了之后就有些油厂说就包给我们算了，不光是炼油，还有副产品，还能带多少，你肯定能多赚。一窍不通啊，行啊，就包给你们吧。包给你们最后这笔买卖做完的时候，一结账，除了我正常的出差费和请客在当时的一些费用……

叶蓉：成本之外。

杨国伟：成本之外，就剩下几万块钱。结果让一些朋友知道了，就笑起来了，说杨国伟杨国伟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买卖人，你就凭这张条子，你看见没有，你从石油部出来的时候，外面有多少人在那儿晃荡呢，就地倒卖这张条子就赚几百万。你还费了这么多劲，东炼油西做副产品，最后你被人蒙了你都不知道。所以到今天来说，我也认为我还不是个买卖人，在经商这方面我是没有一点天赋。

叶蓉：开始下商海初试锋芒是倒石油做石油。之后一直到跟文化结缘，中间您还做过哪些跨行业跨门类的买卖？

杨国伟：那批石油弄来之后算是能对付几个月的生活费了，中间又从事的事业那就多了：挑大点的说或者大家知道的说，就是房地产、期货、证券、彩票全干过，中间赚了赔，赔了赚，所以我有个最大的体会，就是钱如果来得容易，走得就容易。

叶蓉：我想您刚才说做过期货，甚至做过彩票，做过房地产，那么经商的这些年，在介入文化产业之前，您的个人的财富累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等量级，能够透露一下吗？

杨国伟：不好具体说了，多的时候一两辈子都花不完。少的时候可能没现金，数字财富，比如说房地产被套牢，不就是数字财富了。我经商第二个体会就是人做成了一两件事之后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发现很多失败的、遇到挫折的企业家，恐怕都是这个问题。一个饭馆赚钱了，认为自己能做上市公司了。

叶蓉：有吗，会吗？

杨国伟：自信心无比膨胀，听不进外人的意见。我两手空空我都能干到这个程度，其他的事算什么呢？但这个时候就是你遇到挫折的开始。第三个体会，就是必须有一个创业的团队，单枪批马是做不成大事的。我感觉到有些30多岁的企业家发展得非常之快，一会儿就成立集团了，国内国外都有。我说我是50多岁的人了，我认识这么多人，我在办一个具体的项目的时候总感觉到没有人用。选择创业队伍非常困难，我说你们都哪来的管理队伍。是集团啊，我说老总过几天就急得团团转了，这就是“急团”。所以要有一支能够相互理解，志向相同，有一定的水平，经过一定的锻炼的这么一支团队，没有这个很难做大事。

叶蓉：回过头来要总结也好，要反省也好，哪怕坐在路边歇一歇，看看自己走过的这段路也好，您觉得最大的感悟，或者现在想跟愿意与您分享人生经验的朋友说些什么？

杨国伟：我前年发过一次病，心肌梗塞。抢救完之后，我跟我们《京华时报》的员工们说了一段感悟，我说人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对有些事情恐怕就会有更多的体会。我说我感觉人生就好像咱们大家共同搭上了一辆无法返回的列车，车外什么风景都有，沿途也要停靠不少的站点。我说许多人光顾着看风景而没有下到站台，而我几乎是每站必下，到此一游，我觉得我的一生非常的充实。共和国所经历的磨难困难我们这一代人是全部都经过了，抗美援朝、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我是当工人、当兵、当记者、进机关、下海，我觉得我比别人多活了，非常充实。这可能是我感觉到的一个最大的收获，我非常满足。

进入传媒的业外资本

叶蓉：那么业外资本进入传媒，您觉得它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北大文化他在哪些方面作了尝试，而且是颇有收获？

杨国伟：我想业外资本具体到进入媒体之后恐怕会带来这么几种变化：第一个对媒体的部分，也就是说在经营方面的机制进行了改变，我们进入了之后，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和合作的媒体共同组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话就完成在市场上和对手或者和市场上所有的经营者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能够完全地按照市场的规则来进行运作。这样无论是对调动编辑记者和经营人员的积极性，或者是比较准确地把握市场上的动向，及时采取各种应对措施等等方面都比较随心应手。

叶蓉：那谈到机制的一个变化调整和改革的话，是不是就牵涉到一个比较敏感的用人机制方面。如果说以《青年报》为例，去年9月18号进行了它的一个改扩版，那么之前在人员架构分配机制方面作了哪些调整？

杨国伟：我们和媒体合作，在用人机制方面，首先，我们在谈判阶段就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能上能下”，必须采用聘用制。涉及到媒体的一些采编方面的领导的问题，当然这些你要按照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履行手续，但是这个人不能是铁饭碗。在分配收入上，多劳多得，能者多劳，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从《京华时报》到《青年报》，完不成任务的记者收入是非常低的，完成任务好的记者当然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也是我们进入媒体之后在用人和分配方面给媒体带来的两个最显著的变化。

