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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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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其精神内部有个深邃的黑洞，用再多权力和金钱都无法满足。沉溺于贪爱的人，不论外在自我价值为何，都为
贪爱利用，或用以强化自我。在但丁描写的地狱中，因贪爱而犯罪的恶人要归在第九层地狱，以冰湖冻结。因为他
们一生自私地只为自己，所以判处在冰冻的自身中乞求永恒。为了让人们只看见自己，撒旦与他的部署将人类的眼，
从所有生物的和谐之爱中移开。
豺狼之恶使人类偏离慈悲，只求自身利益。在第九层地狱中，罪人受制于贪得无厌之心，所以冻结在自我囚禁
的监狱里，那里的囚犯与狱卒，全都活在自我中心的现实中。
研究撒旦起源的历史学家伊莱恩·帕格尔斯（Elaine Pagels），以挑衅的论点提出反映真实人性的撒旦心理：
撒旦令人着迷之处在于他异于常人的特质，他唤起贪婪、嫉妒、欲望和愤怒，这些都被视为最坏的冲动，甚至
可将人类比喻为禽兽的暴虐。。最糟的是，邪恶似乎与超自然能力密切相关——在战果之中我们发现，邪恶正是马
丁·布贝尔（Martin Buber）描述的上帝【全然他者（wholly other）】颠倒的魔鬼性格。
我们害怕魔鬼，却为之着迷。我们创造魔鬼阴谋的神话，对此信以为真，并且相信自己足以组织力量去反抗。
我们排挤“他者”，视之为危险的异己，对非我族类的过度纵欲与道德悖逆感到毛骨悚然，这全是出于对“他者”
的无知。研究“邪恶化身”的宗教学教授戴维，法兰克福（David Frankfurter）在妖魔化他者的社会架构下，做
出以下说明：
“社会性他者”（social other）好比食人族、魔鬼、巫师、吸血鬼，或是以上综合体，象征一概为对立的邪
恶形象。这些社会边缘人的故事，就像一出充斥野蛮行为、淫荡习俗与怪物的剧本。但我们在思忖“差异性”之际
惧喜交加的心情——因殖民、传教、军队入侵时残暴行为而产生的伤感情绪——确实会影响我们形成个人层面的幻
想。
天使、恶魔，以及其他芸芸众生的转变
我写《路西法效应》是为了试图了解，好人或一般人如何转变为去为非作歹的过程。首先，我们得面对最基本
的问题：“是什么让人为恶？”我们暂且摒除宗教的善恶二分法，以及先天不良或后天失调的原则。我们将以生活
中的真实人们为例子，看他们是如何投入自己的工作，并且在人性混杂的大锅炉中生存下来。换句话说，我们想要
了解的是：性格如何在强大情境压力下产生转变？
让我们为邪恶下一个定义。我的定义十分简单，基于心理学一个原则：邪恶是建立于涉及伤害、虐待、命令、
缺乏人性。毁灭无辜他者的刻意行为，或是使用权威、系统力量鼓励且允许他人这么做，并从中取得利益。简而言
之，也就是“明知故犯”。
驱使人类行为的动力为何？是什么决定了人类的思考和行动？是什么让我们一部分的人道德感深重、正直不阿，
而相对地又是什么让人容易抛弃礼规、犯下罪错？我们在回答这些人性问题时，是否都先假设是“内在因素”决定
了我们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沦？而都忽略了“外在因素”对于人类思考、感觉及行动的影响？在什么状况下我们会成
为情境或群体行为下的产物？有什么事是你自信绝不会在任何胁迫下做出的呢？
因为自我中心的偏见，大多数人都有认为自己是最特的幻觉。这个自利归因的保护罩，让许多人一厢情愿地相
信自己在许多自陈测验中处于平均值之上。我们往往习惯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以管窥天，却常常忽略了脚下踩踏着滑
溜的斜坡。这种情况在强调个人取向的社会中十分常见，例如欧美社会，但较少见于亚洲、非洲和中东等强调群体
取向社会。
在我们探索良善与邪恶的旅程中，请你先试着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你真的了解自己多少？你拥有哪些优点、哪
些缺点？你的自我认知，是来自一个过去曾经出现相同行为的类似情境，还是在一个过去习惯饱受挑战的新情境？
根据这个脉络来思考，你究竟有多了解日常生活中与你互动的人们，包括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及情人？
本书其中一项重点就在于强调，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往往来自昔日相同情境下的有限经验，这其中牵涉了规则、
法律、政策等各种外在压力。我们上学、度假、聚会，支付账单和税金，日日年年如此，但是当我们暴露在全新、
陌生的环境下，过去经验或习惯无法应付时，会是如何呢？开始一个新工作、第一次和网友见面、参加新社团、被
警察逮捕、从军当兵、参加某个教派，或自愿担任实验受试者。。当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动摇了，你的老方法可能
将不如从前一般好用。
现在，我希望你在看见不同形式的恶行时，能不断询问自己：“我也会这么做吗？”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检视“卢
