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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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独一无二实验中得到的启发。　

　然后就是我了，菲利普·津巴多（关于科特及贾菲在实验中的角色请参见注释17）。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一周体
验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女生，从个人面及专业面都可说是如此。要追溯起这个经验为我带来的意外正面影响，那
可是非常浩大的工程。我的研究、教学和个人生活都逃不出它的影响，而我也因此成为一名社会改造分子，为改善
监狱境况，并为唤醒人们关注其他形式的制度性权力滥用而积极奔走。　

　实验结束后的三十年来，我的研究焦点可说是由模拟监狱的许许多多观点刺激而成。它们带领我走进“羞怯”、
“时间洞察力”和“疯狂”的研究世界。在简述过监狱实验对羞怯研究与治疗严重羞怯者的关联之后，我接着会详
述这经验对于我个人生活的改变。　

　

　羞怯：自我加诸的监牢　

　

　什么样的地牢比诸心事幽暗？什么样的狱吏较诸自我无情？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在我们的地牢中，囚犯回应狱卒们强制掌控的方式是交出自己的基本自由。然而在实验室外的真实生活中，许
多人却在没有外在狱卒逼迫下自愿放弃他们的谈话、行动和结社自由。他们在内心的自我形象中内化了一位苛刻的
狱卒，限制他们自发地表达自己、限制他们享受自由以及生命中的欢愉。矛盾的是，这些人也同时在自我形象中内
化了一位消极被动的囚犯，心不甘情不愿地默许他们自我强加在行动中的限制。任何行动只要威胁到内在自我，可
能造成羞辱、羞耻，以及社会否定，就必须予以回避。为了回应内在的狱卒，内在囚犯的自我于是从生命中退缩了，
缩回到一个保护壳里，选择躲在羞怯筑成的寂静监牢中享受安全感。　

　在仔细说明来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隐喻后，我进一步去思考羞怯为一种社会恐惧症的病理学，它让我们看待他
者为有恶意的人而不是善类，并且因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关系。在我们的研究结束后那年，我开始进行一


项重要的创新研究“斯坦福羞怯研究计划”（Stanford　Shyness　Project），以成年和青少年为对象，目的是调查
羞怯性格的原因、结果和相关因素。这是首次针对成年人的羞怯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大家已知之甚详的是后来我们
又继续发展了一个计划，也就是成立了独一无二的“羞怯性格门诊”（Shyness　Clinic，成立于1977年）从事治
疗。这些年来，位于帕洛阿尔托市的诊所一直在林恩·亨德森（Lynne　Henderson）医师的主持下继续相关的治疗
工作，目前则隶属于太平洋心理学院（Pacific　Graduate　School　of　Psychology）。　

　我做这个治疗计划以及对羞怯性格的预防工作，主要目标是希望发展出一些工具和方法协助羞怯性格的人们，
让他们从自我囚禁的寂静监牢中解放出来。为了这个目标，我写了不少大众书籍，教导他们如何面对和处理成人及
孩童的羞怯心理。　

　

　正常人的疯狂　

　

　你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吗？（福尔摩斯问弗洛伊德）你刚成功地学走了我的招数——观察和推理，然后把它们拿
来对付病人脑袋瓜里的东西。　

　——尼古拉斯·迈耶，《双雄斗智》　

　（Nicolas　Meyer，　The　Seven　Percent　Solution）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最戏剧性结果，是一群健康、正常的年轻人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出病态的行为。因为在事前筛
选程序中已经排除了事先存在的，也就是所谓病发于前的可能，所以我希望了解这些心理病理性症状在一般人身上
的最初发展历程。因此，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经验除了刺激我开始研究羞怯性格及时间洞察力之外，也引导我开发出
一条理论性及实验性研究的新路线：研究正常人第一次是怎样开始“发疯”的。　

　大部分已知的心理功能异常都是来自回溯性的分析，在这些分析中，研究者试图找出是什么因素造成人目前的
心智失常，过程非常类似福尔摩斯的推理策略，也就是从结果推回原因。而我则是试着发展一个模式，将焦点集中
在恐惧症和妄想症这类心理疾患的症状发展过程。大部分人在意识到人们对他们正常功能的某些期待被破坏之后，
都有想说明的动机。当他们在学业、社交、商场、运动场或性行为的场域中表现差劲时，会试着了解问题到底出在
哪里，当然，寻找解释的动机强度需视表现差距对他们自我完整性的影响而定。然而当人们有认知偏见时，常常会
特别偏重寻找并不适用分析目前情况的解释，因此扭曲了对意义的理性搜寻过程。当我们过度重用“人”来说明个
人反应的分析方式时，寻找意义的方向就会出现误差，并逐渐发展出典型的偏执思维。　

