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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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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导演椅，很丑的一个形象，现在不是。现在年轻导演比谁都忙，你到了片场都看不出谁是导演，穿着背心穿着短裤，跑来跑去。我觉得现在整个心态在变，导演也好演员也好，有些是朝好的方向变，有些就变得不好了。
叶蓉：变得不好的是指哪个方面？
吴思远：现在香港很多艺人晚上就到酒吧去混，甚至还吃一些软性毒品，最近就抓了好几个。我觉得不管是内地演员也好香港演员也好，绝对要引以为戒，这可能会毁掉一生的。有的人电影成就没有多大，出名反而是因为吸毒给抓起来的，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叶蓉：当时香港电影圈要四五十岁的人才能当导演，您呢？
吴思远：我在26岁时就做了导演，这是运气，当然也靠个人的努力。我在邵氏公司跟很多人都交往得很好，有一次外面有一家独立制片要拍一部武侠片，他就问一个很著名的剪辑师能不能推荐一位导演给我，这位剪辑师说有一个副导演吴思远不错的，结果一见就成功了。后来，我拍的一些自以为很得意的场面都给老板剪光了，现在感觉有些好笑，但那一天我哭了。我说我是导演，你要尊重我。他说我是老板，赚钱亏本是我的事情，剪！我就在那个大树下面哭，他在里面剪。所以我后来跟很多新导演说，你要有发言权，但你还必须要你的电影卖座。像现在王家卫，他喜欢怎么拍就怎么拍，已经建立了品牌，有了自己一定的商业价值。当你还没有这个价值的时候你就不要设计那些东西，你卖座才有发言权。现在张艺谋随便想一点什么东西，观众还会去看，但你籍籍无名，票房也不卖座，要想出一些怪里怪气的东西，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为电影节拍电影不值得
叶蓉：现在很多导演拍的片子，中国人不一定喜欢，但是在外国评委眼中可能受青睐。现在有一大帮导演去闯柏林、拼戛纳，冲击奥斯卡，您觉得这个现象正常吗？
吴思远：全世界大大小小的电影节平均每天都有，为电影节而去拍电影我觉得很不值得。我也做过评委，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评出来的最好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有一段时间是“中国热”，中国电影很容易得奖。但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中国热过去了，现在也很难得奖了。我觉得得奖就是一个红利，是你成功之余得到的另外一个惊喜。台湾电影是怎么死的，就是这样死的。台湾电影以前非常好看，很温馨，很有人情味，整个东南亚都喜欢。后来有少数人要拍非常乡土的，要拍一些不要太娱乐性的，可以一个镜头摆在那里半天都不动的，两个演员讲来讲去，还要去参加影展，要得一些奖项。我以前讲过一句话，你的电影离奖座越近，就离观众越远。观众觉得你的电影是拍给评委看的，我看不懂，我老远走来买一张票，我要享受我要看的东西。
叶蓉：现在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导演——冯小刚，他的电影是内地连续三年的票房冠军，但也有评论说他做的是一个商业模式，是易碎品，票房高但永远成不了经典。您对这个评价怎么看？
吴思远：我跟小刚是好朋友，我这里讲他好话讲他坏话都不太适当。不过我觉得他的电影能让观众认同已经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很多人轻视商业电影，觉得商业电影没什么深度。但要全场一起笑，全场一起哭其实很难很难。小刚的电影非常贴近生活，每一个人看到都会引起共鸣，不管他讲的是什么事情，就像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这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我觉得经典不经典不是今天说的，往往是过了若干年以后，说不定到时候人们就发现冯小刚是一个很有深度很经典的导演。当时我们看《教父》也是觉得娱乐性好，很好看，现在回想起来，他是黑手党电影里面最经典的。
叶蓉：给我们预测一下今年商业推广做得非常成功的《十面埋伏》，您觉得它明年进军奥斯卡有希望吗？
吴思远：很多人不明白奥斯卡是什么。奥斯卡主要是英语电影，奥斯卡所有会员进行投票，跟柏林、戛纳不同，当时为了国际化才增设了一个最佳外语片奖。如果张艺谋要去参加，也必须要参加这个单项，他必须要每一个国家来推荐，推荐了以后就是初选，能不能入围就很难说了。我觉得张艺谋现在根本不要去在乎什么奥斯卡不奥斯卡。
叶蓉：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在前不久的上海电影节上，您就痛快淋漓地发表了演说，被大陆媒体称为著名电影人炮轰内地电影制度市场弊病，言辞激烈，直指要害。您当时都说了些什么，让这些报社用“炮轰”这两个字？
吴思远：现在的传媒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实也没有什么“炮轰”，我跟广电总局电影局都是好朋友。你看到我们现在一年才八九亿的票房，跟小小的香港一样，而且票房数字有一大半是进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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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远香港思远影视公司监制（3）
电影票价为何贵得离谱
叶蓉：但有一个问题您没有谈到，就是票价的问题，老百姓非常关心。算一笔账，在发达国家一张电影票也就相当于人们月收入的百分之一，甚至二百分之一，在美国有些影片首轮放映也就是七块美金的票价，折合人民币也就是五六十块钱。现在北京、上海、广州一些大城市一张电影票卖到50块钱是非常平常的事，在您的UME里面可能还要贵。
吴思远：基本上是60块，进口大片是60，国产片是50。
