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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生-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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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民：转机是有一次摩托罗拉二十几台电脑都瘫痪了，瘫痪以后就召集他们开会，谁能帮我把这些电脑都修好，实际都是病毒闹的，谁能把我的电脑修好，以后我的硬件和配件都从你公司走，你必须把我这几个亿的数据都抢救出来。我们去的时候摩托罗拉已经从澳大利亚请了一个反病毒专家过来，已经在里头给他看了，我们就在旁边一个小会客室里坐着喝茶。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就听到外边在说：“No，format！”意思格式化，不行了，没救了。他哪能格式化了，他不能格式化。我去那边一看是火炬病毒爆发了。火炬病毒爆发把它的硬盘分配表丢掉了，整个硬盘不认了，但是它的数据影像在后面都是好的，只要把硬盘的头号的数据恢复了，整个硬盘就好了。
叶蓉：这病毒你认识？
王江民：我认识，火炬病毒我认识，我杀过两次，所以去了以后也就是不到20分钟，就把第一台机器给他弄好了，因为我在弄的时候周围有十几个是中国员工，围在那里看，当这个机器一启动，整个数据都显示出来以后，旁边的十来个人都高兴得跳起来了，又鼓掌又跳又蹦的。
叶蓉：你一战成名！
王江民：就这样，后来摩托罗拉一个机器配一套软件，就买了我们20多套软件。
叶蓉：你刚刚一说下商海，我就想起你第一次学游泳，在生死存亡的时候学会了游泳，那你刚刚一猛子扎到商海的时候有没有呛到水？
王江民：也是被逼的。因为一开始我许可了全国四家代理KV100这个软件。由于四家打价格战，后来KV200的时候我就收回来了，就许可一家，这一家就是带我去摩托罗拉这个公司的老板，也是朋友的朋友，许可给他，让他来一统天下，一个价格，不打价格战。那么我跟他的条件就是，你拿批发价，你爱批多少批多少，我这边出防伪贴花，一个防伪贴花十块钱。一开始还行，后来越做越少，他要我的防伪贴花越来越少。他说现在市场不好，卖不动了，越来越少，市场饱和了。我就觉得应该是市场越来越扩展了，怎么会饱和的，用电脑的是越来越多。后来我在市场上发现，卖的软件是对的，就是防伪贴花不对，我意识到有问题了。
叶蓉：就是他十块钱买你一个防伪贴花都不肯付？
王江民：对！我找到了他，我们俩就在北京的一个宾馆的房间里，我说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我说你自己说怎么办吧。他自己低头抽烟，抽了半个小时，他说我向你道歉，我给你补偿。我提了几个条件：把假防伪贴花都给我，做假防伪贴花的模板也给我销毁，然后你能补偿，我们还继续合作，因为我主要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我老是这样。但事实上他后来没有这么做，也就是防伪贴花他没给我，模板也没给我，因为我的软件已经给他拿了，做加密盘的软件也给了他了，他可以无限量地做，无限量地生产。
叶蓉：完全信任他的。
王江民：而且他生产卖出去我必须服务，要提供技术咨询，那就是说他这些客户买了KV软件，那么我不能中断服务、中断升级，我还要为用户杀毒，所以他抓了我，好像觉得他反正拿了我的软件，我也得给用户升级，他还是无限次地生产，他还可以卖，他好像控制住我了，他想得太天真了。不出三个月，KV200被KV300取代，我打算向经销商一次性转让版权，并报出了一个当时国内软件业绝无仅有的天价。我当时开价120万，你先给我80万，那40万你赚钱以后再给我，但是大家都觉得开价太高了，对这个产品没有把握。
叶蓉：你是相信它能够卖到100万！
王江民：因为中关村没有一个能开价到100万的杀毒软件。那时候在中国也是，听到100万也是笑话了，天文数字，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也不敢的，谁敢一下子给你那么多？
叶蓉：你是觉得肯定值这个价钱的！
王江民：后来我就回来了，没成功我就回来了，我就到单位里提出停薪留职，我自己到中关村办公司，就这样是一种被逼的到了中关村。
叶蓉：但我知道好像首战就告捷！
王江民：第一个星期的订货就超过1000多万了。当时我就想赚个100万就不错了，这一辈子就够了，还想要多少，没想到一个星期的订单就1000多万了。那时候公司可能也就还不到十个人吧，白天黑夜地忙，从此以后就刹不住车了，这1000多万的单子出去以后，后面不断地就循环起来了，所以KV杀毒软件就一直这么旺销，市场占有率曾经到80％以上。
逻辑炸弹
叶蓉：江民公司是软件杀毒公司，杀毒软件是你们的产品，那么这样的定位肯定就是跟两条战线的对手在进行较量，一方面是病毒的制造者，而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盗版者，我知道您是曾经为了惩治这些盗版者，把一个锁放到了网上，能跟我们讲一下这把锁的威力吗？
王江民：当初我们杀毒软件KV系列出来以后，市场上的反映非常好，一下占到了80％以上，盗版商一看有利可图，他一看什么东西好卖他就做什么。我说的盗版是盗版商，而不是那些未经授权使用软件的个人或者是一些学生，也就是说盗版的高级阶段就是假冒，我们最痛恨的就是假冒。
叶蓉：也就是批量生产。
王江民：跟你一样的包装，一样的假防伪贴花。然后很低的价格在市场上冲击你的产品。我们全公司都在讲怎么最近出货都不紧张了，大家都闲下来了，后来才发现市场上大量的盗版出现了。我就发布广告开始警告他们，如果你再制作的话，再做假冒盘的话，你的机器可能就要被停止工作了。
叶蓉：您怎么可以让它停止工作呢？
王江民：这就是刚才说的逻辑锁，就是你提到的那个逻辑锁。它遇到大量的在制作我们密钥盘，在这种情况下，逻辑锁就启动，把他的机器锁死，锁死以后他的机器硬盘也没反应了，包括硬件也不好用，这个机器就相当于一堆废铁了。
