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遇风云便化龙-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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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西汉的一斤约合今二百五十克，所以出土的金饼以二百五十克重的最为常见。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有数十枚小金饼，每枚重量约合当时的一两。（53）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铸“麟趾褭（niǎo）蹄”，（54）开始统一了黄金货币的形制。北宋沈括曾记述这种金币的形制：“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极工巧；褭蹄作圆饼，四边无模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土人谓之柿子金。”（55）各地西汉墓葬出土实物中，确有一些象马蹄状或兽趾瓣状的金饼，人们称之为马蹄金、麟趾金。此外，还有一种“金五铢”，是1980年陕西咸阳塬下出土的。它的大小形制与西汉五铢铜钱一样，黄金成色与西汉金饼一样，体重九克，比铜钱重一倍多。　　　　汉代黄金与铜钱的比价，法定是黄金一斤值铜钱一万。但在民间实际流通中，则因时因地而有高有低。《九章算术》中曾记载：金一斤值钱“六千二百五十”，（56）“金价九千八百”。（57）在战乱年代，黄金价格变化甚大，如王莽失败后的长安三辅一带，曾有“黄金一斤，易豆五升”的现象。（58）　　　　东汉至晋隋期间，黄金愈加贵重，人们对黄金的用途有了很大改变。用于大额支付和商品交易的情况锐减，作贮藏饰品和其他方面用处的大为增加。象皇帝对臣属的赏赐，西汉二百十五年间赐黄金有一百多次，东汉一百九十五年间赐金只有九次，而赐钱、赐物的相应增加，仅赐铜钱的就有六十四次之多。东汉赐金的数额也很少，总计约为二万一千七百四十斤，合今五吨半左右，仅及西汉赐金总数的2％。皇帝赐金少了，臣下献金的也少了，连赎罪也改用缣。把黄金作货币媒介以外的用途，则广泛发展。当时社会风气崇尚奢侈浮华，盛行用金银打造器皿、服饰。汉光武帝的内弟郭况，在家中就蓄有四百多人专门制作金银器物。（59）妇女们用黄金做首饰也很流行，曹植诗云：“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是其时风尚的写照。同时，两汉之际佛教东传，魏晋以后道教也逐渐盛行，寺观庙宇、佛像、法器多用黄金装饰。北魏天宫寺造佛像，一次就用黄金六百斤。特别是战乱频仍，铜钱经常贬值，物价腾贵，人们多以黄金来保存价值，避免损失，这样，黄金就逐渐退出了市场流通范围，成为大家竞相贮存的对象。由于用金数量稀少，黄金的数量名称也起了变化。本来汉代称黄金一斤为“一金”，到了晋代，称“一金”却往往指的是一两了，这是因为使用黄金时用两计算已逐渐习以为常了，而南北朝以后就不再用斤计算了。　　　　唐宋时代，金银制作工艺达到相当高超的水平，黄金用于打造器物、饰品以及佛、道法事祭祀、布施等有增无减，黄金的用途更加广泛。与此同时，由于工商业和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以黄金计价、估值以及用于大额赋税、大宗交易的情况又时有发生。杜甫就有“囊虚把钗钏，米尽折花钿”的诗句。由于经济的增长，黄金的货币作用在这一时期又有所上升，但相比之下它作为贮藏、保值的作用仍是主要的。史籍对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天下金帛皆贮于左藏”（60）等等。