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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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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袁梅与小波做了一次长谈，她分析了女儿的各科成绩，认为最实际的奋斗目标应该放在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重点院校，这样的目标她只要踮起脚就能达到。听了她的建议，小波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袁梅明白了，其实小波心里知道，上北大的目标她是达不到的，可是在心理上又不愿自己从那个台阶上走下来，那就等于承认失败。袁梅的分析和建议实际上给她搭了一个下来的台阶。她很自然地就走下来了。
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小波变得轻松了，愉快了，学习效率反而高了，在六月初进行的二模考试中，小波的成绩第一次进入了班级前10名。
一位刚走过高三的年轻人说，在高三的时候，老师是坚强的，家长是坚强的，考卷是坚强的，习题也是坚强的，也许，惟一脆弱的，就是那些为了固定的行刑日期而奋斗着的学生们。脆弱的人，需要的是一点点安慰，一点点理解，一点点爱。“快乐”高考见到尚秀，是在北京市高考录取分数线公布的那天，女儿的高考成绩比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高出了73分。听说我要跟她聊聊那场“快乐的高考”，她笑着说，幸好有这个结果，不然，也许我就是个失败者。一个失败者是没有发言权的。虽然我自始至终都认为，高考不应该是一件让千千万的考生和家长饱受痛苦和备受折磨的事，如果它让那么多的人饱受痛苦和折磨，那么它一定出了问题，一定不合理、不正常。但是，选择“快乐高考”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时候，女儿的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女儿逢大考就紧张就做噩梦，不是梦见答题卡没填，就是梦见卷子拉下没做，常常大哭着从噩梦中惊醒。而且这样的噩梦在考前和考中总反反复复地做，有时闹得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女儿的恐惧症是从“一模”前开始的。
高考前的第一次模拟考试定在5月9号。“五一”，学校放了七天长假，担心女儿犯老毛病，我想让她有张有弛地安排这段时间的生活，调整调整自己的情绪。我们给那几天作了一个安排：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去逛一次商场；去听一场音乐会；其余的时间复习。聚会给了她快乐轻松的气氛；逛商场满足了她喜欢逛街购物的兴趣和爱好；而那场原汁原味的奥地利交响乐团演出的音乐会更让她的身心得到了放松。
那几天她过得充实而快乐。问题出在考试的前一天。那天晚上，我似乎有预感，睡觉时，我没有关上房间的门，睡到半夜突然听到一阵抽泣声，接着是一声又一声沉重的叹息，那声音是从女儿房间传来的，我心往下一沉，我知道噩梦又开始纠缠她了。
我没敢开灯，摸黑到她的房间，发现她已经坐起来了。见我进来，她喘着粗气说：“妈，好可怕，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数学卷子答题卡没填，而且跟同学对答案，我的答案全是错的。”
她似乎还没有从梦中醒来，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我轻轻摸了摸她的头说：“快躺下睡吧，你是在做梦，是假的，都是假的……”她睡下后，我回到房间，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噩梦让我又一次看到了女儿内心隐藏的对考试的恐惧。如今，高考已经一天天逼近，如果女儿摆脱不了噩梦的纠缠，也许还没进考场她的精神就会崩溃，就会垮下来。想到这里我心急如焚。
早晨，女儿出门时我笑着对她说：“妈妈相信你能行！祝你好运。”女儿勉强挤出一个笑脸。望着女儿消失的背影，我在心里暗暗为她祈祷。
女儿的“一模”成绩出来了，虽然与平时成绩有点差距，但在区里排名仍比较靠前，而且英语成绩进了东城区前60名。如果她能保持平稳的心态参加高考，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可是，“一模”考试后，她并没有轻松起来，反而一天比一天紧张，而且经常莫名其妙地烦躁，害得我在她面前说话都不敢大声，更不敢问她有关学习的事。家里的气氛可想而知。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说不定我的精神也要跟着她一起崩溃了。
转眼已是五月底，高考已进入倒计时。报纸、电视、网站上有关高考的文章铺天盖地，不是“高考技巧”，就是“名师坐堂”，有的报纸甚至开辟了“高考进行时”专栏，将高考的气氛造得像一触即发的战争。
而学校也开始进入了战前总动员，一周内开了三次由家长和学生一起参加的大会，每一次都是校长亲自讲话，分析形势，找出问题，提出希望。
“人生在此一搏”，“十二年辛苦就是为了这一天”，“考上大学方能修成正果”。当这样的教诲常在耳边响起时，考生不能不紧张，家长不能不紧张，不能不感到沉重的压力。