旺达屠杀事件”、发生在南美洲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事件、越南的“美莱大屠杀”，骇人的纳粹集中
营、全世界军事和警方的严刑拷打、神父性侵教徒事件，以及搜查“安然”和“世界通讯”诈欺案中其公司主管可
耻欺瞒行为的有关迹象。最后，我们会看看从这些恐怖事件中得到的线索，能如何解释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
案。我们将会发现这些都与心理学研究所提供的线索环环相扣，特别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紧紧关系着这些残暴事件。
邪恶是“根深蒂固”还是“虚无易变”？
壁垒分明地辨别好人与坏人能让我们感到安心，至少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它建立了一则二分法的定律，
在这样的定律之下，邪恶被认定为“天性如此”。大部分人将邪恶视为一种内在不变的特质，也就是说，我们认定
有些人性与生俱来，是他人所没有的，因此，坏坯子最后必定依循他们的本性展露邪恶的一面，诸如希特勒、伊迪·阿
明（Idi Amin）将军、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这些我们视为恶魔的执行大屠杀的暴君们；然而，我
们也无法否认生活之中有更多常见的“恶人”，如：毒贩、强暴者、皮条客、老人诈骗集团，还有那些恃强凌弱摧
毁儿童幸福的犯罪者。
其次，维持善恶二分法可令好人“免责”，好人们甚至不必反省自己是否可能造成、维持、延续或姑息以下这
些情境——行为不良、犯罪、破坏公物、嘲弄、欺弱、强暴、酷刑、恐怖行动，以及暴力。并且，好人们可能会这
么说：“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我们并不能改变什么——至少确定我不能。”
另外一个观点则是将“邪恶”视为“渐进式”，也就是随环境不同，我们都可能为恶；代表任何人可在任何时
间，或多或少表现出某项的特质（如聪慧、自傲、诚实或恶毒），而这些特质无论是朝向善或恶的一面，都是可被
改变的。渐进式的观点，意味着某项特质的获得是借由经验、专注学习或外界提供犯罪机会的介入而来，简言之，
无论遗传、个性或家世背景为何，我们都可以选择学习向善或向恶。
另一种理解：特质、情境、系统
“特质论”之于“渐进论”，正对比于“特质的”之于“情境的”因素会如何影响行为。当面对一些不寻常的
举动、一些突发事件或一些反常无理的现象时，传统取向是以某些导致行为的固有特质为了解来源，例如基因、个
性、品格、自由意念等倾向，要是论及暴力行为，则研究其凶残的人格特质，要是提及英雄壮举，则搜寻个人利他
奉献的基因。
为什么美国小石城城郊社区爆发高中生枪械扫射，造成几十名学生和老师死伤？为什么一对英国学生会在购物
中心绑架三岁孩童，最后还冷血杀害？为什么无数巴基斯坦和伊拉克青年男女会成为自杀攻击炸弹客？为什么许多
欧洲国家的人民，明明晓得极有可能被纳粹逮捕，危及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仍然选择保护犹太人？为什么许多国
家里的“吹哨人”冒着个人损失的风险挺身而出，揭露当局者的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行为？
对于以上问题，传统的观点（支持者大多拥有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化背景）会试图以病理学及英雄主义来解
释。现今精神医学、临床心理学、人格与衡鉴心理学皆倾向特质论，而我们大多的体制也基于法律、医学、宗教的
立场，认为疾病、罪责、犯法应指向病者和罪者，因此，面对以上这些问题，将以“谁”的问题为出发点来了解这
些事件：“谁”该负起责任？“谁”是罪魁祸首？“谁”应受谴责，而“谁”又应得赞扬？
社会心理学家在试图了解非常态的行为原因时，会尽量避免这类针对特质的论断，社会心理学家以自提的问题
开始，寻求是“什么”造成结果，在“什么”状况下会造成特定的反应，“什么”事件会引发行为，“什么”情境
下最接近当事者状况。社会心理学家会问，何种程度的个体行动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变项和特定安排下的环
境历程。
“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医疗模式尝试在受影响的个人身
上找寻病灶的来源，相对地，公共卫生模式的研究者认为，疾病的触角衍生自环境创造出的致病状态，生病常常只
是环境病原体导致的最后结果。举例来说，一个出现学习障碍的孩童，医疗模式会给予许多药物上和行为上的处方
来克服这项缺陷。但是从情境取向来看，由许多案例中可以了解，根本问题可能不只如此，尤其是低经济水平这个
外在因素。问题可能出自误食家中墙壁剥落的油漆而造成铅中毒，因此，结论就会是因为贫穷而使病情恶化。
从情境取向这种观点来解释问题，并非仅是概念分析上的抽象变化，更提供了解决个人与社会问题极为不同的
方式。这样的分析方式有着重要的涵义，并且提供直觉敏锐的心理学家们走人大众的生活，试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
这样做事、那样做事，理解该怎么做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只是，在个人主义当道的社会中，很少不受特质论所影