元代以后，纸币逐渐流行，黄金则进一步退出流通领域。尤其是明朝，曾明令禁止民间用金银交易，但实行的结果是，白银未能禁止住，而黄金的货币地位则正式取消。　　　　黄金货币的形制，一直是多种式样同时并行的，但不同时期又分别以某一式样为主要形式。东汉以后，除圆饼形外，铤状逐渐多起来。金铤是狭长的金钣，似大臣用的笏，一直流行到唐代1979年山西平鲁曾出土金铤八十二件，金饼四件，部分刻有唐肃宗乾元年号。（61）南北朝时，黄金制的钱币开始出现，《南史·；吕僧珍传》曾有生动的记述。这种金钱，多是仿照当时流通的铜钱的形制而造的。从出土实物看，有些金钱是从国外流入的，如拜占廷金币等等。唐宋时期，金银制的钱币已较普遍，但多用作祭祀、布施、馈赠、殉葬等，与流通中的铜钱有所区别。《旧唐书·；玄宗本纪》记：开元元年（713年）九月，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杜甫诗云：“何时重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张祜诗云：“长说承天门下宴，百官楼下拾金钱”。两宋时金银开始以锭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砝码或绕线板的形状，为两端宽、中间窄的亚腰形。元代的金银锭又改为元宝形，即两端尖而翘起。明、清时又有中锭（小元宝形）、锞子（小馒头形）以及滴珠、福珠形状。上述多种形状的黄金体，都仍属于称量货币，在使用时需用秤称量，份量多者要进行截凿。　　　　黄金的购买力，东汉以后千百年来一直是比较稳定的。金银比价，大约为一比五左右，维持了相当长时间。至宋初为一比六点五二。明中期为一比七到八，明末为一比十左右。清乾隆时为一比十四左右，和当时欧洲的比价大体相当。黄金和铜钱、纸币的比价，则由于后者价值经常不稳，而变化较大。



　　　　正文　　古代主食
更新时间：2010…05…05　18：29：30　本章字数：5577

　　　　古代主食　　　　假如有一天，你来到了汉朝，你吃些什么呢？　　　　首先，从概率上说，你是个平民，所以么，一天两顿饭，早晚各一顿，如果你是个贵族，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一曰三餐，如果极端小的概率，爬上了大汉皇帝，你就可以吃四顿了。　　　　在汉朝的时候，主要烹饪的方法基本都有了。　　　　煎，和今天不同，这个指是干煎或者加水，烧到干，如果最后还残余水，那么这就叫熬。烤，烤肉，大概是人类从有了火之后，最早的烹饪手法了。蒸，和今天一样。炸，用开水或者油炸，不过按照《中国民俗史》秦汉卷的说法，这个时候有固体的动物油，但是还没有用到油炸上来。脍，用刀细切，生鱼片，生肉，就是这样制作。当时没有介末，所以配生鱼是姜。辛延年有诗云，“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　　　　脯，腊肉。　　　　而主要调味品有盐、醋、酱、糖（饴糖，甘蔗制糖是唐代从印度传入）、葱、姜，花椒，肉酱，鱼子酱，蒜。呵呵，无辣不欢的人可是受罪了，没有办法，胡椒是来自南洋，辣椒是新大陆发现以后才有的。　　　　主食上，一般人喝粥，有麦粥，米粥，米粥中又分糯米粥，黄米粥，小米粥，大米粥，当然了，你还可以喝豆粥，是淘米水和豆子熬成的。而你还可以吃饼，在宋朝之前，饼是面食的总称，一般是用开水和面，也可以直接和面，然后蒸或煎成。另外你还可以吃汤饼，类似今天的片儿川，不过是死面（纯和成的面团），不过不是用刀切，晋代束皙在《饼赋》讲是用手撕……当然了，也有干饭，都是粒状的，和今天的大米饭啊，黄米饭啊，差不多。在汉代，爱吃带粘性的米，所以在南方，常常吃的是糯米饭，北方是黄米饭，一般做好以后，和今天一样，总要加个枣。在通西域以后，还有了胡饼、胡饭，也是作为主食的，胡饼类似今天的芝麻饼，呵呵，当年，汉灵帝很爱吃这个，《后汉书？