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一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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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神经衰弱吧？要不就是童年有什么叫人害怕的记忆。”我现在都搞不清楚她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我以为她还会跟我开玩笑。但是我又一次听见了啜泣声。我看见她的眼泪流出来，啪嗒啪嗒滴在被子上。我看着她，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21日凌晨，周小萍作了恶梦，被我叫醒。后来她又哭了。我开始有点不知所措。她就告诉我她上初三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我也不知道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就完全像她给我讲述的那样，更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原原本本告诉我。而她反复说，这件事情她从来没给第二个地球人说过——
　　周小萍说初三的时候，她穿得比别的女孩都漂亮，有许多男孩在追。她一收到小纸条或者情书什么的，就全部交给了她爸。那时候她学习成绩还可以，就是物理拖后腿。中考前两三个月，她爸就请她们中学一个五十多岁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给她补习物理。这个老师是他们学校物理教研组组长，是市里的劳动模范。每个星期六、星期日，她骑着自行车去学校老师的办公室补课。夏天，很热，她像往常一样穿着裙子。那时候她喜欢穿红色的裙子。老师给她讲题的时候就有意无意碰碰她。她也没有在意，因为老师一向德高望重，再说也很老了，女儿都结婚了。但是有一次，物理老师就掀起了她的裙子······事情过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跪在她面前请她原谅。她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哭。物理老师就扇自己耳光，她还是哭。最后物理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台“海鸥”照相机，说他刚才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拍进去了，要是周小萍胆敢告诉别人的话，那么他就把这些照片洗无数张，扔到马路上，谁愿意看谁看。
　　周小萍说她现在清楚地记得照相机上seagull（海鸥）这个单词。那件事情以后，她就经常作恶梦。但是这件事她从来没有给第二个人说，除了我。
　　说完之后，她很快搂着我的脖子睡着了，模样安详，好像从来没有伤心过。我看着窗外墨蓝色的天空，脑袋里一片混乱。从昨天下午见到她又睡着为止，不过八九个小时。我却似乎经历了很多变数，身心疲惫。我看着熟睡中的她，觉得她真的像歌曲里的那只水妖，正在不断把我吸入水底。
《毕业一年》第二章17
　　上午上班没干什么事。中午吃了顿饭有些昏昏欲睡。
　　下午上班，一进办公楼，一股类似醋酸的味道扑面而来。穿堂风吹过，我打了个寒颤，走在阴冷的走廊里，感觉正走向太平间。
　　一到办公室，我就把窗户打开。老李没关他的电视，关于伊拉克战局的消息不断传来。　白岩松又是连线伊拉克的水均益，又是请两个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分析，忙得不可开交。听了半天，我总算知道萨达姆老头有个儿子叫乌代。我斜靠在椅子上，口干舌燥，正想着奶粉喝完了，下班之后是该买“雀巢”还是该买国产的。然后赵处长的秘书就来了。说两点半在“贵宾楼”有个国际会议，有几个领导和两三个老外，需要拍摄，叫我把摄像机什么的都准备好。1：50她准备叫我，在楼下坐车。