　这个新模式可用来说明正常，健康的人出现疯狂行为时的认知，社会基础，我们已经在条件控制配合的实验室
实验中得到验证。我们已经发现，在试图说明无法解释的情绪激动原因时，有三分之一的正常实验参与者会出现病
理症状。我们也证明出，在给予会造成局部暂时性听力失常的安眠药处方时，听力正常的大学生很快会出现妄想偏
执的思考和行为，并相信其他人对他们有敌意。也因此，高龄人士身上未侦测出的听力缺损，可能造成他们出现妄
想性障碍，这些疾病可以通过听力辅助加以预防或治疗，而不应该通过心理治疗或收容住院。　

　因此我主张疯狂的种子可能在任何人的院子里萌芽，而且可能在看似寻常的生命轨道中因为一些短暂的心理纷
扰而成长茁壮。当我们从自我设限的医疗模式转向公共卫生模式来处理心智失常疾病时，就会去探寻造成个体性和
社会性困扰的情境媒介，而不是困在痛苦病人脑袋的秘密之中。当我们把认知、社会和文化过程的基本知识带进思
考中，因此能更完整地评估正常人出现功能失常行为的机制时，我们就更有能力预防和治疗疯狂及其他心理病理疾
病。　

　

　权力下放式教学　

　

　当我意识到我在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如何毫不费力变成支配性的权威人物后，我逐渐改变我的教学方式，赋予学
生更多权利，并且节制教师的角色，将教师的权威限制在对专业领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而非社会控制。一门课开
始时，我会设定一段“有话大声说”时间，让大型演讲课的学生们可以对这门课畅所欲言。这个设计后来渐渐演变


成网络电子布告栏，我鼓励学生每天在这里公开发表他们对这门课的正反意见，直到学期结束为止。我也尽量降低
高年级学生间的竞争，我不用曲线式的给分方式，不从每个学生们对教材的掌握建立绝对评分标准，而改让学生与
学习伙伴共同应试，在某些课程中，我甚至完全排除评分机制。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个人影响　

　

　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束（1972年8月10日）后第二年，我和克里期·蒂娜在斯坦福纪念教堂结婚了，婚后的第
二十五周年，我们又回到那个地方，在孩子们的见证下重温了我们的结婚誓言。这位了不起的女士深深影响我生命
中的一切作为，我再也想不到有比她更好的人了。通过这段亲密关系，我才能从监狱经验的地狱中抢救出更多属于
天堂的美好。　

　在这小小为期一周的研究中，另一个对我个人的影响则是：它让我成为社会改革的倡导者，我提倡以研究中得
到的证据为基础推动监狱改革，也致力于将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重要讯息向外推广、扩展。接下来让我稍加详
细回顾。　

　

　将收获极大化：传播社会福音　

　

　斯坦福监狱实验从各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但其中最意外的改变就是我受邀出席美国众议院的小组委员会，突
然间，我从学院研究者变成了社会改革的倡议者。在1971年10月该小组委员会举行的一连串监狱改革听证会里，
委员们想听的不只是分析，还希望得到改革面的建议。在国会记录中，我明白主张国会介入监狱体系，以改善囚犯
甚至惩教人员的状况。　

　我大力提倡唤醒社会意识，让大众了解我们有必要中止狱中的“社会实验”，因为从居高不下的再犯罪率可看
出该项“实验”完全失败。通过更完整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有力的理由证明以上看法，并提出监禁的替代方
案。我们也必须打破抗拒的心理，支持有意义的监狱改革。我的第二次国会小组委员会听证关注的是青少年拘留问
题（1973年7月），这次的国会听证使我更进一步迈向成为社会倡议者之路。针对改善青少年拘留待遇，我提出一
份包含十九项个别建议的纲要。我很高兴得知部分由于我的证言，促使国会通过关于此议题的一项新联邦法律。主
导这次调查计划的参议员柏奇·贝赫（Birch　Bayh）协助了整个立法过程，此法律规定不应将受审前拘留的青少年
与成年人共同安置在联邦监狱，以保护青少年免于受虐。而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已经说明了审前拘留期间青少年
的受虐现象。（不过假释听证会的举行确实使得结果混淆，因为在现实中，只有被判有罪并且服刑后才有机会获得
假释听　

　1973年我参与一场联邦法庭审判，斯坦福监狱实验在立法方面的其中一个有力影响即来自于此——斯佩恩
（Spain）等人对柏丘尼尔（Procunier）等人的讼案。当时在圣昆廷监狱喋血事件中被称为“圣昆廷六嫌”的囚犯
们已被隔离拘禁超过三年，他们被控在1971年8月21日的乔治·杰克逊逃狱行动中参与了狱卒及告密囚犯的谋杀
事件。身为专家证人，我巡回参观了圣昆廷监狱，并对参与事件的六人个别做了多次访谈。最后我在为期两天的作
证过程及预先准备的声明稿中提出一个结论，我的看法是，这些犯人在去人性化环境底下受到非自愿、冗长且无　

