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人生智慧书-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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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借助于“群”的力量，那么他获得成就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就是最好的证明。

西楚霸王项羽，出身贵族家庭，他年少时学习书法不成，学剑仍不成，遂立志要学“万人敌”，于是跟从叔父学习兵法。他身高八尺，力能举鼎，武艺高强。年轻时的项羽志向远大。一次，秦始皇出巡时，项羽见其车马仪仗威风凛凛，便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

与项羽相比，刘邦在四十岁时还是一事无成，只是一名小小的亭长。这位布衣出身的汉高祖在年轻时，还是一个市井之中的无赖。他长得没有项羽英俊潇洒，更没有项羽武艺高强，也没有项羽那么良好的家庭背景，可以说，年轻时代刘邦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能当上皇帝。然而，最终登上皇位的人，却是他这样一位小混混。

这当中有什么原因呢？后来，史学家们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项羽虽然优秀，但他的“大独”理想是建立在“群”之外的，而刘邦虽然不怎么优秀，但时势造英雄，他是在“群”中一步步被推为“大独”的。项羽的确武艺高强，用兵也非常有术，“破釜沉舟”的典故就是用来形容他的军事才能的，然而项羽总是仗着自己的个人能力，忽视了他的部下们的作用。正如原来本是项羽部下的韩信所说：“项羽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对待自己的部下，该给的封赏又十分吝惜，只凭借自己的匹夫之勇，自然不可能成就帝王的霸业。”而刘邦呢？虽然本领不怎么样，用刘邦自己的话来说，“文不及萧何，武不及韩信，谋不及陈平”，然而这些人才都能为刘邦所用。这就说明了一点，刘邦是一个群中的“大独”，一个懂得充分利用“群”的力量的人。

最后历史的进展也正是如此。鸿门宴后，项羽再也没有了杀刘邦的机会，反而逐渐被刘邦赶超，最后在垓下决战之时，英雄一时的西楚霸王谱写了“乌江自刎”的悲歌。

项羽的悲剧正好印证了社会之于人的重要性。许多杰出的人士，之所以被能力不如自己的人击垮就是因为不善与人沟通，不注意与人交流。

据《圣经》记载，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互相协助，日子越过越好。后来决定修建一座通到天上去的高塔，即巴别塔。上帝得知此事后，又惊又怒，心想：人们讲同样的语言，就能建起这样的巨塔，以后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呢？于是，上帝让人世间的语言发生混乱，使人们互相言语不通。从此，人们各自操起不同的语言，感情无法交流以，误解开始出现，巴别塔因此半途而废。

或许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但就像《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圣地亚哥认为的那样，世间存在一种宇宙万物共通的语言，只要你愿意，就能发现它的存在。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语言，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有没有一颗融入社会的心。唯有拥有了这样的一颗心，才能不再一人隅居，重新回归充满温暖的人群当中。

薄则于人，善用内心尺度

每人内心都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别人和自己。

——《中国哲学简史》“忠恕”

人是感性的动物，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对待事物，往往处理事情，冯友兰先生说：“每个人内心都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别人和自己。”但很多时候，人们内心的尺是和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可以随意变化的，尤其是在衡量自己和他人时，尺子总是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完全就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衡量标准。

一位哲学家在海边目睹一条船遇难。船上的水手和乘客全部溺死了。他痛骂上苍不公道，只因为一位罪犯正好乘坐这条船，竟然让众多的无辜者受害。当哲学家正陷入这种苦恼之际，他发觉自己被一大群蚂蚁围住，原来他站的位置距离蚂蚁窝不远。这时，有一只蚂蚁爬到他身上并叮了他一口，他立刻用脚踩死所有的蚂蚁。天神在这个时候现身，并用他的拐杖敲着哲学家的脑袋说：“你既然以类似上苍的方式对待那些可怜的蚂蚁，难道你还有资格去批判上苍的行为吗？”

这位哲学家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一样，对别人的要求远远超过对自己的要求。他们在评判别人时，总能头头是道，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可是当自己身陷其中，成为当事人时，就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犯了与别人同样的错误。表现在工作中，一方面是用放大镜来观察他人的行为，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另一方面却故意漠视或放纵自己的行为，毫无标准可言。

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了用自己想象中的尺，去衡量别人的行为，却忽略了每个人心中的尺并不一样，拿自己的尺去衡量别人未必合适，何况有时那是连自己都无法达标的尺。不妨将高高举起的、衡量别人的尺粗化一下，试着放低对别人的要求，适度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就会变得圆满很多。

美国著名的人际关系学家卡耐基和许多人都是朋友，其中包括许多被人认为是孤僻、不好接近的人。有人十分奇怪卡耐基的想法：“我真搞不懂，你怎么能忍受那些怪人呢？他们的生活与我们一点都不一样。”卡耐基回答：“他们的本性和我们是一样的，只是生活细节上难以一致罢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戴着放大镜去看这些细枝末节呢？难道一个不喜欢笑的人，他的过错就比一个受人欢迎的夸夸其谈者更大吗？只要他们是好人，我们不必如此苛求小处。”

