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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苦难-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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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牢狱之灾(4)
此后,父亲不再强迫我学什么手艺,把我带到堂哥开办的砖瓦厂,踏踏实实地放了一年牛。
在放牛期间,我坚持听收音机,到七八里外的乡文化站看报纸,了解了不少外面的信息。很多农村专业户、万元户依靠科技发家致富的成功事迹,激起了我勃勃的野心。
17岁那年,我成了全乡第一个养鸡专业户。
我小打小闹了两年后,乡里许多农户靠关棚养鸭赚了钱,哥哥也想养,便让我帮着家中养鸭。
我把书上的一些科技知识运用于养鸭上,家中的几百只蛋鸭产蛋率竟连续5个多月高达九成以上。
乡亲们都夸我“厉害”,“有文化就是不一样”,纷纷向我讨教养鸭技术。
乡报道组张干事也闻风而来,替我在省里的科技报上发了一篇小报道。
一天,张干事领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到我住的鸭棚里来,说,这是我们乡的邱书记,他特地来看看你。
邱书记很用力地握了我的手,说,小缪啊,听说你很肯钻研,最近还有个“人工鱼粉”的新发明哩……
我受宠若惊,有些语无伦次地向这位爱才的父母官和盘托出了我想搞“人工鱼粉”加工的想法。
鱼粉是鸡鸭饲料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性蛋白原料,国产鱼粉大多质量低劣,进口鱼粉成本又过高,一直是影响养鸭效益的一大难题。从书里,我琢磨出了一种人工合成鱼粉的思路,可以替代价高的进口鱼粉。再进一步,当时全乡蛋鸭有上百万只,在整个福建省也是大名鼎鼎,饲料原料(包括鱼粉)用量巨大,倘若这一思路付诸实施,每年可为全乡鸭农节省饲料成本上百万元。
邱书记当即拍板,将为我争取2000元贷款,把我的“人工合成鱼粉”项目扶上马;尽快让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在上世纪80年代,2000元几乎相等于现在的一两万元,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
主任大人不肯见“鸡”行事
我去找了乡信用社主任。
主任大人是位眼睛高度近视的干瘦老头,怀疑的目光从厚厚的镜片后面狠狠地盯了我这个矮小、驼背、嘴上没几根毛的小青年几眼,说:“关于你的贷款问题嘛,嗯,邱书记是跟我打过招呼,不过,最近信用社资金紧张,等过两个月我们再想办法给你安排吧。”
两个月后,我又去找那位主任,主任推说现在贷款都没收回来,让我再等等。
我急了,想起当下盛行的“走后门”,不知主任是否因为我没给他送礼而不给我贷款,干脆,我也走一回“后门”吧。
但我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手,便抓了自养的一只又大又肥的老母鸡,捆上双脚,往黑提包里一塞,准备去给主任行贿。
在主任办公室外面等了好半天,瞅准里面只有主任一个人,赶紧做贼似的溜进去,叫了声主任,便把老母鸡往包外掏……
主任见鸡顿然变色:“你……你这小同志,把我……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快点拿回去,快点……”
我把掏出包才一半的鸡又塞了回去,满脸红得像鸡冠,推门鼠窜而去。
没办法,我去找邱书记。
邱书记当即挂了电话给信用社主任,说,小缪的贷款你怎么一推再推?你信用社应支持农业科技开发嘛,我现在就叫小缪过去,你把他的贷款今天就给批了。
第二天,我终于从信用社拿到了2000元贷款。
我购齐了所需原料,在家中开始了“人工鱼粉”的手工试生产。