　限期的拘禁，而这样的监狱环境本身就已经构成“残酷而非比寻常的惩罚”，因此有必要改变。法庭后来也做
出相似的结论。此外，我在整个审判期间一直担任原告律师群的心理咨询专家。　

　我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束后参与的上述及其他活动都负有伦理使命感。为了平衡相对伦理的等式，我觉得自己
有必要将我从这个研究中所得到的收获极大化，直到能使科学与社会受益为止，好补偿斯坦福监狱实验参与者所经
历的痛苦。我在1983年出版的《从实验室到社会改革的提倡》（Transform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to　Advocacy　
for　Social　Change）书中，有一章摘要整理了早期的努力成果。　

　

　媒体及影像的力量　

　


　由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视觉体验极为撼动人心，因此我们也运用这些影像来散播关于情境力量的讯息。首先是
1972年，我在格雷戈里·怀特（Gregory　White）的协助下制作了一组由八十张照片组成的幻灯片秀，并同时搭配
我的录音带口述。这份资料主要是提供给学院里的教师们作为授课的补充教材。录像带的问世使得我们能转录这些
影像，并且同时呈现来自研究的档案影像记录以及新的录像、访谈和我的录音带口述。这项计划是由一群斯坦福大
学的学生发展，带领者是纪录片《寂静的愤怒：斯坦福监狱实验》（1985年发行）的导演肯·穆森（Ken　Musen）。
最近这部片子在斯科特·普鲁斯（Scott　Plous）的协助下升格，于2004年发行了DVD。我们一直确保这部影像维
持在最佳品质，并且在世界各地容易获取。　

　

　实验复制与延伸研究　

　

　本章将斯坦福监狱实验当作社会现象来检视，而在即将告一段落前，我将简短回顾研究的复制情形，以及它们
在不同领域中的延伸研究。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影响力远远超出社会科学的用途而进入到其他领域，包括电视节目、
商业电影甚至是艺术作品的公开场域。人们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中了解到，当情境力量不受节制时，要把好人
变成邪恶的加害者是多么容易，也因此发展出一些社会和军事应用方法来避免此结果发生。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继续思考大范围的心理学研究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结论的验证与扩充，因此在这里只
简单概述这些复制和延伸研究。　

　

　其他文化的有力证明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有个研究团队做了一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延伸研究，他们保留了与我们相似的环境，
但调整了几个其他实验变项，目的是探讨社会组织如何影响囚犯和狱卒之间的关系。他们采取的“标准羁留”制度
以澳大利亚的中度设防监狱为模型，但在程序上非常接近斯坦福监狱实验。在严格的实验章程备注中，研究者提出
一个核心的结论：“我们的实验结果支持了津巴多等人的主要结论，也就是我们认为监狱体制的本质才是造成监狱
内对抗关系的主因，囚犯和狱卒的个人特质并未扮演特殊的角色。”（第283页）在这个研究设计下得出的结论，
也有助于抵消对于模拟实验的有效性质疑，因为该实验根据对真实监狱结构性特质的客观定义而提供了评估行为改
变的底限。　

　

　精神病房模拟实验　

　

　这是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埃尔金州立医院（Elgin　State　Hospital）进行的一项实验。有二十九位该院的工作
成员被监禁在一间精神病房中长达三天，他们在病房中必须饰演“病患”。而二十二名固定工作人员则如常扮演原
本角色，另外还有受过训练的观察者以及录像机等设备记录整个过程。“发生在这里的事情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该研究主持人诺尔玛·琼·奥兰朵（Norma　Jean　Orlando）这么说。不过是短短一段时间，这些模拟病人的行为表
现竟然已经和真正的病人毫无区别：有六人试图逃跑，两人退缩到自己的世界中，两人不断啜泣完全失去控制，还
有一个已经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大多数的人都出现压力、焦虑、挫折感和绝望反应。大多数人（75％）都表示他
们受到拘禁、失去身份认同，认为自己的感觉一点都不重要也没有人愿意倾听，不被当人对待也没人关心，忘记这
只是一场实验，并且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是病人。其中一位由工作人员假扮的病人在经历一个周末的痛苦折磨后发表
了以下洞见：“我以前对待这些病人，就如同他们是一群动物，从来不了解他们到底是过着多么痛苦的生活。”　

　这项研究被认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续篇，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是工作人员组形成一个组织，与从前和现在的病
患协力合作。他们致力于唤起医院人员注意到病人受到的错误对待，也从个人做起，努力改善自身与患者间以及患
者与工作人员间的关系。他们开始了解到自己身处的“总体情境”力量会改变患者与工作人员，情境的力量可能让
人行善，也可能使人为恶。　

　


　英国电视秀：失败的伪实验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以斯坦福监狱实验模式为基础进行了一场电视秀实验。但因为实验中狱卒并未出现
过分暴力或残酷的表现，因此被认为挑战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实验结果。让我们快速跳到这项研究的尾声，并且看
看那引人注目的结论：那些囚犯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