卡耐基不愧是人际关系学大师。其实，人往往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优点与缺点共存，美丽与丑陋俱在。与人相交，要看好的方面，至于一些小节，诸如生活习惯之类，大可以“视而不见”。

服装界有名的商人史瓦兹是一个“薄责于人”的经营者，他的成功就和这个品格有莫大的关系。史瓦兹刚入服装行业的时候，有一次他拿着样衣经过一家小店，却无缘无故地被店主讥讽嘲笑了一通，史瓦兹并未反唇相讥，而是诚恳地请教。店主观点独特，史瓦兹大惊之下，愿高薪聘用他。原来这家小店的店主居然是一位极其出色的服装设计师，只是因其自诩天才、性情怪僻而与多位上司闹翻，一气之下发誓不再设计，改行做了小商人。史瓦兹弄清原委后，三番五次登门拜访，诚心请教，这位设计师愤然拒绝，出言不逊，史瓦兹毫不气馁，常去看望他，终于和他成为朋友。这个人后来进入了史瓦兹的服装公司，帮助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服装帝国。

每个人的个性、特点不同，任何时候都不要以自己的标准苛求他人，求大同存小异，才是为人处世的智慧所在。英国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要想知道别人的鞋子合不合脚，穿上别人的鞋子走一英里。”将心比心，自己不想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强求别人去做，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的生活氛围就能轻松得多。

遗失信者，世间再无立锥之地

从个人成功的观点看，有信亦是个人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

——《理想人生》“存诚敬”

一句“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让人们看到了诚信的价值。“言必信，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语，都是对“信”的要求与强化。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们不但为守信大唱颂歌，而且还努力地身体力行着：商鞅为推行新法，在城门“立木为信”；俞伯牙为践信，摔琴祭知音；曾子为不失信于三岁孩童，操刀杀猪……

《管子·枢言》曾写到：“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这一美德伴随着一代代的中国人走过沧海桑田，经历雪霜磨砺，最终沉淀为民族的精髓。离开了信，人就无法立足于世。同时，“信”也是社会得以正常发展的根基，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一个社会之能以成立，全靠其中底分子的互助。各分子要互助，须先能互信。”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每个人都时时心存怀疑，那么中国古代社会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如冯老所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许多皇帝，也不能说是不聪明，到后来总是把事情办糟。像唐明皇，在安禄山已经打到潼关时，他还是照样寻欢作乐，那些掌权的大小官员，在他面前都不敢说真话，因为说假话最容易最保险，而说真话会引起麻烦。大小官员都不得不用官僚主义的一个妙诀，就是“瞒上不瞒下”。瞒来瞒去，就只瞒着掌握最高权力的那个人。等到那个人也觉得他是被瞒了的时候事情已经糟到极点，无可挽回了。上与下之间互信的缺失，便酿成了如此的惨剧。其后果无非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悲剧。

对个人而言，信同样至关重要。“从个人成功的观点看，有信亦是个人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人说话，向来当话，向来不欺人，他说要赴一约会，到时一定到。他说要还一笔账，到时一定还。如果如此，社会上底人一定都愿意同他来往、共事。这就是他做事成功的一个必要底条件。”显然，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信是无形的财富，是巨大的资本。一个人坚持走正直诚信的道路，必定能实现良好的愿景。

人们从内心里喜欢说话算话的人，因为他们讲信用，说到做到。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那么无论他走到哪里大概都不会找到相信他的人。这样的结果很可怕，因为他将会失去朋友，甚至亲人，继而失去赖以生存的一切关系基础。做事没人支持，甚至当自己正陷入困境中都没有援手来帮助自己，这将是一场噩梦。一个人的诚信相当于他的脊梁骨，如果没有这脊梁骨，人们将无法立起来。失去诚信也就等于把自己推向一个孤立的无底深渊。

一个健康、美貌、机敏、才学、金钱、荣誉……完美的人死去了，上帝安排他进地狱，他不服，要求入天堂，于是他的鬼魂找到了上帝理论。

上帝笑了笑，问：“你有什么条件可以进入这极乐的天堂？”

鬼魂于是把阳间他所有的东西统统抖出来，带着炫耀的口气，反问：“所有这些，难道不足以使我去天堂吗？”

“难道你不知道你缺少进入天堂的最重要的一种东西吗？”上帝并不恼怒。

鬼魂嘿嘿地笑着：“你已经看到了，我什么都有，我完全应该进入天堂。”