哪曾想,一场全国性的养殖业大滑坡就像那年的洪水一样从江北席卷了江南;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蛋价一跌再跌,产蛋率超过九成也要亏本,鸭农们纷纷将产蛋母鸭杀的杀,卖的卖,我所在的乡亦未能逃过这一劫。哥哥不得已忍痛低价抛售了正值产量高峰期的鸭群。
几乎是短短两三个月的风云突变,我的“人工鱼粉”还没卖回几百块钱,就只剩下积压亏本的命运了。
无奈之下,我把目光转到了养殖业之外。
这一转,就把我“转”进了拘留所
这一转,就把我“转”进了拘留所。
或许是我亏本亏急了,竟然胆大包天,打起了“性”的鬼主意。
上世纪80年代末,“性”在国人的眼里还是一个非常隐晦、敏感的字眼,书店里也没有一本书敢像现在这样公开宣扬性知识、性健康、性道德、性文化,连中学教生理卫生的老师教到生殖系统那一节时,总是跳过去不教;让同学们自学。那时整个时代对于“性”都像那些老师们那样含蓄羞涩,不像现在这么开放这么无所顾忌。
我经常收到一些所谓的科技中心、研究所寄来的“狗皮膏药”,推销“一本万利的致富技术”、“生活保健秘术”等等。我将散落在这些“狗皮膏药”中与性保健有关的内容搜集到一块。我给它们安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幸福生活大全》,便按买回来的一些通讯录寄出了几百封推销信。
这些现在车站随处可见的那种夫妻性生活“指南”、“技巧”等东西,在20世纪80 年代可是属于“严禁”之列的稀罕物,因而,我撒出去的“鱼饵”很快有“咬钩”的了──我开始不断收到求购的汇款。
哈哈,我终于要发大财了!
第一章 牢狱之灾(5)
我也知道自己在“铤而走险”,但又心存侥幸,认为只是通过信函“买卖”,又不上大街去推销,公安不可能发现躲在暗处的我。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此时,我的身份是乡办孵化场的技术员──孵化场场长三顾茅庐,把养鸭“很厉害”的我请去照看场里重金买进的一批法国种鸭。
一天,我正在鸭场用自制的油印机印《幸福生活大全》,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也是我太大意,以为这个鸭场地处偏僻,公安不可能到这儿来,所以我大着狗胆在大白天干起“地下工作”来,还居然连鸭场门都不关。
那个突然出现的家伙,看了看我散发着油墨香的“杰作”,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出去了。
我觉得此人有点面熟,又想不起在哪见过。
忽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那家伙,不会是派出所的吧?
我忐忑不安起来,却又自我安慰:不会那么巧吧?
几分钟之后,那人带了一个高个子闯了进来。
来人抓起桌上的资料快速扫了一眼,然后,掏出一个证件晃了一下:“我是派出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一下子愣住了。
冰凉的手铐铐上了我的双手。
他们,的确是派出所的。
原来,这天正是星期天,他们换了便装出来钓鱼,钓鱼的地点就离我工作的鸭场不远。
第一个家伙是鬼使神差地在鱼塘的附近瞎转悠,碰巧发现了我这条“大鱼”。
他带来的那个人,是他的顶头上司──派出所所长。
那天,他们是第一次来这块偏僻之地钓鱼。
我成了他们钓到的一条“大鱼”。
一场没有上刑的审讯之后,所长大人扬了扬手里我摁了手印的口供,义正词严地说:
“你贩卖黄色印刷品,破坏社会风气,是全县第一个典型,你要坐牢了。”
第二天,我就被送进了“号子”。
我一咬牙,抡起“魔掌”……
进“号子”的第三天晚上,盛仔忽然发令:
“全体‘生产队员’紧急集合!”
不一会,八九个“生产队员”就列队站成了一排,面向铁塔般屹立在床上的盛仔。
在“号子”里,“生产队员”专门伺候包括盛仔在内的“上等人”,为他们洗衣、捶肩、搓背、奇Qisuu書网倒洗脚水,以及负责扫地、洗碗、倒尿桶,等等,是“号子”里的“下等人”。
凡“新兵”和没本事没靠山的,都得进“生产队”接受“锻炼”。我也“锻炼”了两天。
盛仔威严地扫视了我们一眼,说:
“这几天,你们的‘生产’搞得也太不像话了吧?地扫得不干不净,洗饭盒也你推我躲的,你们的‘队长’老狗才‘高升’几天,你们就想造反了?”
