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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苦难-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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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陈征买完饭，口袋里只剩下3元多“大洋”了。我把其中的2元给了陈征，今早起来，知道陈征吃中饭的钱肯定没有，遂把剩下的1元2角也“干脆彻底”地做了“人道主义援助”。
又一次真正的一无所有了——本来就是一无所有，心里反而出奇的平静，并且神气活现地唱着“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当然，陈征不在，出去了，否则，我不会如此“肆无忌惮”……
这时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强大——虽然此时腹内空空，阵阵饥饿感也让我感到残躯的单薄，但是，我却是强大的，再也强大不过了，因为，我竟然活着，而且活得这样台有力：笑着、唱着、写着、爱着……
“啊，命运，悉听尊便吧！”
我之所以敢在自己山穷水尽时帮助陈征，是因为我在地下室有不少朋友，实在没钱吃饭了，向他们开口借个十块八块的，一般不会成问题（当然，有时也很成问题）。
而陈征呢，由于才搬来不久，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一米七八的堂堂男子汉，常常连外出找工作的公交车费都没有，只好来回步行好几个小时。
“漂”在北京的人，有过饥饿体验的，不在少数。
那回我有四天没有吃饭我的肚子尊严经历了一次小测验。
我拎着琴去西直门地铁卖唱可是我的歌那垂死的蜜蜂怎么也飞不出我张大的嘴。
我使出最后一招低头在大街小巷寻找终于找到几枚硬币我的小宝贝一面是国徽一面是麦穗我的小宝贝一面是粮食一面是尊严。
两毛钱的热馒头让世界充满麦香来自土地的巨大安慰让我的胃语无伦次呜呜咽咽。
这首令人心酸的小诗《叙事：关于饥饿与尊严》，是我的朋友张遥写的。
有一次，张遥饿了四天，实在饿得不行了，拎上吉他到西直门地铁，想以卖唱换得几块铜板，但到了那儿却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唱出一句，无奈之下，只好到街上转悠，看能否拾到几个钢■儿。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8）
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真的拾到了两枚救命的硬币，赶紧去把它们换成了一个香喷喷的白馒头……
馒头，对“北漂一族”来说，常常是和饥饿联系在一起的。
每次我用身上仅剩的几毛钱买回一两个馒头时，我总爱用夸张的口吻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说：“嘿，你看，我还活着……”
很多南方人都不习惯北方的面食，我也一样。
但在这一段在饥饿边缘挣扎的日子里，馒头却成了我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一餐一个馒头甚至一天只能吃一个馒头的生活，到后来竟让我对馒头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迫不得已抓起馒头往嘴里塞时，经常“哇”的一下，恶心呕吐起来……（以至后来情况稍有好转后，我有一长段时间拒吃馒头。）
有时，在图书馆我故意“忘”了吃中饭。其实是没钱吃，傍晚骑车回地下室时，沿街餐馆酒楼飘出的鸡鸭鱼肉的香味，勾引得我的肠胃“咕咕咕”乱叫，口里口水乱冒……
凌晨，天还没亮，因为头天没吃饱而过早引发的阵阵饥饿，毫不客气地把我从睡梦中“揪”醒……
醒了之后，就得面对翻肠倒胃的疼痛……
在我的床头，贴着余秋雨曾在北大点评过的我的理想——《我的梦想》。
然而，我的理想能拯救我的灵魂，却拯救不了我饥饿的肠胃……
走，找他们要个说法去！
8月初，我按协议，把写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书稿送到了图书公司，等他们审看后提出下一步写作中要注意的问题。
三天后，他们却告诉我：你写的像是给中学生看的，就不要再写下去了，我们的协议就此中止。
我如遭五雷轰顶。
回到宿舍，我把自己扔在床上，气急败坏地唉声叹气着……
几个朋友问清情况后，说，他们不是在欺负人吗？协议里也没写明该写给谁看啊……适合中学生看不是说明你写得不错嘛……这帮没人性的东西！
即便不要你写了，也该付你这一个月的稿费……
走，找他们要个说法去！不然，就上法院告他们……
朋友中，有一位是学法律的，他让我揣上一只袖珍录音机，然后，四五个人一齐去图书公司讨说法。
进了图书公司大门后，我按下了身上的录音机的录音键。
如果这次不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盘录音带将会是上法院的一个有力证据。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据理力争，对方终于答应让我重写。
我进一步提出要求：我的情况特殊，能否先预付我几百元生活费？
几天后，我从图书公司领到了600元。
这一下，我可以好好安慰一下自己的肚子了。
又苦熬了两个月后，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关系到我肚子问题的书稿。