　
　　我从抽屉里翻出钥匙，去张师傅的老办公室拿了摄像机、充电器、三脚架、电池什么的。一边收拾，一边想，要是来开会的里面有个带病的，那今天下午大家全部玩儿完。我也为我们的对外交流事业壮烈牺牲。
　　1：50我背着摄影包、提着三脚架准时上车。面包车里除了赵处长和她的秘书，还有技术处的处长，另外还有一个局长。几个人刚刚在“潮泰”用过海鲜，兴致颇高。他们红光满面，说说笑笑，说什么5000万元的项目，跟俄日美三国的合作，一把手前几天因为什么事情拍桌子了，部里头谁这次下去了谁又跑到信息产业部了。反正谈论的话题离我十万八千里，八杆子打不着边。
　　我一个人蜷缩着腰，坐在面包车的最后一排，看上去像个呆子。午后的阳光照得人昏昏欲睡，我想打个盹，又被精力充沛的领导们爽朗的笑声不时惊醒。报纸上说海鲜类食品的热量高，看来是科学依据的。我中午吃的是猪肉炖粉条，现在脑袋里混沌一片。窗外的街道在白花花的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非常干净。路上依然是人来车往，除了都带着口罩，没有太大区别。无论传说中的瘟疫如何，大家总归还是要挣钱生活的。
　　面包车开过天安门广场时，那个局长望着窗外迎风飘扬的红旗，怀旧之情顿起。说想当年我刚来北京，就背着一床被子，怀里揣着5块钱，从北京站下火车后就直奔天安门，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黑白照，发誓一定要在北京干出个名堂，等等。其余两位领导听后亦感慨万千，说以前的同学里面谁谁谁前一阵子都去了。连赵处长年轻的秘书都随声附和，并且留下一串银玲般的笑声。小秘比我早分来一年，不过为人处世的成熟度比我至少高出5年。我心中暗想，这个机灵的女孩子已经和我辈不是一代人了。最后局长看看赵处长的秘书，又回头看看我，做了总结式的发言，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算是赶上好日子喽！
　　到了会场，几个相关领导都来了。赵处长和几位领导握握手，问Bill他们怎么还没来？一个领导说，老外喜欢吃烤鸭，昨天晚宴结束后赞不绝口。今儿中午我又让人带着去“全聚德”，刚才打电话说在路上。他们听了之后就和蔼地笑了。趁着他们谈笑风生的当儿，我抓拍了赵处长和他们交谈的照片。别看赵处长已经年过五旬，还是很喜欢照相的。有时兴致来临，还把我单独叫到她办公室，和我一块探讨哪一张最好。我能说什么呢？我只好说，都挺好的都挺好的。要是赵处长当时的状态实在不佳，我只好说是光线不好，或者角度不好，或者我选择的抓拍时机不好。总之，我的意思是：一切都是我的错。
　　部里的几个相关领导看上去都很精神，各个头发乌黑、满面红光。俗话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嘛。不过他们带来的秘书却不怎么样。秘书一共三个。第一个留着披肩长发，身材窈窕举止得体，看着背影觉得相当不错，只是回过头能把人吓一跳。要是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我说不定会失声大叫；第二个穿着一条非常精致的裙子，上面还绣着几朵小花，看上去价格不菲。只是此人脸上长满雀斑，还是个老鼠眼，说起话来土里土气，像是准备打官司的秋菊；第三个稍微强点，个头少说也有一米六五。只可惜实在太瘦，还是个平胸，估计摸上去满手的骨头，就像摸农贸市场上的羊排。我就想，其实秘书们并不像小说电影里描写的各个漂亮，还是眼见为实。本本主义害死人呐！
　　我从摄影包里取出摄像机，取下小螺丝，把话筒夹上，而后又用指甲把小螺丝拧上。墙角的电源离得太远，我让服务生找来一块插销板。支起三脚架，夹上摄像机，放进数字带，把插销插上，然后随便拍几秒钟，试试话筒是否装好。这样就可以随时拍了。
