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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女秘书职场日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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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到姜总办公室，问姜总要不要把给钱经理的信寄走。姜总当时正在打电话，只是挥手示意让我把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当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姜总用手捂住话筒，笑着对我说：“小于，谢谢你。”
第二部分六月第18节我喜欢上帝
六月某日
从早晨开始就下起了蒙蒙细雨。
今天轮到我值班。上午十点不到，一个金发碧眼、身高近２米的外国人来到公司。
我起身跟他打招呼。
“Goodmorning；sir。MayIhelpyou？”
“I’dliketoseeMr。Sun。”
“Excuseme；butmayIaskyournameplease？”
“MynameisTomfromGE．”
我打电话告诉孙总Tom先生来了。放下电话，我把Tom先生领到会客室。
Tom先生从会客室出来时，对我说了几句“Thinkyou”。我笑着问自己，他到底是谢我英语流利，还是谢我态度热情。
中午，头要我下午一点赶到长城饭店，下午陪史密斯太太游览天坛公园。
史密斯先生是美国ＡＴ公司的ＣＥＯ，来公司讨论合作开发ＣＲＧ仪项目。他们是大前天到的。史密斯太太是一位刚退休的中学校长，顺便与史密斯先生来中国旅游。这几天一直是玛丽陪史密斯太太观光，她们已去过长城、故宫和颐和园等地方。中午玛丽来电话，说两三天下来，不仅体力有些吃不消了，而且她的英语水平也开始应付不了史密斯太太了。从万里长城到烤鸭，从孔夫子到京剧，史密斯太太似乎什么都感兴趣，而且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玛丽说她简直就是来招聘的。
下午四点多钟，我陪史密斯太太从天坛公园出来。可能是连续几天的观光让这位上了年纪的人感到了疲劳，一上车，她就闭目养神，打起瞌睡来。
“于小姐，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快到宾馆的时候，史密斯太太突然问我。
我点点头。
“你相信上帝吗？”
看来史密斯太太一点也不感到累，刚才只不过是被天坛那种浓厚的宗教氛围所感染。
“不。”
我接着说：“不过，我很喜欢上帝。”
“为什么？”
史密斯太太睁大双眼看着我，那神态不像个中学校长，倒像一个稚气未尽的女中学生。
我告诉她，小时候我家旁边有座小教堂，放学之后，特别是星期天，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到教堂里去玩。我非常喜欢听教堂的钟声和管风琴声，因为它们是那样悠扬清脆；我喜欢看教堂里的壁画和雕塑，它们是那样精致而神秘；还有，我喜欢教堂里那庄严肃穆的气氛……我尽可能找一些比较适当的词汇表达我的意思。
“不过，你从来就没有做过祷告？”史密斯太太问。
我回答说：“是的。”
“那么，你实际上还是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
我礼貌地点点头。其实，我从来没想过我到底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至少在这之前我没想过这类形而上方面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去想这么复杂深奥的问题呢？
史密斯太太慈祥地笑了笑之后，说：“孩子，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和你一样是个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上帝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我开始慢慢相信上帝了，相信上帝确实与我们同在。”
为什么人的年纪越大，越容易相信神灵？不仅史密斯太太，中外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个写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名句的李叔同先生，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少年时候，他也是个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新新人类”，到了中年以后，就削发为僧，皈依佛门，其心志之坚，让人感慨万分。按理讲，人的年纪越大，阅历越丰富，把这世事看得越透，为什么反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给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灵呢？真是信则有，不信则无。
到长城饭店大堂，我与史密斯太太约好明天见面的时间，准备返回公司。道完别，她突然问我：
“于小姐，你会玩桥牌吗？”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会玩一点点，但很久没玩了，不过，如果她想玩的话，我可以帮她的忙。读书的时候，老爸喜欢打桥牌，经常请朋友来家里玩，我耳濡目染，偶尔也跟他们玩一玩。
史密斯太太告诉我，她这次来中国之前，她与史密斯先生打了两个赌，一是爬到长城的最高处（其实没有），做一回“好汉”；二是在中国玩一次桥牌，带个“大满贯”回去。
我马上补充说，一定是个“redouble”的“大满贯”。听我这么一说，史密斯太太高兴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我俩心灵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