“队员”们的脸色瞬间又红又青起来。
“今天,我给你们分派一个新队长。”
“驼子,”盛仔把手指向我,“你上来。”
我犹疑地出了队列,脱鞋上床,站在盛仔身边。
“以后,他,就是你们的队长!”
我?盛仔让我当“队长”,管理他们?这怎么行?……
“盛仔,我……我不行……”我嗫嚅着说。
“我说你行你就行!”盛仔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丝毫分辨。
“去,赏给他们每人一耳光!”盛仔命令道。
打人?打耳光?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终于,我还是伸出了我干瘦的手……
我知道,盛仔在这儿说一不二奇 書∧ 網,我不可能“给脸不要脸”。
我一咬牙,抡起“魔掌”,挨个打了过去。
“太轻,太轻。”有人嚷道。
“对,太轻了,叫他重打。”有人附和。
“老大,叫他用这个!”一个家伙拎过来一只拖鞋。
他妈的!我暗骂了一声。的确,刚才我并没有使劲。
“对,你就用它打!”盛仔一脸坏笑。
“生产队员”们脸色大变。
没办法,我还是接过塑胶拖鞋,朝“生产队员”们挥过去──
“啪、啪、啪……”
第二天,我就颐指气使地指挥“生产队员”干这干那,俨然一个“队长”模样。
由于有盛仔和钢条为我撑腰,“生产队员”尽管对听命于一个驼背“领导”心有不甘,却也敢怒不敢言。
我从小学就开始自己洗衣服,只有在“号子”里的那一段日子,我的衣服全部由别人给洗得一干二净。
“号子”里最折磨人的,就是饥饿了。
“一天三餐八大两,扣去一二两;萝卜白菜没人要,我们通通包。”一首流传在号子里的牢歌,形象地概括了我们这些囚徒的伙食。
早餐是稀饭配几根萝卜丝,中、晚餐是大米饭配清水煮大白菜或芥菜。
每到上午十点送开水进来时,难友有的泡方便面,有的冲米粉,然后就“稀里哗啦”地填起无底洞似的肚子来。
我和一些没有东西(家里没送来)可吃的难友,只有躲在一旁吞咽口水的份。
下午三点,第二次开水送进来,我们又得再躲在一旁吞咽一回口水。
第一章 牢狱之灾(6)
盛仔家里也没给他送食品,但他是老大,有人上供──凡有人家里送吃的来,先得交到盛仔那儿,他留下一部分,再把剩下的“赏”给上供者。因而,盛仔的食物总是吃不完。别人进一回号子往往要瘦掉好几斤,盛仔身上的肉却越来越多。
有时,盛仔会把吃剩的方便面汤倒给我,那简直是我一生中所吃过的最美味的方便面汤了。
由于饭吃不饱,菜里又没有什么油水,进号子不到十天,饥饿就如影随形地缠上了我。
我的身子本就单薄,经不起饿,时时感到胃肠被掏空了似的,饿劲一上来,仿佛有无数蚂蚁在里面啃噬我的每一根神经。
一天又一天,我只能默默忍受着饥饿的煎熬。
我老想:出去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饭馆暴吃一顿。
“不好了,有人自杀了!”
一天,阿洪心血来潮,让我唱电影《少年犯》的插曲《心声》给他听。
《心声》刻画了一个失足少年弃旧图新的心路历程,脍炙人口,在当时被广为传唱。
经不住他的一再恳求,我唱了。当我唱到最后“……当儿回家时,再喊你亲爱的妈……”时,年仅18岁的阿洪,放声嚎啕大哭起来……
阿洪是因为团伙敲诈而被抓的。
警察抓他那天,他的母亲当场晕倒在地。
进来之后,阿洪整日沉默寡言,脸上难得见到笑容。
被我唱歌唱哭了的那天夜里,和我睡在一块的阿洪整整辗转反侧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午睡,被阿洪痛苦的呻吟惊醒。
阿洪口吐白沫,脸色煞白。
“阿洪,你怎么了?”