　　过了大约10分钟，外国人就进来了。最先进来的是个美国人，可能是他们刚刚提起的Bill。此人身高一米九，有拳击运动员的体格，看上去像德克萨斯牛仔。果然，他的自我介绍里提到自己是德州大学的doctor。另一个俄罗斯科学院的，头发花白，身材高大，挺着个将军肚，体重绝对超过150公斤。因此他往下坐的时候，我特别担心中国的假冒伪劣椅子是否能承受起他的体重。刚才他们在车上说这老头神通广大，和老布什私交甚密，和美国国会的很多议员关系也很好，是个重要人物。只要这个项目他真的想做，那基本上就没什么大问题。最后进来的竟然是个大美女，身高一米七，头发金黄，该凸则凸，该凹则凹，还戴着金丝眼镜。我从摄像机的监视器里看着她，胡思乱想了一下。。。。。。
　　还好，这个小小的插曲没有被任何人注意到。像往常一样，他们亲切握手，交换名片，询问对方状态可好，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
　　不管参加什么规格的会议，我都会把这台Sony150P调到全自动档，谁讲话就把摄像机对准谁，偶尔拍个全景，或者把会场扫一下。这么做很省事，也很轻松。这些人也不管什么构图、景别、光线、色温，只要把人装进去行了。况且我拍的东西一般也没人看。摄像机和我的作用，是让参加会议的中方领导和外国人感觉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我先把摄像机瞄向第一个讲话的部里领导。根据以往的经验，第一个发言人的使命，一般是致欢迎词。所以他们的wele、China、friends、cooperation之类的单词一般都说得字正腔圆，相当地道。只是这人三个单词三个单词地讲，听着能把人憋死。后来索性不听了。反正刚开头那段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每次开会他差不多都会这么说，连语法错误都一模一样。第二个是技术处处长。这厮发音虽说一般，但非常流利。听说他在部里的驻外机构呆了8年。8年啊，抗战都结束了！
　　接下来我把景别调到最大，因此不管谁讲，都能拍进去。我跑出去问服务生要了杯红茶，等回来时德州牛仔已经开始讲了。德州牛仔的美语自然没得说。叫人郁闷的是，我很多地方竟然听不清楚。心中暗想，都是听部里这帮鸟人的中国英语听得太多，到现在反而连货真价实的美语都听不懂。记得有一阵子，赵处长叫我接待一个韩国人，无非是带他去故宫、颐和园、海洋公园之类的地方转一转，然后再去韩国餐馆吃吃饭。几天下去，我说英语的时候也和他一样结结巴巴，别扭得要把舌头咬掉。
《毕业一年》第二章18
　　接下来是那个俄罗斯老头讲话，我对他没什么兴趣，压根就没听。老头用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和我们带来的国产投影仪不兼容，总是自动休眠。这种事领导肯定不会亲自动手，那几个玉树临风的小秘小声说不懂技术，领导就让我上。我的专业是英语，让我来摄像都已经勉为其难了，现在又让我来修投影仪！我不好发作，也不好说这玩艺我也不懂，只好硬着头皮瞎弄，胡乱把投影仪和笔记本的接口拔下来又塞上去。总之，俄罗斯老头就那么将就着讲完了。
　　直到漂亮的美国妞发言，我这才提起精神，不过没听进些什么。本想估算一下她的三围，可惜胸部以下都被她的笔记本电脑和大圆桌挡住，只好作罢。
　　赵处长最后一个讲话，根本没有用投影仪，讲了几句就匆匆结束。看来她是这里面级别最低的。
　　赵处长讲完之后，秘书们在大圆桌上摆放了中、美、俄三国的国旗。在阵阵闪光灯中，他们签了字，握手、对着镜头微笑。最后，在宾馆的一处屏风前，我给所有的与会人员拍照留念。部里领导带的三个小秘也在其中。于是会议结束，我的任务顺利完成。
　　晚宴在我们单位附近一家有名的酒店举行。赵处长的秘书在他们开会的时候提前预定的，还顾作亲近地问我喜欢吃什么。我们闷头想了想，说喜欢吃鱼香肉丝和油麦菜。气得秘书只向我翻白眼。