叶蓉：可以解开这个逻辑锁吗？
王江民：他解不了，只有我能解。
叶蓉：我们也非常痛恨盗版，但同时我又在想，您采用的这个策略是由于您拥有了这样一个专业知识，是不是让旁人看起来也有点以暴治暴的这种意思在里面？
王江民：可以这么看，因为现在反盗版都是被动的，你靠一种意识形态去提高大家的使用正版的意识，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坚韧的工作，也就是说我怎么防止不让他拷贝，怎么样弄出仿伪让他识别，怎么样怎么样都是被动的，所以我这种方式叫主动出击。
叶蓉：有一种比喻，比如说我是养鱼的，我鱼塘老有人来偷鱼，我会在鱼塘边拉一根电网，偷鱼的人非法闯入，他肯定被电死了，谁让你偷鱼呢，你没偷我鱼，不是没你事吗？
王江民：现在你这种比喻过了，你比如说小偷进我家了，我一下把锁锁死了，把他锁在里头，我没伤害他。
叶蓉：就把他反锁了。
王江民：我没把他电死，他被锁在屋里他出不来，这时候我报警，警察来了，开了，你为什么进门？这个机器就是这样，锁死机器以后，你要想证明我伤害了你，你带着机器到公安局去，你去报案，然后公安局再把我叫去，我当着大家的面开锁，我把它解开，然后一看，你的机器里保证全盘都是盗版，所以他没有一个敢到公安局去报案的，也没有一个正版用户会被锁死了，因为它是一种逻辑判断，非常严密的。
他是大侠
从纯粹的、技术的角度来看，王江民不是一个理想的谈话节目嘉宾。他不善言谈，话语的表达也欠佳。由于三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他的腿落下了毛病；不幸的是，后来还遭遇车祸，压断了腿。面前的王江民，这个形象是与网络世界的大侠、一个杀毒高手有点难以对号的。
他是大侠，是因为他的武功高强。三十七八岁才接触电脑，却研发出国内最早的杀毒软件，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开发、销售杀毒软件的高科技公司。
他是大侠，是因为他具有侠肝义胆，注重情感。说起破裂的婚姻，讲到业内的纷争，他有克制、有忍让、有度量。
一个人要想成为大侠，除了要努力学习、刻苦勤奋、抓住机遇，还要有良知，要有点温良恭俭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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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凤凰股份董事局主席（1）
1951年，出生于上海。
1970年，中学毕业去了兰州制药厂，半年后参军，在辽宁锦州第四十集团军当兵。
1980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高级管理人员。
1988年，移居海外，在中国本土及海外的投资项目包括石油、道路建设、房地产、贸易及文化事业等。
1996年3月31日，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
2000年6月30日，凤凰卫视成功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易名为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出任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近两年，入选“20位中国企业领袖”、“中国最受尊敬企业50强”、“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第10名。
您现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财富解读
叶蓉：前不久我在10月份刚刚公布的胡润版的百富榜上看到您的名字，您以个人资产27亿位列第27名，对于这两个比较巧合的27，您怎么看？
刘长乐：我实际上没有认真的看过。因为事先也没有人向我们征询过，向我们了解过，比方说资产情况或者是生意的状态，我自己也实在是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有多少企业、有多少产业，或者产业规模是什么，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他这27亿的根据是什么，但是不管怎样，胡润先生的统计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国家，不管民营企业的规模有多大，有多小，我觉得这种统计很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都是很辛苦也很不容易的。
叶蓉：就这个问题我询问过好多嘉宾，我觉得您的回答是最为宽容的一种说法，但毕竟谈到资产问题，我想在西方的好多人的眼光当中是属于比较隐私的话题，那我们就不对这个问题进行深究，我们来谈一谈您的企业凤凰卫视，在去年三月份凤凰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有人跟您有过一段对话，就说刘总啊，您这个企业很好。您说哪里哪里，他才七岁，才刚刚上一年级，按照您的谦虚的说法，今年他已经八岁了，上二年级，那么他的学习成绩——这两年的经营状况如何呢？
刘长乐：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历史上，就是在凤凰上市的那一年有过一个盈利的记录。当然作为卫星电视来说，他的发展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用自己的努力缩短了这个距离，所以在今年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业绩，因为香港的创业板它是一个季度发一个财务报表，这个条件是比较苛刻的，假如不是创业板的话应该是半年，至少半年，所以我们的记录或者说我们的这种透明的公开性都会让我们无处逃生，我们每一个季度的业绩怎么样都是一目了然的。