其实，高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痛苦抑或快乐其实是自己的选择，眼前是黑色还是橙色，全看自己怎么看。
快乐需要找个借口，减压也需要找到一个契机。就在我想给快乐找个理由时，“世界杯”来了。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对我和女儿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是铁杆球迷，虽然偶尔也看看球赛，但从未疯狂过，更不会将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届世界杯因为将战场搬到了亚洲，更因为有中国队的加入，使中国许多原本不是球迷的人也成了球迷，我和女儿就属于这一类。第一轮比赛每天从下午两点半开始，那个时候我一般都会放下手里的事赶回家，坐到电视机前。这与其说是给自己找个快乐的理由，不如说是一种逃避，逃避高考给我带来的焦虑。因为我已感受到了这种焦虑的折磨。开始几天，我一直为让不让女儿看球犹豫不决，后来我发现，看球使我的焦虑症状明显减弱，我每天像盼望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开演那样盼望着下午的球赛，我不再忧心忡忡，我的心和情绪跟着足球在飞，或击掌叫好或顿足叹息，一会儿大喜一会儿大悲。
6月4日，是中国队对哥斯达黎加队，这是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第一次亮相。那天女儿放学早，回家赶上了看下半场，那球踢的真让人揪心啊，球传到了李玮峰的脚下，女儿激动得大喊大叫：“帅哥，快带球冲啊！”可是那球踢着踢着不知怎么又到了哥斯达黎加队员的脚下，女儿指着电视机里的李玮峰说：“臭，你真臭。”
看完球，我和女儿坐下吃晚饭，饭桌上的话题自然是对这场球的评点。女儿说，中国队太不经打了，输了两个球就打不起精神，你看看人家日本队、韩国队，打不死你，拖也要拖死你，那才叫精神！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6）
我真有点不相信这样的豪言壮语是从她嘴里出来的，要知道，“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话我也在她面前说过，可她从没听进去过，只要我开口，她就说，去去去，你怎么就像个政治辅导员呢。
这时，我开始品味出了一点足球魅力的奥秘。那看球的，看的其实不是球，而是人，是人的魅力。足球比赛与其说是球技比赛，不如说是一场精神的较量。
从六月初开始，学校只上大半天课，让学生自己回家复习。女儿回家的时候，往往正是下午第二场球赛开始的时候。经我们共同商议后决定，前两轮比赛，她只看精彩的，其他赛事由我转播，后两轮比赛她全看。
由于有了“世界杯”，我和女儿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饭桌上的气氛也不再沉闷。有时是我向她转播世界杯，并加上我自己的评点。如果那场球是一起看的，一个人的评点便变成了两个人的评点和讨论。
中国队对巴西、中国队对土耳其的两场球赛，女儿一场不落地都看了。她为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顿足、羞愧，为日本队、韩国队敢拼敢抢、不轻言放弃的精神大声叫好和感动。六月的每一天，因为“世界杯”而过得有滋有味，家里没有那种高考前的紧张气氛。女儿不但看球赛，而且每天雷打不动地看“娱乐无极限”，看刘建宏和沈冰评球，看完后便回房间埋头复习。
一天，一位朋友来访，见我女儿津津有味地在看电视，很惊讶地悄悄问我：“她是今年高考吗？怎么还在看电视呀？”说实在的，虽然我给自己和女儿找了一个快乐的理由，可是心里有时也会不踏实，坐在电视机前有时也会想：“别的孩子这会儿都在复习，我让她看电视，可别害了她呀。”有时甚至会产生将她赶回房间复习的念头。可是我又安慰自己，她高兴了，放松了，效率说不定会更高，堤内损失堤外补吧。再说，专家都说了，高考能否成功，一半靠实力，一半靠心态，而对于女儿来说，她缺的不是实力，而是好的心态。给我们带来快乐，让我们天天牵肠挂肚的世界杯终于结束了，我心里竟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失落和惆怅，我相信女儿也会有这种感觉。
世界杯结束后，对中国足球和世界杯的反思也开始了。白岩松、刘欢、牛群等纷纷走进中央电视台演播室。女儿也加入了这种反思，她说，这次看世界杯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出了中国球员与日韩球员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球技，更主要的是精神。我乘机也大谈自己的感想，谈日韩球员敢拼敢抢的精神对自己的震撼，这就是不拼到最后一分钟，决不放弃，中国球员缺的就是这种精神，所以中国球队输的不是球而是骨子里的那种精神。女儿听了颇有同感地频频点头。我暗中窃喜，对于女儿来说，耳濡目染的世界杯球赛其实就是最好的考前动员，它胜过任何说教，因为，那种被称为“精神”的东西在课本里是很难找到的。而且，在“世界杯”足球赛中，“精神”这种抽象的东西已转变为一种可视可感的具象，并形象地阐释了“精神”。
印象最深的是那场关于世界杯规则的讨论，大家从本届世界杯暴露出来的问题谈到规则的修正和完善，谈到规则的公平和公正。我们自始至终地看完了这场讨论，没想到歪打正着，高考的话题作文谈的正是“规则”。