　　在面包车上，我对赵处长说，处长，我就不去了，直接在前面下车回单位吧。说这话时，处长朝向窗外射进的阳光，看手里的一张发票，好像有个什么字看不清。处长继续看发票，说，哦，你跟我一块儿去吃吧。我听后内心涌出些许感动。我在最后一排默默地看着她，她耳鬓都有白头发了，都是为了对外交流事业操劳啊！我心中感激之情逐渐升腾的功夫，处长看清楚了发票上的字。她一边把发票递给秘书，一边继续说，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你还要照几张相呢。我一愣，嘴巴张张，没说出话来。
　　晚宴的规格是每人800元。我林林总总参加的会议也不在少数，这次晚宴的规格是最高的。看来他们今天签署的协议非同小可。晚宴的气氛是快乐祥和的，他们或跟身旁的人耳语，或发出爽朗的笑声，都器宇昂扬、神采奕奕。有个部里的领导还翘起二郎腿，悠闲地点起一根“中华”烟来。我端着小秘带来的照相机，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也不知道究竟要我拍什么样的，只好绕着这些人转悠，隔上一会儿就摁一下，让闪光灯晃一下他们的眼睛。价格昂贵的各种菜肴一道一道上来了，做得千奇百怪，根本认不出原料是什么。我觉得自己口水正在往出冒。
　　我正在拍照，那个一脸雀斑的秘书指着空出来的座位，对站得齐整整的服务生说，这张椅子是多余的，你们拿走吧。这丫头显然没有把我算进用餐的人的行列。我当时恨不得高举照相机往她头上猛砸。这顿饭老子可以不吃，但绝不允许别人小看我。还好赵处长发话了，她说这有人，小牛啊，好了，拍几张就行了，你也赶快坐下来吧。于是，我把照相机放在椅子旁边，坐下，朝赵处长感激地看了一眼。
　　部里的领导又主动致词了，听着跟刚才说得差不多。旁边的处长碰碰我，说他们举杯的时候你可以拍几张。我急忙拿起照相机，像举起一挺全自动冲锋枪——多亏它救了我，刚才我还在想，等他们碰杯的时候我该不该也把杯子举起来呢？如果不举的话，显然是破坏大局；如果举的话，又不伦不类，因为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个照相师傅，是体力劳动者，而不属于知识分子。
　　接下来，除了那三个丑陋的秘书，每位领导都致词。每致一词，他们就碰一次，我也把手中的“全自动冲锋枪”摁一下。这要是我的胶卷，我非得心疼死不可。但这不是，这些成捆成捆的胶卷和一摞摞小数码带都是对外合作的专项基金，花不完证明你工作没有成效。我显然不想让领导说我工作没有成效，所以我就拼命拍，还抓拍到一张满脸雀斑的小秘掏鼻子的。而老外显然对秘书们用英语介绍的“鹿的胃”、“鲨鱼的鱼鳍”、“一种燕子的巢穴”之类的菜肴非常感兴趣。他们小心翼翼地吃下去，然后不住点头，说good、good。高兴到顶点了，就说这次你们的招待实在太好了，下次会议希望你们能来我们那里。俄罗斯老头虽说在本国经常喝“伏特加”，但是喝了咱们的“茅台”之后很快上脸，话也多了起来。他说下次的三国会议就在俄罗斯吧，到时候我们把会议的地点安排到一艘军舰改装成的饭店，咱们可以一边开会一边欣赏江边美景——当然，他这些话都是用蹩脚的英语说，又因为喝了不少酒，就更难听懂了。中方领导脸上则透着亲切而又谦卑的微笑。我知道他们已经为下次的出国调研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我几乎没动筷子，倒是喝了一肚子果汁。不是不饿，是不想别人看不起我。我只是想告诉那个部里来的脸上长满雀斑的秘书：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吃一顿饭。也许你是，但我不是。
　　这次晚宴由对外合作处做东。因此赵处长和那几个秘书走得稍晚。我背着摄影包、提着三脚架，站在一旁等候。处长要服务生把没吃完的山珍海味打包。她带走了只喝了一点点的据说800元一瓶的白酒。打包的东西，几个秘书带走了几袋。剩下一袋处长叫我带走。我说我已经吃饱了不带了。但是处长再三坚持，一定要我带回去，说你不吃的话可以给你们同屋的。我知道她是作为一个长者，带着本能的母性说这些话的，所以只好收下。
　　半个小时后，我从面包车上下来。被风一吹，鼻子酸酸的，眼睛里面就有什么东西要出来。走了一段，手一扬，把塑料袋子里的东西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