“你忘了你曾经抛弃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上帝面对这个恬不知耻的鬼魂，有一点不耐烦，便直截了当地提醒他，“在人生渡口上，你抛弃了一个人生的背囊，是不是？”

鬼魂想起来了：年轻时，有一次乘船，不知过了多久，风起云涌，小船险象环生。老艄公让他抛弃一样东西。他左思右想，美貌、金钱、荣誉……他舍不得。最后，他抛弃了“承诺”。但是鬼魂不服：“难道能够仅仅因为我没有‘承诺’，就被拒之光明的天堂而进入可怕的地狱吗？”

上帝变得很严肃：“那么，之后你做了些什么？”鬼魂回想着：那次他回家后，答应母亲要好好地照顾她，答应妻子永远不会背叛她，答应朋友要一起做一番事业。后来，后来……他回想着，自己在外面有了情人，母亲劝阻他，他对母亲却再也不闻不问，他不允许母亲破坏他的“幸福”；他和朋友做生意，最后却私吞了朋友那一份……

上帝看着陷入沉思的他，说：“看到没有？由于不守承诺，你做了多少背信弃义的勾当。天堂是圣洁的，怎么能容你这卑污的鬼魂？！”

鬼魂沉默了，他不是无所不有，而是一无所有，亲情、友情、爱情……统统随承诺而去。他，一个卑污的鬼魂，只能下地狱！

“下地狱去吧！”上帝说完，飘然而去。

失信之人，终将如鬼魂般，堕入人世的地狱而无法自拔。

人因信而立，做人应诚信对人，诚信对己。信是一轮万众瞩目的圆月，唯有与莽莽苍穹对视，才能沉淀出对待生命的真正态度；信是高山之巅的纯净水源，能够洗尽浮华，洗尽躁动，洗尽虚伪，留下启悟心灵的妙谛。

以恕对怨，放过自己

“忠”和“恕”乃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头，也是它的完成。

——《中国哲学简史》“忠恕”

曾子在解释老师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自此，“忠恕”进入了儒家的伦理范畴，意为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他人，是儒家核心思想“仁”的具体运用。以中国哲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冯友兰先生，对忠恕也有自己的看法：“忠”和“恕”的做人原则也就是“仁”的原则。因此，一个人按“忠”“恕”的行事为人，也就是“仁”的实践。因此，“忠”和“恕”乃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头，也是它的完成。

就“忠”、“恕”二者而言，人们最直观地能从冯友兰先生身上看到的，就是“恕”，即“如人之心”。新中国成立之初，决定留下来开始新生活的冯友兰先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浩劫。当时的他年事已高，身体开始出现各种问题，但还是不得不面对狂热的人群对他的折磨：他曾拖着手术后的瓶子，被迫在大街上游走；他曾在天寒地冻之时仍穿着单衣，只因卧室的钥匙在别人手中；他也曾在青年人的一番折腾之后，默默地收拾满地狼藉……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冯老都从未有过任何怨言。心中的痛苦是必然的，但他却从来不曾记恨过谁，因为他的心中有“恕”。现实的环境，让人们变得狂热，其实狂热者他们的心中同样充满了痛苦，冯老敏锐地眼光洞悉了这一点，故而，他原谅那些曾经让他受苦的人们，甚至还会为他们而难过。“恕”，让冯老的人生少了抱怨，多了理解与平和。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恕”的力量。

屠格涅夫曾说过：“生活过，而不会宽容别人的人，是不配受到别人的宽容的。但是谁能说是不需要宽容的呢？”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生活，过错总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一直将生活继续下去，是因为别人总是用一种“恕”心态在包容我们的过错。而我们所能做出的回应，就是用同样的“恕”去面对自己遇到的人和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支部队在森林中与敌军相遇，激战后两名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这两名战士来自同一个小镇。两人在森林中艰难跋涉，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十多天过去了，仍未与部队联系上。这一天，他们打死了一只鹿，依靠鹿肉又艰难度过了几天。也许是战争使动物四散奔逃或被杀光，这以后他们再也没看到过任何动物。他们仅剩下的一点鹿肉，背在年轻战士的身上。

这一天，他们在森林中又一次与敌人相遇，经过再一次激战，他们巧妙地避开了敌人。就在自以为已经安全时，只听一声枪响，走在前面的年轻战士中了一枪——幸亏伤在肩膀上！后面的士兵惶恐地跑了过来，他害怕得语无伦次，抱着战友的身体泪流不止，并赶快把自己的衬衣撕下包扎了战友的伤口。晚上，未受伤的士兵一直念叨着母亲的名字，两眼直勾勾的。他们都以为他们熬不过这一关了，尽管饥饿难忍，可他们谁也没动身边的鹿肉。天知道他们是怎么度过那一夜的。第二天，部队救出了他们。

事隔30年，那位受伤的战士说：“我知道谁开的那一枪，他就是我的战友。当时在他抱住我时，我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