回到家里都快九点了，爸妈都还在看电视。我一进门，妈就兴奋地告诉我，我舅买了辆帕萨特，今晚他自己开车来我们家了。爸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住的地点离公司才几步路远，买车纯粹是让钱烧的，想摆摆阔气而已。我不想听他们议论这个，到爸的书架上找了几本原版的英文桥牌书。尽管我平时没有放弃外语的学习，但是现在不看看桥牌方面的书，恐怕连club、diamomd、heart和star这些最基本的专业词汇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家庭轿车早已不是财富的象征。同样，英语也不再是职场可用来炫耀的资本。英语，对于现在公司里的秘书来说，已经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工具。打电话，上网查资料，收发电子邮件，接待外国客人，哪样不需要英语？不懂英语的秘书，就像囊中羞涩的人走在王府井一样，永远会有自卑感。
但是，家庭轿车对于现代人来说，其作用远不是一种日常代步工具。有了轿车，可以大大拓展人们生活空间的半径，增加更多的交流时间，获取更多的信息，从而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机会。英语也是一样，它不单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工具，它是一种你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进行交流的语言；特别是从互联网上，你能结识更多的朋友，获取更多的信息，它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有些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机会。
上个月，日本大阪山田公司的竹下先生来我们公司，商讨合资在西北某省会工业园区投资建厂的事。一开始竹下先生非常挑剔，说工业园区这个不行，那个不够，孙总告诉他必须得适应现实。几天下来，进展不是很大。孙总认为竹下先生固然有压价的考虑，但也与竹下先生为人相当固执有关。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用日语问竹下先生，他的老家是不是东京的，他很警惕地反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听他说话的口音猜的。我说日本人发音的口音与我们中国有些相像，中国江浙一带的人说话声音轻而清；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则重而浊，很容易分辨；日本关西地区的人说话也是轻而清，关东的人则也相对重而浊，所以也很容易分辨。说着，我模仿大阪小女孩说“ありがとぅござぃました”（谢谢）就像唱歌一样；之后，我又压着嗓子模仿关东老年男人，说了句“ありがとぅ”（谢谢），则有些像沉闷的雷声；由于我的日语老师也是东京人，所以我猜竹下先生也是东京人。
听我这么一说，四十来岁的竹下先生马上显示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式的激动，向孙总称赞我的日语是“江户っ子”（即正宗的老东京口音），说得我连说了几次“はずかしぃ”（不好意思）。
下午，笼罩在我们谈判桌上的阴霾一扫而空，竹下先生当场同意了我们的全部条件，说立即向总公司汇报，连孙总也感到非常意外。
英语，是搭乘我们与这个时代一起前进的轿车。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对于我们秘书来说，我想那就是英语了。
第二部分六月第19节我的饼干
六月某日
一上班，公司所有的领导都到昌平的工厂去了，头、孟姐和托尼也都去了。不可思议的是，整个上午，我们办公室不仅没有一个外来电话，连一个公司内部电话也没有，让人感到有些奇怪。
我们办公室为了招待客人，平时都准备了一些龙井茶和比较好的咖啡。艾丽丝带头，各取所需，自己招待自己。难得的清闲，大家从流行的发型聊到明年手机的款式，各抒所见，天南海北，像个三八妇女节的联欢活动似的。十点多钟，研发部的王伟来找珍妮，当他俩在走廊上说话的时候，玛丽发起了有“奖”竞猜活动：到底是王伟在追珍妮，还是珍妮在追王伟……
中午吃饭的时候，珍妮告诉我，说刚才玛丽和艾丽丝差点吵起来了。艾丽丝平时负责公司领导出差订机票，最近机票销售处奖励了两张到三亚旅游的机票，玛丽说艾丽丝应该把两张机票拿出来公开处理，不能一个人独吞。珍妮就说玛丽是个长舌妇，上次将财务部部长隆胸的事搞得沸沸扬扬，就是玛丽嚼舌头嚼出来的……珍妮说着，自己也生起来气了，让我这个做师姐的说说玛丽，舌头别伸得太长了，老是无事生非的。
我心里一阵苦笑。这种事我能管得了吗？唠叨是女人易犯的通病，而且反反复复，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一直唠叨个没完。自己倒是舒心，别人的情绪却给搅得乱七八糟。当然，有些人也没把当秘书看成是一件正事，她不东家长西家短的，就会觉得自己闲得慌。整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说三道四，这固然跟一些人气量天生太小、心眼太重有关，但是与职场竞争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也很有关系……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家在社会有一定的知名度、形象不错的跨国公司，不仅办公条件和待遇不错，晋升和培训的机会也不少，外面有多少人在盯着我们的位子，而在公司内部，又有多少人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每往上爬一级，多得的真金白银那是实实在在的！在这种状态下，人能没有危机感，没有心理压力吗？有了心理压力要宣泄是正常的。这种事谁能解决得了？
