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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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Kiser；　Edgar　and　Joachim　Schneider　（1994）：　“Bureaucracy　and　efficiency：　an　analysis　of　taxation　in　early　modern　Pruss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2）：187204。

39长子继承制是日本战前经济成长的阻碍？






学界过去认为，资本、土地、劳动才是经济成长的要素。1960年代后逐渐理解到，软件面恐怕也相当重要，例如宪法是否奖励经济活动、专利法是否能有效保障新发明。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有惊人的成长，但为何从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到1940年之间，没有类似的经济奇迹？现在发现有一项重要因素：战前的农业部门成长不足，几乎是停滞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主因有两项：（1）农业部门的资源被扭曲了，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率。（2）农业部门的资本累积不足，导致起飞困难。如果这两项障碍不存在，战前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不致于只有美国的33％，应该可以提升到美国的50％。接着要追问：是哪项因素造成上述的两项障碍？答案可能是：父权制下的长子继承制，迫使长子留在农业部门，不能自由转入城市与工业部门，造成农业部门的资源无效率，以及资本的累积不足。
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1885年时大约1；400万，占全国就业总数的64％。奇怪的是，这1；400万农业就业人口，一直维持到1937年都没改变。虽然农村移往都市的人数，在18851937之间不断增加，但为什么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这么稳定，不会随着都市与工业部门的增长而减缩？这种奇异的稳定，和其它新兴国家很不相同。背后必然有非经济性的因素，让愈来愈无效率的农业部门，维持固定的就业人数。战前的农业技术，不属于「规模报酬递增型」，若一直维持1；400万的就业人口，农业部门的资源必然会被扭曲而无效率。
在新兴经济里，城乡（或农工）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必然不同。如果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应该会有一边（城市的工业部门）会愈来愈壮大，另一边（乡村的农业部门）愈来愈萎缩。经济体内的资源（资本、劳动、技术），会流向效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战前的农村就业稳定，背后的非经济性障碍（即自我设限），应该不是法律性的（否则政府会排除它），而是习俗性的。
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这项障碍是长子继承制呢？日本是个服从性高的国家，有长子继承家业的观念，但有什么总体（宏观）的证据，来解说战前农业部门的特殊稳定性呢？有一项较间接的证据：战后的民法修正后，长子就没承袭祖业的义务与经济动机，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立刻大幅下跌。单是这点恐怕说服力不足，以下做较全面的铺陈与分析。
若从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来对比：（1）　1885年美国工人的所得约是日本的3。4倍，也就是说，日本工人的所得大约是美国的13（或33％）。（2）　18851940年间，日本工人的收入，稳定维持在美国的30％50％之间。（3）战后日本经济急速起飞，19471972这25年间，日本工人的所得增长5倍；（4）到1990年代初期，美日工人的所得已相差不到20％。这4点说明：18851940这半世纪间，有个奇怪的因素，在阻挡日本经济起飞。
再回到前面解说过的农业就业人口，现在用较具体的数字来表达。1885年时稍微多过1；400万，这个数字长期而言持续下降，但到1940年时，也比1；400万少不了多少。简言之，战前农业就业人数非常稳定。但在194050年间，这个数字从1；400万不到，成长到将近1800万。可能是因为在战争期间：（1）都市人口疏散到乡间；（2）工业部门就业困难；（3）农村部门粮食较充足。较特别的是，1950年之后，这条就业线以45角度下滑，2000年时只剩下230万左右。
为什么农村就业人口，在战后会下跌这么快？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农村就业人口的下跌，要晚到1950年才出现？农业不是技术进步快速的部门，亚洲开发中国家的农村，边际生产力早就「小于零」。这表示就业人口过多，早就该被推向都市部门、工业部门、海外。日本政府必然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知道经济要起飞的前提，就是农村部门要「减肥」（减除多余的就业人口）。但为什么没去做，或做不到？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和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Edward　Prescott，运用古典成长理论模型，设计「反事实」的计量模拟，得到下列的显著数据。如果战前的农民，完全没有移往都市或工业部门的障碍，那么：（1）所得会从原本只有美国的13，大增到12。（2）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存量，在1940年时会增加1倍以上。（3）农村的就业人口，在1885年时会从64％减到40％，一路下滑到1940年时会少于25％。（4）农业部门的产值，反而会提高5％左右，因为把多余的就业人口「推出去了」，边际生产力自然提高。（5）农产品（粮食）的价格会明显上升，对农民的收入很有帮助。但从工业部门雇主的角度来看，粮价上升对经济发展不利。或许就是这项考虑，政府没有积极引导过剩的农业人口，移转到其它部门。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
其实从江户时期人民就可以自由迁徙，在农工部门间自由流动，官方从未禁止转业。所以农业部门的稳定就业人口，应该是自发性与文化性的。就像美国的Amish族，也是希望根留原地，不愿搬迁，不愿用现代化的技术，即使收入因而减少也在所不惜，这是自发性、宗教性的。日本的父权文化，倾向于要求长子继承家业，其余诸子可以自由离家择业。那么没有儿子的家庭怎么办？日本社会有一套补救办法：从亲戚中过继一个儿子，或在朋友、部属、优秀人才中找寻，入赘之后改姓，称为「婿养子」。
　　　
佐藤荣作（190175）与美国总统Richard　Nixon
196472年间的首相佐藤荣作（190175），就是个显例。他父亲原本姓岸（Kishi），入赘后改姓佐藤。荣作的亲兄岸信介（18961987）也曾任首相（195760）。岸信介原本随入赘的父亲姓佐藤，后来被父亲的本家收作养子，改回本姓。1949年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汤川秀树（190781），他父亲小川琢治是地质学家，因入赘而改姓汤川。这种运用过继来解决问题的手法，在日本文化里是常态。例如德川幕府末期的将军夫人天璋院（笃姬），就是从九州岛萨摩藩一个分家的女儿，先过继给藩主岛津齐彬，再过继给公卿近卫忠熙，提高身分后才嫁入幕府当正室夫人（御台所）。
离题了，回来谈长子继承制。简言之，保守的农业部门，战前奉守「长子继承、诸子自由」的社会规范，使得农业的「总户口数」不变。但都市与工业部门，因为吸纳长子以下诸子的劳动力而增长。这是奇怪的现象：身体左边维持固定的体积，右边却一直增胖。其它新兴经济（如台湾），则是农业部门萎缩，工业部门迅速增长。
为什么1945年战后，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会急速下降呢？主因是1947年日本采用新宪法，也重新修订民法。最重要的是民法第24条，大意是说：对配偶的选择、财产权、继承权、住所选择权，法律应该从个人尊严的立场来制订。在这项精神下，家产的继承权有很大的改变：从长子单独继承，改为诸子平均继承。就算父亲有遗嘱，让长子继承所有家产，依据新的民法规定，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另一半必须拿出来分给诸子（女）。
日本农村每户的田地通常不大，所以只能由单子继承，如果由诸子继承，就会大家都不够生活。新民法的规定，让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那怎么够生活？所以长子就更没意愿留在农村，转而投入薪资较高的工业部门，或生活较舒适的都市。这些农户流失后，农业部门的生产力还能维持粮食的需求吗？没问题，因为战后的农耕走向机械化、精致化。如果真的粮食不够，还有丰富的外汇存底可以去外国买。