按协议规定，书稿完成后，需经审后评定稿酬的等级，出版社通过后先付50％，余下的50％交稿后两个月付清。
这也就是说，我并不能马上拿到稿费。
饥饿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
一次， 一个同住地下室的伙计，外号“老大”的，到我屋里来聊天。
“老大”并不是黑社会的，仅仅因为他在他们房间年纪最大，所以称为“老大”。
“老大”是东北人，北京某名牌大学毕业，原分配在一家国家级研究所，因为性格怪异，被“精简”了出来。
由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与周围人群格格不入，从单位出来后，他尝尽了艰辛。
为了生存，他几次到医院卖血。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说，他想给一些高官安装窃听器，然后勒索他们；他又说，你们个个都该死——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举出了该死的理由，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确“该死”……
在地下室，人们对“老大”往往敬而远之。
我呢，倒是能倾听他说话，多少能理解他一些，他也就常到我的屋里来。
我和“老大”的关系仅此而已，根本称不上是朋友。
一次，他应聘一家公司后出差云南回来，捞了一些“油水”——比如多报差旅费什么的。
闲聊之间，他忽然问我：沙漠舟，你现在饭钱有吗？
我想不到他会问起这个，实言相告：身上又剩几块钱了。
他伸手从他那件油腻腻的旧黑皮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我，说，这一点儿钱，你拿着吃饭吧……
“保持你鲜活的生命吧！”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个叫菊的女孩，我给她看了一些我的文字，把她感动了，她给我写了一张纸条：
苦难中勇敢前行，伤而不哀，虽历经沧桑而热爱生命。朋友啊，我不知道怎样向你奉献我的敬意。当世俗的茧子长满心壁；当麻木的神经浸淫于红尘已久，我真的无奈与沉默，有一个沉默的角落可让我睁大眼睛打量尘世的纠缠。
保持你鲜活的生命吧！
有许多东西无法写出来。只想说一个事实：我的母亲也是与你一样，她腿不方便，因此，看到你便有亲切感。每个人都一样，如果注定某个人的苦难多一些，那么岁月必会给你更大的收获，我也从嘲笑与讽刺中过过，忠于自己与心灵，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9）
1999。10。19 星期二 晴
“保持你鲜活的生命吧！”
昨天，在地质大学食堂门口，地大《北月》文学社主编菊将她为我所写的一段文字送给了我，上面这句话则像律令似地直指我心。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的社会，最容易蒙尘的，也许就是人的心灵了吧？许多人还年轻就已老气横秋了，而另有许多人，正当青春岁月就已枯萎了心灵，枯萎了意志，枯萎了精神，他们的生命就如一截不会抽枝发芽的朽木，等待着时间从他们身上毫不留情地流逝。
而我呢？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苦苦的挣扎中追寻着不让生命腐朽而让其燃烧的那一种境界。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努力地做着，虽然不是很成功，但总算可以聊以自慰：我不仅活得很好，并且活得很有精神，也很有气魄。
“保持鲜活的生命吧！”这是上苍通过那个叫做菊的女孩送给我的一份好礼物，我将铭记并维护它，在我活着时，我不能让生命枯萎或腐朽！
从此，我将活下去！永远地活下去！
活在世界的生命里！活在人类的心上！！
这个时候，我已经欠公寓一个多月的房租了。
在地下室，欠一两个月房租的“伙计”不在少数。
我跟公寓管理人员说，我的稿费还没发下来，等发下来了我马上交。
管理人员倒也没有难为我，说，你欠一下可以，但不能占着上一层的好房间，这样吧，你搬到下面一层去住。
我被迫搬了“家”。
上面一层尚能见到一丝半缕的阳光，下一层的新“家”，则纯粹是“暗无天日”，不点电灯就完全伸手不见五指。
由于通风不良，下面一层许多房间很是潮湿，我一搬下来，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霉味。
没几天，我的被子就湿了。
隔三差五，我就得晒一次被褥。
屋里没有自然光，我常常睡得昏天黑地，不知是白昼还是夜晚。
就是这样黑牢式的房间，我也只住了一个月。
我的文章上了《北京晨报》……
一个月后，管理人员见我还交不了房租，就卷走了我的铺盖。
我从外面回到宿舍，见到空空如也的床板，目瞪口呆。
没办法，我只得在地下室蹭床睡——今天和这个朋友合睡一晚，明天和那个朋友合睡一夜。
有一天晚上，被查夜的管理人员撞见了：沙漠舟，你还不走，在这里磨蹭干嘛？
然后，他警告收留我睡觉的朋友：再让别人睡你的床，你就给我搬走。
公寓的一条规定是：任何房客不得收留外人过夜。
欠了两个多月房租被卷了铺盖的我，已经是地下室的“非法居民”。
为了不连累朋友，我再不敢蹭朋友的床了。
有时，我上北京科技大学的通宵教室去看书，困了便趴在桌子上眯上一会，直到天亮。
有时，我就在地下室我原来住的房间里，坐在书桌前苦熬到天明。
那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我不知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