那些日子，女儿不再像原来那样每天怀着一颗毫无自信的心在书山卷海中无望地跋涉，不再诚惶诚恐地每夜做噩梦。她似乎有了自信，变得从容和坦然，吃得香，睡得酣，每天早晨起床总要连哄带拉才能下床。考前她自己在家里称了一下体重，发现一个月长了五斤，于是大惊失色地说：“都成胖妞了，不行，考完了，我得减肥去。”
7月6日晚上，她照样乐呵呵地看“娱乐无极限”，看动画片“神秘花园”，看完了翻了一会儿书就躺下睡觉了。
那天晚上，虽然我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像往常那样该干嘛干嘛，可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
。明天就要高考了，她可千万别害怕，别紧张，千万别睡不着，别做噩梦啊。
怕影响她睡觉，我也早早就躺下了，却竖着耳朵听她房间里的动静，不到10分钟，我就听到了轻微的鼾声。
7月7日上午，我送她去考场。考场门前已黑压压地围着许多家长。我笑着轻轻握了握她的手说：“别怕，你能行，祝你成功！”
她笑了，说：“妈，你回去吧，不要守在这里，知道你守在这儿我才紧张呢。”
“行，我现在就回去。”
我目送着她一路小跑地进了考场。
上午考完语文，她神态轻松，说监考的两位老师很和善很亲切，她一点也不紧张。高考前，女儿曾对我约法二章：一、考完后不能向她打听考试情况；二、不能问她考得怎么样。所以，我闭口不谈考试的事。倒是她自己破坏了规定，兴奋地说，你猜今年的话题作文是什么是围绕“规则”写一篇文章，题材不限，标题自定，我写的是“谁说规则不能‘破坏’”。
那天，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请白岩松等人评球，谈的就是规则，说规则是可以改变的，规则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的。比方说，为了使足球比赛更公平公正，有人建议下一届世界杯将场上裁判由现在的三人改为四人，这就是对原来规则的“破坏”，而“破”则是为了“立”……
见她谈得津津乐道，我高兴地想，这世界杯真没白看。可是，没想到下午风云突变。考完数学我去接她，老远就见她一边垂头丧气地往外走，一边抹眼泪，我的心往下一沉。见了我，她不说话，泪水哗哗地流。
我挽住她的手安慰说：“没考好不要紧，尽力了就行。”她抽抽噎噎地哭着说：“什么没考好啊，是考得糟透了，你有个心理准备吧，不是上二批就是复读，北广是考不上了。”“不要紧，不就是一科没考好吗，明天还有两科，全力以赴将后面两科考好就行。”
“明天，我哪还有明天啊，你也知道我指望数学拿分，明天要考的理综本来就是我的弱项，还能指望上什么，我完了，全完了……”说着又呜咽呜咽地哭起来。
回到家里，她还是哭，不愿吃饭。我的心乱极了。但我尽量掌握好自己的表情、语气、语调。在孩子最脆弱的时候，大人的一个小小的情绪变化，也许对痛苦中的她都是莫大的打击，都是雪上加霜。
这个时候，任何安慰和劝说都无济于事，不如让她痛痛快快、无拘无束地宣泄痛苦，这也许是眼下最该做的。
我对她说：“你哭吧，痛痛快快地好好哭一场，然后去洗个澡，我出去买点东西回来。”
说着，我便关上门出去了。
买东西只是一个借口，我是想让她有一个可以尽情发泄痛苦的空间，同时，我也需要找个地方好好整理整理自己的情绪，思索一下该怎么办。我不愿让她看到我的失望、焦虑和不安。
我沿着街边走着，心里沉甸甸的。我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更没想到一根横飞过来的棍子就将女儿打倒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自信心没了，精神垮了，就真完了。我心里甚至有一点自责和后悔，我问自己，是不是我错了，在最后的复习阶段对她太放松了？如果快乐高考收获的是一枚苦果呢？但是我又说服自己：如果她一直被噩梦纠缠，诚惶诚恐地走进高考，没准儿结果会更糟。而且，在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她是快乐的，并且是以轻松坦然的心态走进高考，这不正是我希望的吗？虽然现在遭遇了意外的挫折，但这并不能说我们的做法是错的。现在最要紧的是让她重新恢复自信，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能轻言放弃。
在外面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我回到家，推开房间的门，见她已洗完澡，正拿着一本物理书坐在凳子上，眼睛红肿着，眼角的泪水还没干。
我在她面前坐下来，说：“你现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弃，明天的两门考试才是重头戏，一共有450分呢，没到最后，怎么能说失败。咱俩看球赛时，你也看到了，就说日本队对土耳其队的那场比赛，虽然土耳其队的实力在场上占了上风，但日本队员即使在最后一分钟也没有丢掉胜利的信念，仍在场上顽强拼抢。虽然后来输给了土耳其队没能进入八强，但日本队虽败犹荣，因为他们输的是球技而不是精神。学学日本队、韩国队，拿出点像他们那样的精神来，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不轻言放弃，争取创造奇迹。即使最后失败了，只要你尽力了，就不会有太大的懊悔……再说，即使考砸了，天也塌不下来。”女儿听了后说：“刚才我也想了很多，没办法，既然这样了，想再多也没用，不想了，复习吧。”说着，将凳子搬到桌前看起了书。
这一夜，我辗转难以入睡，我担心她睡不着觉，担心她做噩梦，担心她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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