参考书目
Hayashi；　Fumio　and　Edward　Prescott　（2008）：　“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s　on　the　prewar　Japanese　econom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4）：573632。

40筹设亚元圈要注意的几件事






Robert　Mundell（1932）是199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被誉为「欧元之父」。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他说未来十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欧元区、美元区、亚元区（亚洲货币区）。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存底，早就排名世界前两名。20089年金融恐慌期间，美国政府拿着大笔国债券到中国说好话，要求协助减缓庞大的资金需求。

Robert　Mundell（1932）是1999年的诺贝尔得主
中日韩三国与东盟（ASEAN）十国已在构思，能否和欧元区一样，共同使用单一货币，暂称为亚元（Asian　Currency　Unit或Asian　Moary　Unit）。亚元不是可以在超市购买的实体货币，而是根据亚洲13个国家的货币价值、国内生产毛额、贸易规模，依公式加权计算后，所制订的虚拟货币。人民币在亚元中的权重最高（约30％），日元其次（约20％）。
亚元的两项好处是：（1）强化亚洲各国间的贸易、生产与经济合作。（2）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减少因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亚元区的最早构想，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7年在东盟国家会议上提出的。为什么到了2009年底，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呢？亚洲各国的中央银行，对亚元的编制方法意见纷纭，对亚元的预期效果「还看不清楚」。主因是亚洲各国：（1）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2）缺乏共同的政治意愿。（3）缺乏有领导力的货币（「锚」货币），日元和人民币虽然逐渐强势，但仍比不上美元和德国马克的作用。
较悲观的看法，认为亚元只是个遥远的梦想。乐观者认为，亚元离我们愈来愈近。有一件事恐怕是错的：Mundell在2001年时说，十年后会出现亚元区。日后亚元若有机会成立，除了报章杂志分析的利弊得失，经济史上存在过的金本位、英镑圈、法郎圈、马克圈，它们的兴衰史也很值得借镜。以下要介绍的故事，是这类特定经济圈，在碰到全球性的恐慌时，可能会产生预料外的效果，这是筹组亚元圈时要先有的心理准备。