“我不行了……快要死了……我想……想见我妈最后……最后……一面……”
盛仔听出了阿洪的弦外之音,立刻朝外面大叫:“不好了,有人自杀了!”
其他人也跟着喊:“干部快来啊!有人自杀啦!”
立刻,一名干部带了两个干警进来,把阿洪抬了出去。
号子里根本搞不到毒药,阿洪到底用什么自杀的呢?
大约一个小时后,阿洪又被抬了进来。
“没什么,没什么,只不过吞了半块肥皂,死不了……”干部笑着说。
“这家伙,找死都不会,吓了我们一大跳!”有人嬉皮笑脸地调侃道。
大家哄笑起来……
我知道,阿洪之所以想死,是因为承受不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在号子里,比饥饿更折磨人的,莫过于那样一种心理压力──你命运的吉凶未卜。
我们这些被收审的“嫌疑犯”们,在法律上还不是“罪犯”,而是“公民”,需等公安机关审结后,认定有罪或无罪。
只有认定你无罪了,你才可以被放出来,获得自由。否则,等着你的,将是令人更加谈之色变的看守所和劳改农场。
我被派出所所长大人的一句“你是典型,要坐牢了”吓得不轻,以为自己必被判刑无疑,对未来充满了无尽的恐惧。
真要劳改吗?会判几年呢?……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死死纠缠着我,几乎让我窒息。
“最可怕的生活,就是蜘蛛的生活——悬而未决的生活。”一位外国作家这样说。
我才20岁啊,如果判刑的话,我这一辈子不就彻底完蛋了么?
时间一天天过去。那里面的每一天,都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大锯子,它锋利的锯齿毫不留情地朝你的心上锯过来,锯过去……
在号子里,我见识了难友的创造力。
一些烟鬼们要过烟瘾,叼着一截香烟头却找不着火(号子里不容许有打火机和火柴),便从被子上扯下一团白花花的棉絮,刮下一些白墙粉混进去,搓成棉条,再取下木床脚,按住棉条在水泥地上来回猛搓,搓到冒烟时,放嘴边吹几下,便吹出豆大的火苗来……
写信没有墨水和笔,这也难不倒我们。只要往地上洒一点水,再把胶鞋底放在上面用力磨,渐渐地,那水就变黑变浓,再把筷子的一头磨尖,就可以蘸着“墨水”在破报纸的空白边角上写信了。
我在手臂上文下了刻骨铭心的两个字……
一天,哥哥和三姐夫以及我的两个同学来“接见”了我。
哥哥告诉我,他正在想办法,争取让我在年前出去。
哥哥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安慰。
元旦过后不久,号子里忽然掀起一股文身热。
不知是谁搞进来一枚缝衣针,一瓶墨水,难友们有的在手臂上文匕首和骷髅头,有的文“忍”字、“搏”字,有的文老虎、老鹰,就连书法家“港澳先生”也赶时髦,在手臂上文了四个字“龙的传人”。
盛仔在手臂上文了一个太极图,图的两侧各文了一枚铜钱,他说,太极图代表乾坤,只有金钱才能扭转乾坤……
见我无动于衷,盛仔极力劝我也文一个什么:“留作纪念嘛,也不枉坐牢一场啊……”
阿洪在大腿上文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也力劝我文一个。
我终于下了决心:文一个做纪念。
但是,文什么呢?
苦思冥想之下,两个字如一道电光划过我的脑际:
第一章 牢狱之灾(7)
──“命运”!
书法家“港澳先生”的才华在文身热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我手臂上笔走龙蛇地描上了“命运”二字,又在后面添上了一串省略号,口中哼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主旋律:“当当当当……”
一个难友自告奋勇为我文身。
裹了棉花的针尖饱蘸墨水之后,便沿着描好的“命运”笔划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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