叶蓉：您生在湖南，长在一个军人家庭，在北京办报，从事文化事业，非常的成功。那么今天来到了上海，跟上海的团队进行磨合，然后共同开创一个新的事业，您觉得在文化上相融吗？

杨国伟：总的来说我觉得非常顺利。我前一段接受新浪采访的时候，主持人也提了这么个问题。我说我是中国文化。我走南闯北了这么多地方，我既不是湖南文化也不是香港文化，也谈不上更多的北京文化。当然上海这里我知道的更少。所以我感觉文化的差异不应该成为我们拒绝学习先进东西的这么一个障碍。上海的特点就是“海纳百川”，上海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哪怕在二三十年代，它就是吸纳了国际国内最先进的东西，包括一些最优秀的人才。中国的最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在这里，所以我们总觉得，包括我们有些上海人也提出来，说上海文化你们外地人不好接受，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感觉只要是先进的，上海都很容易接受，倒是那些带中国传统的一些糟粕的东西，比如称兄道弟，比如喝大酒划大拳，以为见一次就称“哥们儿”这一些不按市场规则办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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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伟北大文化集团前常务副总裁（3）



叶蓉：本身这是该摒弃掉的一些东西。

杨国伟：这些东西你就很难吃得开，吃不开。

叶蓉：刚才谈到在《京华时报》的业外资本的融入，在资本运作方面应该说那一次是第一次试水，介入传媒？

杨国伟：对。

叶蓉：那么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之谈？

杨国伟：说到经验，当然也是跟市场的一些规则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决定要和《人民日报》合作做《京华时报》一开始，我们就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必须按市场规则走。所以《京华时报》是《人民日报》第一次跟别人合作，破天荒的对等出钱，而且是现金。这是一个经验，必须按照市场的要求来规范合作。第二条我的体会就是，做传媒要有耐心，这种东西不可能立竿见影，不可能立马赚钱，要培育市场，巩固市场，最后到盈利，到稳固地盈利。

叶蓉：就是投资传媒心态要好。

杨国伟：你想一夜暴富可能吗？大家都有个行话，知道做一个杂志要三到五年的培育期，确实是这样。你要把这个品牌做出来，要有一批固定的读者要接受你，然后才能有广告。做报纸可能相对的快一些，但是心态也要好。从董事会一成立，我就说了我的一个想法，我说我的重点是做大，价值做大。这里指报纸的价值，而不是急于给股东们拿回来分几个现金，我说这是我的经营思路。

叶蓉：要舍得投入和培育。

杨国伟：你说赚钱，有啊，我说摆摊卖水果就能赚钱，开个小饭馆也能赚钱。你这些股东会做吗？不会做。你说一件文物在故宫里面，它可能永远是在亏损，要保管它，你要付出保管费、人力，没给你创造什么更多的现金的价值，但是它一旦进入流通市场，它的价值就立刻能够体现了。这是打了一个简单的比方，我说为什么值钱，值钱就是把这品牌做起来，把这市场份额做起来，把这市场的地位给确立起来，把忠实的读者群，包括忠实的广告投放群给培育起来，到那个时候在资本市场里面是什么价。特别是我们这大股东是北大青鸟集团的手下有好几家上市公司在和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做，恐怕那价值就更大了。这样的话，我们《京华时报》具体的说是京华文化传播公司，在《京华时报》一年半的时候经过有证券资格的会计事务所的评估，就已经值到三个亿了。再说我们总的投资才5000万，像我们《青年报》的改扩版是在9月18号，实际上已经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培育广告要有一个……

叶蓉：培育期。

杨国伟：要有一段培育期的，所以9月18号出来以后，等于是我有一年的时间基本上都赶上了淡季，刚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旺季。但是对于广告商来说我品牌还没有起来，还接受不了，所以我一直要等到今年的八九月份。等一年之后投资加大了，市场风险增大了，所以赶这个时间不能等了。当时我就说死也要9月18号出报。我们选在了现在文锦大厦十楼十一楼这个办公地点之后，选了一个装修公司。他来作预算要70多天才能装修好。我一算不可能，我说70多天咱们大家集体跳楼。我就叫了我们单位的一位同事，我说你给我住到装修现场去，必须一个月之内出来。如果出不来，咱们这报纸不要办了。现在就有跟我们创刊前后差不多的一些报纸，特别是比我们晚出的一些报纸，包括北京也有，我估计它的生命力很弱，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