东南亚国协会徽
192933年世界大恐慌期间，全球贸易量大幅萎缩，几个主要经济圈（金本位圈、大英国协、东亚圈、美元圈），各自采用不同的策略，得到不同的效果。先看一个具体的数字变化：1929年元月时，全球贸易量约5；352百万美金。纽约股市在1929年10月底大崩盘之后2个月，全球贸易量急跌到4；857百万美金。再过1年（1931年元月），只剩下3；259，1932年元月时还有2；134，1933年元月的数字是1；788。换言之，4年内萎缩到只剩13。如果把这些数字逐年逐月画出来，形状就像一张蜘蛛网，但不是向外扩张，而是向圆心急速收缩，很像太空星球崩陷成黑洞的过程。十年后到了1938年，世界贸易量已大幅回复，但仍只有1929年的90％。
全球经济「覆巢」之后，各国的对策不同，但有个共同特征：逐渐形成区块化。意思是说，会依地缘关系或过去的殖民关系，组成各自的圈子，相互加强贸易。换句话说，这些小圈子会用差别关税、配额等手法，来排斥圈外的国家。简言之，1929年世界大萧条后，国际贸易变成区块化、圈子化，其中的三个大圈子是：以英国为首的大英国协圈、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金本位国家圈、由德国带头的中欧圈。主因有二：
（1）大恐慌之后各国保护主义兴起，在国贸方面的做法，就是用关税阻挡外货入侵，目的是保护本国产业与就业，美国在1930年通过的SmootHawley法案，就是个显例。相关的配套措施很多，例如对某些行业（纺织品）采取配额限制，或对某些国家采取差别性的关税。大英国协1932年在加拿大渥太华通过一项协议，对会员国采取关税优惠或免税。德国采取差别性的贸易政策，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影响力。
（2）国际金本位在1931年9月开始崩溃后，各国货币的汇率各自浮动，对商品报价和交易结算产生很大困扰。原本关系较密切的国家，各自结合成货币圈，例如英镑圈、马克圈、美元圈、金本位核心圈。结果是：圈内各国的币值相互稳定，但各集团之间的汇率则起伏不定。
区块化之后，集团内各国的关系密切化，相互融资贷款，圈内的各国产品容易进出，联合排斥非本集团的国家。换言之，这就像人际关系，正常时开放互流，遇到危机就组成派系排外。哪些因素会把哪些人聚在一起呢？（1）地缘近，（2）语言文化相似，（3）使用共同货币，（4）宗教信仰相同。景气变差时，愈和自己人贸易，反之亦然。
以下举实例说明这个现象。英国出口到大英国协的数量，从1928年的44％增到1938年的50％；从大英国协进口的数量，从30％增到42％。同一时期，法国和殖地与保护国之间的进口量，从12％增到27％，出口量从19％增到28％。德国和六个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南斯拉夫），以及拉丁美洲的进口量，从17％增到28％，出口从13％增到28％。日本和韩国、台湾、满州之间的进口量，从14％增到39％，出口从18％增到41％（东亚共荣圈）。这是全球性的共同趋势。
同样的道理，1930年12月，斯堪地那维亚国家相互解除贸易障碍，目的是减少对德国经济的依赖。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小国，在1932年12月组成荷比卢关税同盟，互相免除关税与人员物资的进出管制。这等于是在各自的小圈内完全自由贸易。如果没有伙伴的，就各自去串联，例如19312年间，意大利和遥远的奥地利、匈牙利签署贸易协议。1934年美国和17个西半球国家，签署贸易互惠协议，但由于地理差距甚大，总贸易量并未大幅增加，要到1945年战后，才显示出这些协议的效果。
还有一个圈子，是中欧与东南欧诸国，他们还想维持金本位制，1931年11月在捷克布拉格举行会议，把多瑙河流域国家组成贸易集团。美国也和菲律宾、古巴、中美洲各国，以及加拿大、阿根廷组织美元圈，但效果都不理想。
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因素会让不同的国家结盟？地缘性重要吗？语言呢？GNP水平呢？货币的相近性吗？答案如下。（1）　GNP的水平很重要，这很符合常识：物以类聚，富人和富人来往，穷人和穷人做生意。（2）距离是最大的杀手：贸易原本就是要互通有无，距离远运费就高，自然影响意愿。（3）地缘的邻近性很重要：远亲不如近邻，地缘性会降低交易成本，增加贸易意愿。（4）原来的殖民地关系最重要，尤其以大英国协内的效果最明显。（5）共同货币圈也很重要：马克圈、英镑圈、金本位圈内的国家，因为币值相同，汇率稳定，互信度高。
从上述192938年间世界大恐慌的经验，来看今后筹设亚元圈的前景，上述五点恐怕都会构成障碍。（1）亚洲各国的GNP差异太大，硬要把穷国和富国聚在同桌吃饭做生意，恐怕场面不协调，也撑不久。（2）在今日的运输条件下，会员国之间的距离已不是重要因素，这项因素已转换成各国的关税壁垒、对外开放的程度。（3）会员国之间的宗教、文化、语言、心态差距过大，沟通协调的成本太高。（4）各国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