叶蓉：这个票价对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可就太高了。你刚才说您小时候一天看四场电影，现在的小朋友一天哪里看得起四场电影。作为电影人和UME院线的投资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思远：目前在中国经营电影院基本上都是亏本的。为什么亏本？你刚才只按照在美国和中国的购买力来比较一张票价。但你有没有考虑到，在美国电影院里面可能同时有十部电影在放映，十部都非常吸引人的电影，而我们一年也不过有一两部电影吸引人，而且在某些节日、某些时间连进口片都不能演。整个电影院有时只有几个人，但我要负担那么多的租金、折旧、员工薪水、电费等等。比如说我在新天地的UME有六个厅，我有六部非常吸引人的电影，我每张票30块都一样，收入可能非常高；对不起，现在我只有这一部电影，就靠这一部电影吃饭，这部电影我再把它降到30块，我的收入就要减一半，我就没有钱去付房租付电费。我们现在收一张票，电影基金5％，其他的税项3。3％，就百分之八点几去掉了，剩下的给发行公司基本上一半砍掉，电影院收回来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这其中还要包括你的宣传费、运营费用，甚至包括广告等等，所剩无几，甚至亏本。我投资电影院主要是兴趣，我对待电影院就像对待我家里的小孩一样，每一样细节我都抓得很紧。我对荧幕亮度比例、声音的大小、椅子的舒适度都非常关注。如果要从赚钱的眼光来看，我去炒炒地皮，卖卖房子会更赚钱，但我觉得我现在不需要赚这些钱，我就需要建立一个电影院的品牌UME，在美国有AMC、UA院线，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我在看到荧幕亮度稍微不够时就马上换灯泡，虽然使用时间还没到。一个灯泡就要八九千块钱。
叶蓉：跟我们透露一下，您在几个城市投资UME总共投了多少？
吴思远：我在北京的UME华星国际影院是在北京乃至全国几乎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下了很多心血把一个旧电影院改造得非常好，最大的荧幕有400平方米。其实投资的多少不是很重要，相对其他的生意来讲，我们这种是很小的投资，在北京是2500万，在上海是1500万左右，其他的也都差不多，总共加起来6000多万。
叶蓉：都是您个人投资？
吴思远：我都是个人投资，北京的业主有一点点股份。
叶蓉：您在投资之初曾经预估，认为六年左右可以收回成本。现在两三年过去了，情况怎么样？
吴思远：可能当时这个估计有些乐观了。在北京的投资六年收回差不多，但上海可能还要多一两年，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电影院会越来越好，我把眼光看在三五年以后。
叶蓉：您觉得三五年以后整个市场会发生很大变化吗？
吴思远：我想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叶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判断？
吴思远：今天我在这里预言，我是看好的，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必然发生变化。我们一直在提很多问题和批评，就是希望推动快点。社会在进步，你十年八年以前想像得到今天的上海这样繁荣吗？想像不到的。我来上海时晚上想吃点宵夜都没有，街上黑灯瞎火，大家讲话还要东看西看，现在我们进步到这样的程度，大家想像不到的。只要政策对了，自然会进步。只要创造条件，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电影就像美国一样。其实我们的条件比美国好，他们才几亿人，我们有13亿人。如果我们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健全的电影网络，院线发行就不会有盗版的现象，每一部电影就能收回他该收回的钱。我想以后我们一部电影小制作也要三五千万，好的要上亿，我们有这个能力。现在韩国电影三五百万美金的制作太小意思了。我们一直在期望有这一天来临，如果说我有一个梦，那这就是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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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远香港思远影视公司监制（4）
“教父”是这样炼成的
对于圈内人所赠的“教父”之称，吴思远是笑纳了。
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某个行业的“教父”。因为“教父”既不是领导任命的，也不是拍胸脯自封的；当然，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投票选举产生的。
要做成“教父”，首先就要具备你所处的这个圈子该有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比别人更优秀。并不是要你枪枪十环，但你一出手，肯定是八九不离十的；脱靶肯定是不行的，那要被圈内外人所嗤笑。但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人要厚道、办事要公正；义字当头，情在其中。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真心实意的拥护，死心塌地的追随。
吴思远在当场记时，就能扶着摄把子瞅摄影镜了；一般人想看，那是要吃棍子的。为此，他深有体会地说：要搞好人际关系，认识1000个朋友比只认识13个好。做“教父”，莫不是从这里起的步？
我记得一位前苏联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认识100个人，还不如认识10个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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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迪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1）
1935年12月，生于湖南长沙。
195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1957年，在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专业学习，并任同济大学党委委员。
1957年—1961年，任南京工学院助教、讲师。