又一个苦熬的长夜将尽时，我给同乡作家王宏甲写了一封信，信上我说：
“我实在无床可睡了……”
从1999年到北京，此后的几年间，我的姐姐们从未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偶尔给二姐三姐打）。
即使是在身无分文饿着肚子的日子里，我也不愿向她们开口——我怕开口了，她们说“没有”更让我伤心。
倘若哥哥大水活着，他绝不会让我饿上一回肚子。
可是，大水不在这个世界了……
11月8日晨，我熬过一个通宵后，想到外面喝一碗豆浆。
在地大门口，以前卖报的一个同事刘大姐拉住了我。
沙漠舟，昨天你发在晨报上的那篇文章我看了，边看边流眼泪；我还叫了我儿子来看，说你看人家叔叔这么艰难还这么上进，你更应该好好学习……
我这时才知道，自己投给《北京晨报》的那篇文章已经发表了。
早在两三个月前，友人梅晓芳就说，一定要把我给“推”出去。
他见我不肯动笔写，就自己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报告文学。
我看后，觉得不能完全写出我的“风采”，于是，以梅晓芳的身份写了一篇《卖报诗人与命运同行》，投给了《北京晨报》总编张雅宾。
张总编把稿件转给了一位名叫佟奉燕的编辑。
佟编辑给我发了一份特快专递，把我约到了报社。
“验明正身”之后，佟编辑让我把文章修改一下，准备给我发一个整版。
我熬了一个晚上，在烛光下修改完成了四五千字的关于自己的报告文学《驾希望之舟穿越命运的荒漠》。
1999年11月7日，《北京晨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了这篇文字，并配了我卖报和写作的照片各一张。
当天，我工作过的海淀区学院路发行站站长张颐芳大姐把所有的发行员都召集到站里来，说，咱们中有一个人上电视了，你们知道是谁吗？
大伙面面相觑。
张大姐亮出报纸：喏，大伙看看是谁……
然后，她给每人发了一份当天的报纸：大家拿回家好好看看……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10）
一些读者给我写来了信。其中一位打工妹在来信中说，她在北京打工都打不下去了，看了我的事迹，她决定不回家了，要在北京坚持下去……
天际公司给我撰写的《彭德怀传》评定了稿酬级别，每千字9元，共要付我稿酬1800元。
我后来才知道，在北京，干我这样的“活计”，每千字稿酬一般在30～60之间。
天际公司把招聘广告贴在大学校园里，无非是诱骗那些不明底细的穷困学子们给他们充当“廉价劳动力”。
而这些大学生们，很多人的文笔远没达到足以写一本出色的名人传记的程度（包括我这个初中生在内），并且时间仓促（限定在两三个月内），因而，这样出炉的一大批“名人传记”，其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坦白说，我为彭德怀“立传”，是有愧于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的。
搬一个家， 有多难啊！
图书公司按协议，先付给我一半稿酬，计900元，扣去预付了的600元，至我手上的，只剩下300元。
这一点钱，根本不够我欠下的400元房租。
而我也不能用它们去还房租，否则，我又得喝西北风了。
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已经让我住怕了，我想另外找一个便宜一点的住处。
正好一位朋友来了两个小老乡，也在找住的地方，于是我们三人一起住进了农业大学附近的一个学生公寓，在里面合租了一个房间，每月每人只分摊100元。
这是一家新开办不久的学生公寓，让我们先住下，过两天再交钱。
哪曾想，两天之后，朋友的两个小老乡找到了工作，连招呼也不打一个，拎上行李偷偷溜出了公寓。
房租一个月要300元，我一个人当然不可能住下去了，拎上行李也想溜走。
保安拦住了我。
最后，我交了三天的房租共30元钱，才得以“走人”。
另外一位朋友看上了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处民房，房租180元月，建议我一起搬到那儿。
这个朋友的女友也住在地下室，在搬家的时候，是我给他们叫的一辆黑车——微型面的。
满装行李的面的开出没几步，就被闻声赶来的管理人员给拦下了。
原来，朋友的女友也欠了两三个月的房租，管理人员认定朋友是个有钱的主，非要他替他女友付清房租才肯放行。
管理人员还招来了派出所的民警。
我在大院外，目睹了这一幕，气急败坏又无计可施。
管理人员后来终究还是放了我朋友“一马”。
我们搬到新住外后，仅仅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便目睹了几个佩红袖标查暂住证的联防队员打了一个妇女。
我们也没办暂住证。朋友的女友吓得够呛：赶快换地方，赶快……
没奈何，我们向房东交涉，经过软磨硬泡，房东才答应让我们退房。
天快黑时，我又到路上打黑车。
这一次，我们想搬到圆明园里的一个学生公寓。
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我打的又是那辆微面。那位司机看到打车人又是我时，不禁说了一声“真有缘分哪，伙计”。
装齐了行李，我押车先走，朋友和他的女友骑车在后面赶来。
穿过华灯闪烁的闹市，车子驶进圆明园的小路时，天已经全黑了。
由于没有路灯，通往新“家”的路上一片黑暗。
我差点给司机指错了路。
到了公寓，我让保安帮着卸下了行李，并给司机付了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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