叶蓉：透明度极高。
刘长乐：在前三个季度我们的报表都已经显示出来了，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盈利。
总理钦点
叶蓉：凤凰是成立于1996年，在它的发展史上有一个日子，任何人都不会忽略，那就是1998年的3月19号，是在两会期间，中央政府报告发布之后的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当时的总理朱镕基钦点了凤凰记者吴小莉的名，当时有很多中外著名的媒体都在现场，其中不乏著名的记者，那么总理对一家媒体进行肯定，而且叫得出这个媒介的记者的名字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您当时是在电视机前见证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刘长乐：因为我们事先不知道总理会讲这个话，更不知道他会点到小莉的名字，所以我们当时包括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突然。我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可以这么讲，我不是一个很容易感动的人，我觉得当时比较兴奋的是在于我们当时的生存空间和环境压力非常大，无论是从客观环境到我们主观努力，甚至包括我们股东之间的磨合等等都有非常多的困难，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朱总理能够直呼其名地讲出吴小莉的名字，同时他特别强调了一句“我很喜欢看她的广播”，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肯定，我当时是百感交集，比较激动。
叶蓉：如果是总理钦点自己员工的名字，而且是一个传媒名主播的这样一个名字，应该上本媒体的当天的一个头条，但是您是没有同意让她在当天的直通车里面上头条，当天您是怎么考虑的？
刘长乐：对，我们很激动，这是作为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怎么激动都没关系，但是媒体毕竟是一个公器，作为一个公器来说，我觉得它首先要考虑的立场是作为一个公器人所应该秉承的这种公正的，规范的，包括对得起大庭广众的这样一种立场，对凤凰的这种表扬当然是令我们很兴奋的，但是比起朱镕基总理对其他问题的解读和他率领新的总理班子对公众的或者对全世界的一次非常精彩的亮相来说，这个细节只是一个局部，我们当然应该把最重要的新闻放最前面，虽然我们的编辑很激动，他们想往前放，我说不行，这个是要放到，实际上是放到最后的。
斯人已逝
叶蓉：我想另外一个时间可能在您的脑海里也会留下一个痕迹，就是1997年的6月1号，您能想起来那天发生了什么？
刘长乐：1997年6月1号当天，中央电视台进行了飞跃黄河的壮举的直播，柯受良先生在那一天实现了他的一个梦，作为媒体人，我们和中央电视台进行合作，做了向全世界的一次非常精彩的比较震撼人心的转播，它的背景实际上是为了1997年7月1号的香港回归作为一个大主题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举措或者说一个有很大冒险的一个特技行为在97回归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的前提下来操作，他的风险是双重的。
叶蓉：而且是在回归的前一个月，6月1号。
刘长乐：一个是万一他飞不好，或者飞得不精彩或者失败了，那对回归会有怎么样理解呢，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再一个假如从道义上讲，如果说柯先生在飞的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些意外，或者出现了一些麻烦怎么办，总的来说他是非常的……
叶蓉：有风险性。
刘长乐：我们专门请了解放军工程兵的几个专家在现场进行了非常准确的判断和计算，从动力学包括地球物理学的角度，从方方面面提供了一种非常精确的计算，我们比较负责任地讲，就是我们最害怕出现的那种最大的危险从理论上来说是不会发生的。但是车过去以后，如果说你的保护措施不好，他在那边会发生一点事。
叶蓉：翻过来？
刘长乐：这些总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尝试是有科学根据的。
叶蓉：不是盲目或者激情之下的一种。
刘长乐：不是盲目的，不是一种非常非常冒险的冲动，他是有冒险成分在里面，但是他还是经过了冷静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包括计算，然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另外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这个桥的修建，或者在设备的添置方面，包括气象的把握方面，我们不惜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叶蓉：后来有没有算过这个活动一共投入多少资金？
刘长乐：这个项目我们和中央电视台，包括柯先生加在一起合起来投了应该是过千万的。
叶蓉：相当大的一个投入。我觉得有一个好玩的插曲，就是在飞黄河的当天您好像没有及时赶到现场，对吗？有一段还是靠自己走过去的。
刘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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