五行志》所记：汉代的时候，“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饭，是用酱瓜，烤肥肉，生菜卷在面中，卷两层，并切成两寸大小的六段。　　　　吃饭当然要就菜吃啊，先说说蔬菜。　　　　“冬葵”；汉代主要的蔬菜。《说文》：“葵；葵菜也。”白菜，菠菜，芋头，萝卜，韭菜，黄瓜，葫芦，藕，豆等等，今天有的，除了土豆，红薯，番茄，洋葱，基本都有了。　　　　通西域，传来了大豆和葡萄，大豆随后导致豆腐，豆芽等类似今天的豆制品的出现。　　　　肉类，基本和今天相同，一般来说，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六畜”，马、牛、羊、猪、狗、鸡。汉朝人没有什么忌讳，鸡蛋，这个时代也有了，不过，乳制品，汉朝人就很少吃了。鱼类，贝类也是汉朝人当然也爱吃了。在商代的时候，鱼是普通人也可以经常吃的，而在战国以后，鱼和肉是身份的象征（参考孟尝君的故事）。　　　　和今天的人很类似的是，汉朝的贵族们，后来把肉认为是腐朽身体的东西，提倡健康饮食，吃菜，而穷人们，则把非常渴望吃肉，但是肉又比较贵，所以也流行下水（动物内脏）。　　　　在汉武帝盐铁专营以后，在汉朝吃盐就比较贵了，口味淡的人，如果在汉代的话，和今天的感觉也差不多的。　　　　汉代殷实人家好像做“脯”比较盛行，什么都晒，什么都腌。各种野禽脯（那时野味真多啊，环保世界），肉脯，走兽类，鱼类等，想想哈喇子就止不住　　　　也难怪，没冰箱哦。　　　　汉时（忘了皇帝是谁）曾兴过“周八珍”，诸位尝过没？　　　　－－最早宫廷宴－－周代八珍　　　　淳熬：肉酱油烧稻米饭；淳母：肉酱油烧黄米饭；炮豚：煨烤炸炖乳猪；炮：煨烤炸炖母羔；捣珍：烧牛、羊、鹿里脊；渍：酒糟牛羊肉；熬：类似五香牛肉干；肝网油：网油包烤猪肝。　　　　《楚辞。招魂》中有一品可代表当时的名菜，郭沫若曾将其译成现代文：　　　　家族相追随，饮食真讲究。大米、小米、新麦、黄粱般般有。酸、甜、苦、辣，样样都可口。肥牛筋的清炖喷喷香是吴国的司厨做的酸辣汤。红烧甲鱼，叉烧羊羔拌甜酱。煮逃陟，烩水鸭，加点酸浆。卤鸡、焖龟，味大可清爽。油炙的面饼、米饼渍蜂糖。冰冻甜酒，满杯进口真清凉。为了解酒还有酸梅汤。　　　　中古时期的烹饪方法　　　　中国古代的烹饪方法，由《诗经》及其他古籍所见，大约不外以明火烤炙，以鼎鬲煮，以�＇蒸，烤炙置于火上，固不待言，鼎鬲之属，均由器足支撑，置于火上，战国以来，煮食用釜，蒸食用甑，没有器足，即须放置在灶眼上。《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炊乎”，即可知釜甑是当时最常见的炊具。汉代明器及墓砖画像，最常见的炊具，也是灶上至少有两个灶眼，分别有釜甑坐置在灶眼上。釜甑下底深入灶内，受火面积大，效率应当不恶。大致安排，蒸东西的甑靠近火门，釜或罐放在后面，靠近烟突，只能用到余火的热度了。谷黍之食，以蒸食为主要方式，所需时间长，火力大；菜馔煮食或油炸为主，则用釜罐处理。　　　　以汉代炊具烹调，主食是蒸熟的黍饭、豆饭、麦饭，若用釜罐煮食，则是似粥的羹，若熟后干燥，储为干粮，则是糒。至于菜馔，可以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为例，根据出土的四十八件竹篚，五十一件陶罐中储存的食物遗存，可检定者，肉类有牛羊猪犬兔，禽类有鸡鸭鹅雉及一些雀类，鱼类有鲤鲈之属。另有三百十二片竹简的遗册，记载随葬物的品名，记载馔食，已是烹调的名称。其中虽有炙烤一类，最大多数是羹类，不少是两种原料配合烹制。　　　　《礼记·内则》所记膳食种类，饭包括黍稷稻粱，尤以白黍黄粱为多。膳包括牛羊豕各别烹制的“臛”，牛炙，牛胾醢，牛脍，羊炙，羊胾醢，豕炙芥酱，鱼脍，雉兔，鹑鸡。此外还有种种用配料的方法，例如蝎醢配苽（即彫胡），雉羹配麦食，……又如“濡豚包苦实蓼”（加汗的猪肉，配苦荼，加香料）……各种肉脯（干肉）皆须配菜叶……各有种种细节，而羹食自诸侯至庶人，都一概有之。　　　　