1961年—1966年，任同济大学讲师、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1966年—1971年，下放劳动。
1971年—1978年，任同济大学材料力学实验室教师、负责人，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1978年—1981年，任同济大学数力系党总支书记。197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1981年—1983年，任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
1983年—198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
1988年—1990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
1990年—1991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9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1992年12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1993年2月—1998年2月，任上海市第八届政协主席。
1995年11月，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1998年2月—2003年2月，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蓝天下的至爱
财富的含义，不止一种
叶蓉：您是中华慈善总会的荣誉会长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会长，今天您就是以慈善基金会会长的身份来做客我们《财富人生》的。
陈铁迪：《财富人生》访谈的是成功的企业家，都比较富有。我一开始觉得我来参加可能不太合适，但是你们电视台的同志跟我谈了以后很有启发。我感觉“财富”不光是物质方面的，还有一种精神财富。如果这两种财富融合起来那就完美了。我今天来不是代表个人，我是代表着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来宣传并弘扬慈善事业的。
叶蓉：您出生在一个世代教书育人的书香门第，您的童年和青年的一部分时光是在旧社会度过的。您还记得当时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一个什么状况？
陈铁迪：解放以前我还很小，解放那年我才14岁。那时候我的家庭是一个教师家庭，应该说条件还过得去，但是有时候也会受到失业的威胁。我还记得母亲经常拿了家里的衣服、物件到典当行去典当一些钱来补贴家用，解决温饱问题。因为我们家人也是很早就参加革命，所以我也总有这样一种帮助穷人的想法。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家里很困难，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月的饭，母亲还是很欢迎他，虽然我们自己条件也不怎么样。我还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父亲去世了，家里困难不能上学了。那时候我们同学大家凑了钱，给他去做点小生意，送到他家里，让他能够有饭吃。从这一点我就想到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们，也应该从小就树立这种爱心，树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这要从小就培养起来。至少，我觉得这些经历对我今后的人生道路都有影响。
慈善之业
叶蓉：十年前，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构想，要成立慈善基金会？
陈铁迪：大概是1994年的2月，当时的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施德容同志到政协来跟我说，要建立这么一个组织，要我来担任会长。我当时是政协主席。就像刚才你讲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市的领导，是一名国家干部，觉得我去做一个民间社团的法人好像不太合适，我也怕会引起议论或者添一些麻烦。
叶蓉：也有些顾虑？
陈铁迪：有些顾虑。因为当时慈善这个词的确也不为大家所认识，总觉得这个慈善是我们过去的封建社会的，现在大部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宗教组织搞慈善，所以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提慈善这两个字是不是合适是有疑虑的。他第一次来要我出来我没有同意，后来他们又来找我，和我说，虽然我们上海非常繁荣，而且是一天天好起来，但是的确还是有很多贫困的人，虽然政府从“帮困”的角度给予了很大的支撑，但还是需要全社会大家都献爱心，来把这样一种扶贫济困的工作做得更好，来为政府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同时，的确也感觉到慈善这个词本身是没有国界也没有什么民族性的，也没有说一定是哪一种类型的社会所能拥有的。这个词它可以被我们用，就像是民主、自由一样，我们可以举着这面旗帜来更好地把一些人团结在这个旗帜的周围，来做好扶贫济困的工作。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当时我就逐步地解除了这个顾虑，应该说当时还是比较勇敢地担任了这么一个会长、一个民间组织的法人代表。
叶蓉：还记得当时筹办的时候人手有多少，资金有多少？
陈铁迪：我觉得当时没几个人是真正有编制的。我们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编制，就从民政局借来了几位，还有几位热心人，就这么凑起来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开展工作，也没有经费，民政局借给了我们大概20万元的开办费。就这么成立了一个筹备组，把组织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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