响的人，每每一发现问题，首要就是观看动机、特征、基因和个人病史。大多数人在理解他人行为时，都倾向高估
特质的重要性，而低估情境因素。
在接下来的几章，我将提供一系列真实的证据来对抗特质论，并且扩展焦点显示人们如何沉浸于情境中，因情
境释放的力量而改变性格。人和情境常常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纵使认为自己拥有稳定一致的人格，也可能不是真
的。独自工作与在团体中的自己可能不同，在浪漫氛围中和在学校环境中不同、和朋友一起与陪伴陌生群众时不同，
旅行中或藏身自家小窝中的自己，也都可能不同。
“巫师之锤”和欧洲猎巫行动
《巫师之锤》（也称为“女巫的骨锤”）是首先记载广泛使用“特质论”来理解邪恶的书籍，它后来成为宗教
审判的“圣经”，是宗教审判必读的著作。书中内容起于一个亟待解答的谜团：在全善全能的上帝之下，恶魔何以
仍旧存在？其中一种解答是，上帝允许它们存在是为了让人们接受考验，屈服于淫威之下的就下地狱，能抵抗邪恶
者便得以上天堂。然而，因为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上帝会限制恶魔对人类的直接影响。所以恶魔们以派遣巫师作为
中介者为策略，执行恶魔对人类的召唤，导致人们沦丧良知。
于是为了防止邪恶蔓延，处置散布各处的巫师，许多天主教国家以找出并消灭巫师为解决之道。从茫茫人海中
找出恶魔的卧底，“识别”是首要工作，然后以各式各样的严厉酷刑逼供，让这些人承认自己的确为“异端”（heresy），
接着便歼灭这些“异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猎巫行动）。无法在这样的考验下存活的就如此死去，简单且直接。
就算不提起许多精密规划的恐怖行动、酷刑和数以千计的未知灭族行动所造成的大量死伤数目，光是这种大幅
简化复杂议题的概念，就足以教人燃起一把对于宗教审判的无名火。形成“巫师”这样低鄙的类别框架，提供社会
快速解决恶魔的方式，只要恶魔使者的身份一被确认，就是实施酷刑、下油锅、上火刑架。
在由男性主导的教会及国家中，我们不难想见为何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冠上巫师之名。这些“异端”通常会因
为几种形式受到威胁：守寡、贫穷，丑陋、畸形，少数几个特别的例子则是太傲慢和太有威权。宗教审判的工具，
目前仍现形于世界各处的监狱中，在军事或法律审问中心里更是标准执行程序（等我们拜访阿布格莱布监狱时，会
有更多的描述）。
系统力量由上而下的施压优势
整个社会体制如何像个大机器般地不断创造、转发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它是怎么被更高阶的因素——也就是
系统的力量——所创造且塑造。不单只是特质和情境，“系统”也必须纳入复杂行为模式的考虑之中。
当非法或是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像警察、惩治者、士兵等专业的公职人员身上时，这些人通常会被典型地认为
是少见的“坏苹果”，意指他们是少数的例外，必须摆在好坏界线的边缘地带。而制订这个界线的人，通常是这整
个系统的护卫者，他们希望能隔离问题、转移视听者的焦点，好让注意力和责备都落到督导不周或失职的上级身上。
像这种“苹果特质论”，再次忽略了“苹果”间的界线，以及可能的腐败情况对所有苹果的影响。于是，系统分析，
应聚焦在有权设定这些界线标记的人物。
这些有权设定这些界线的权势精英，通常就在玻璃帷幕之后规划许多“我们”日常生活的情境，人们就在他们
打造的社会结构下日复一日地生活。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曾启示我们这个力量的黑洞。这些权势
精英所处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得以轻易胜过我们任何人，他们可以决定许多重要议题并且产生重大的结果。只是，
他们关键性的地位，远远比他们所下的决策更有巨大的影响力；错误的行动，远远比错误决策更严重。·他们听从
现代社会主要阶级和系统的命令，操纵大型财团法人，运作国家机器并自认有特权，指导军队组织，垄断社会建构
的策略命令公告，集中了最有效的手段，享有权力、财富和名声。
当这些各式各样垄断的权力结合起来，他们便开始定义、实现有如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
八四》里所预言的我们的生活。这些军事结合宗教的力量是最终的至高系统，它将掌握今日美国生活的资源和品质。
如果一个权力引起了长期的忧虑，就会变成恐惧。
——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
（Eric Hoffer，The Passionate State of Mind）
创造“敌人”的力量
这种创造“敌人”的力量，通常是不自己做肮脏事，就好像黑手党老大总是把失误丢给小弟承担。系统利用影
响和沟通向下（很少向上创造统治性的等级阶层。当权势精英想要摧毁敌国，宣传老手就会施行制造仇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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