这些食品除了了剁碎的肉末外，切大块的谓之轩，谓之胾，切小块的谓之脍，谓之脔，没有切成细丝细片的刀功。这种切法，用来煮羹，基本上要求火候。烤炙用明火，极费燃料；明火只是架起柴炭，无其他措施可以改进。灶上作羹汤，终究仍可以改进灶的结构，以资省火。洛阳烧沟汉墓，是近数十年来较早发现的大型墓葬群，共出土了陶灶一百五十五件。陶灶都是长方形，有灶身、灶面、灶门、火眼、釜、甑等构成。其他细节则差异甚大。这些墓葬的时代，由西汉中期以至东汉晚期。西汉中期的陶灶形式简童，灶上只有一个火眼，并未知道利用剩余热量。在西汉晚期，大火眼后，烟突之前，加一小眼，则己知道利用余热，通常有一个水釜置于小火眼上。王莽及其前后，小火眼数目增多为二个至三个，有的在大火眼前面两侧，有的在大火眼后面。东汉中期，两个小火眼都相当大，并列在大火眼前面，灶面上刻画鱼肉食物及叉子钩子。东汉晚期灶，小火眼更大了，往往一个火眼、位于大火眼的前面，灶面上也刻画鱼肉及炊具图形。从这一系列的演变，可知釜的位置，从甑的后面逐渐移到前面，所用热量，也由余热逐渐转变为直接利用火门的主要热量。这一变化，说明了汉人对釜的用途日益重视；鱼肉及炊具有散置于釜的四周，也说明了做菜活动不再是单纯的切碎下釜煮熟。　　　　不过汉釜的形制，大率仍是｛佥欠｝口深腹，利于烹煮，不利于煎炒，炊具中的勺，也是曲柄曲舌，利于搅动及盛送羹汤，根本不能用来煎炒，中国烹饪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快炒，似乎尚未见于汉代，快炒在利用热量的角度来说，殆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中国古代，燃料以樵采柴薪为主，孩子长大，以能负薪为象征，可见其重要性。为了古人不断伐木为薪，中国的自然生态自古即遭受严重的破坏。《孟子·告子上》，尝有草木之美的牛山，由于邻近都邑之人斧斤所至，终于成为童山濯濯。汉代为了增加耕地，曾经不断开放公地，假民为田，地方长官也以增辟田亩为事。四百年的垦拓，中国的林木面积必定大减。三国两晋南北朝，北方的土地不断有外族一波又一波地入侵。这些外族，在终于受中国文化同化以前，往往将大片农田转变为牧地。牧地鞠长藏划，林木也不会丰盛。汉人与汉化外族，在北方的农业活动，因为战乱地广人稀，利于发展粗放农业，游耕的经营也须经常大规模焚烧榛莽。因此，北方的原野上，并未因人口减少而增加林木面积（相对而言）。自从东汉末叶，以至东晋，北方人口即大量南移，先落脚江汉，继而开拓长江流域及其支流与湖泊地区，终于发展了闽粤沿海。南方人口，增长数倍；耕地面积及都邑道路随之增加，林木面积则急剧减少。　　　　林木也可以烧炭，汉代即有大规模的烧炭业，大批工人，深入山林，攻木烧炭，供给烧铁业及一般家用燃料之用。《史记·外戚世家》，汉文帝窦皇后的弟弟少君，即曾经是烧炭的工人，一同工作的有百人之多。但在中古时代，炭已是相当贵重的物品，竟是王公贵人馈赠的礼品。刘孝戚有《谢东宫赍炭启》，廋吾也有《谢湘东王赍炭启》，则一般平民未必能轻易以炭为日常燃料。平常人家的燃料大致仍有以木为薪，因此《齐民要术》中，种植榆树，除了树材可作器物，“岁岁科简剥治之工，指柴雇人，十束雇一人，无业之人争来就作卖柴之利，己自无赀，据原注估计，一束三文，万束三千贯，荚叶在外，也可卖钱。此外，种植白杨，其恶枝也作柴卖。载种柳树，除了椽材外，百树得柴一载，每载值钱一百文。与榆树柴价相比，一载可以有三十三束，大约是一辆小车的载重。又据同书引陶朱《公术》，种柳千树则足柴，岁髠二百树，一年的用柴即够了。根据这些数据，一年烧柴的费用是二万文，当时物价，柞橡的屋椽，十年中椽，一根价十文，二十年中椽，一根值百文。以此类推，柴价相当昂贵。一般人家大约用动物干粪及稻草麦秸为薪，例如《齐民要术》作酱法，所用燃料是“取干牛屎，圆累，令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