可是，秘书部门又不是普通的部门，老是这么吵，看了让人着急。如果是其他部门，内部有矛盾，关起门来，怎么吵都行，不太会影响其他的部门。但是秘书部门不行，由于你是公司内部的管理神经中枢，引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不影响其他部门：两个秘书之间的争吵，不仅有可能给公司的正常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更可怕的是，它可能会让一些部门的人产生错觉，以为她们之间的争吵，实际上是代表着她们的上司在勾心斗角，让本来就已经很微妙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化……
其实，同事之间，有那么多问题需要争吵吗？当我们准备责怪或指责自己的同事的时候，如果首先自我反省一下，那么许多争吵连你自己都会觉得可笑。
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去上海出差，由于飞机晚点，四点多钟的飞机拖到七点多钟还不能起飞，为了打发时间，我买了一本杂志和一盒饼干。我找到一个位子，坐下来，专心致志地看起杂志来。突然间，我发现我身边坐着一位青年男子，他正毫不客气地拿起放在我们两人中间座位上的那盒饼干吃了起来。这太不讲理了，但我又不想像个泼妇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他争吵，便当作没看见。过了一会，我确实有些饿了，便也从盒里拿起饼干来吃；我装作看手表，用眼角的余光看看那个人，他居然也同样地看我，我心想：“你这人怎么能这样！怎么连一点教养都没有！”我每吃一块饼干，他也跟着吃一块。一盒饼干很快吃完了，我想：“你吃了我那么多饼干，怎么连声谢谢都不说，真是脸皮太厚！”听到登机通知后，我急忙把杂志往包里一塞，拿起行旅，直奔登机口，心想像他这种人，但愿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碰到！飞机起飞后，我又开始找那本没看完的杂志。突然，我看见自己的那盒饼干还原封不动地放在包里！我愣在那里。我真想下飞机去找到那个我以为“偷”吃我饼干的人，衷心地对他说一句“对不起！”但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了！我心里感到非常内疚。如果说有人没教养，那这个没有教养的人就是我！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难道这样“瞎猜”的事情还少吗？不管承认不承认，我们大家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责怪或指责自己的同事之后，我们发现错了的是我们自己；而我们之所以去责怪或指责她们，就是因为我们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在“瞎猜”，不信任自己的同事。因此，我们在对同事提出抱怨或责怪之前，就应告诫自己不要“瞎猜”，再就是想想同事的优点。如果这样，那么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就不会有那么多是是非非。
下午，玛丽要跟我说艾丽丝机票的事，我没搭理她：“你没看我正忙吗？”于是她知趣地走开忙自己的正事去了。
闲人少乐趣，忙人无是非。
第二部分六月第20节体力信用卡
六月某日
天气越来越热，人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容易疲乏。
中午吃饭时，玛丽问我，今上午见到孙总没有，我说见到了。她又问孙总说什么了没有，我说孙总当然说了许多，但与你玛丽没有什么关系。她忙说那就好。这引起了我和珍妮的好奇心，问怎么回事。
玛丽说昨晚十点多钟跟男朋友在“唐朝”酒吧约会的时候，碰见了孙总和他的一个朋友。慌乱之中，玛丽先把孙总介绍给自己的男朋友，再把自己的男朋友介绍给孙总。出来之后，她的男朋友说她把次序弄反了，按规矩，在相互介绍时，应该是先把晚辈或职位低的介绍给长辈或职位高的，之后才把长辈或职位高的介绍给晚辈或职位低的，她这么介绍是对孙总的不尊重。当着客人的面孙总没批评她，明天上班后肯定会挨训的。我说孙总今天上午很正常，可能是太忙，根本没往这方面想。
听说孙总根本没提她那档子事，玛丽让我和珍妮吃过饭后陪她到国贸商场去逛逛，她说她昨天下班后在那里看到一条很好看的裙子，九百多元，她当时钱没带够，今天请我俩去再帮她参谋参谋。
“你和珍妮去吧，”我说，“中午我要休息一会。”
“我也有点事，你找艾丽丝陪你去吧。”珍妮也不愿去。
“艾丽丝一到中午就与十一楼的姐们儿喝咖啡去了。”玛丽说：“于雪，你年纪轻轻的，中午为什么一定就要休息呢？”
“中午不休息一会儿，下午就有可能会犯困，要走神。”我说。
“谁不是这样？我也是，两点来钟的时候，总会有一阵子精力集中不了，可是，挺一挺不就过去了吗？”玛丽说。
“老是这么挺一挺，对身体不好。”我说。
“有什么不好？”看我不愿陪她逛商场，玛丽也有些来劲，“会损伤我们多少大脑细胞？”
不能跟她这么抬杠，得用另一种办法来说服她。我指着她盘子里那碗西红柿蛋汤，问：“你这碗汤有多重？”
“二三两？”玛丽有点莫名其妙。
“最多二两重。”珍妮说。
“不管是二两还是三两，让你把这碗西红柿蛋汤举五分钟，你能做得到吗？”我问。
“那当然。”玛丽仍不明白我的意思，轻轻地将她那碗蛋汤端起。
“如果让你端半个小时呢？”我又问。
“绝对没问题！”玛丽回答很干脆。
“那一个小时呢？”
“没问题，但手臂可能有些发酸。”玛丽说。
“那么，让你连续举两个小时呢？”我盯着玛丽问。
“我肯定受不了。”玛丽反问，“你问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我们的大脑和手臂一样，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要休息一阵。”我说：“我们每天早晨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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