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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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成体系，所以不会成为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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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推出目前全国最大规模公租房的建设计划，被媒体评价为具有远见的政府行为。随着国家在公共租赁住房政策导向上的明确，公租房建设将成为未来两年新的热点，由此形成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的突破口。那么，如此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又会带来哪些问题？新的城市化浪潮又隐藏着哪些考验呢？
读者肯定有疑虑，构建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屋要占多少农地啊？重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推出了地票制度。从2011年开始，重庆将陆续吸收300万农民工进城，而且只要你有工作，就给你重庆户口，可是，你必须放弃宅基地复耕为农地。这个怎么操作呢？假设一个农民工进城拿到城市户口后，就将一亩宅基地转化为农地，这样他可以得到一亩的地票。而以后重庆市的开发商必须透过公开拍卖的形式，在购买地票之后才能盖房子。按照我们的数据显示，2009年地票的成交价格平均每亩在10万元以上，2010年4月份，每亩地票的拍卖价格高达14。4万元。而这些拍卖的钱直接交给农民，农民可以把这些钱带到城市去消费。这种地票制度最后的结果是耕地面积的增加。为什么呢？以一亩地为例，迁出一户农民，空出来一亩地的地票，而一亩地在城市可以盖一栋高楼，养100户人。所以，地票制度，用一户农民换一栋大楼里100户的都市家庭。这种置换的结果，就是农村土地不但不会减少，反而增加。

三、重庆模式，化解火山危机的希望？

按照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分析，重庆和全国的差距主要是农村的差距，重庆在1997年直辖之初到现在，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只有51％，数百万进城农民工仍然保留着农民的身份，一年到头往返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那么，要在此基础上，2012年实现300万农民工变市民，到2020年实现1000万农村人群转户目标，黄奇帆又将依靠怎样的手段呢？
这300万农民工进城以后做什么啊？总得有工作吧？重庆提出了打造IT产业的宏图。比如重庆引入了惠普，准备在三年之内生产4000万台笔记本，而2008年全球笔记本产量不过1。6亿台。还引进了思科，说三年之内要生产100亿美元的服务器、路由器。同时还积极引入其他IT巨头，黄奇帆把它们的名字告诉了我，但是希望我不要泄露，因为他们还处在谈判的阶段。整体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IT发展模式，因为过去在沿海地区，IT产业80％的零配件都是海外进口。但是重庆模式却是80％零配件均产自于重庆。为什么呢？因为惠普和思科的产品大量生产的话，像富士康、广达等这些配套工厂，自然愿意到重庆生产。只要富士康、广达过来了，它们的零配件供应商也就跟着过来了。就是透过这种新的招商模式，一个和沿海地区截然不同的IT行业就发展起来了。而且从重庆飞到美国、欧洲，和从上海、北京飞到美国、欧洲的成本是一样的，因为电脑都是走空运的。
其实重庆模式的优越，不是他们简单地盖些公租屋而已，而是引进了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的新概念，也就是透过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屋、地票制度和IT新模式三步曲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从而解决了住房难的问题。而且重庆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它们一改过去政府直接拿一块大石头压住火山口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拙劣做法，直接解决了我所提出的火山问题，那就是透过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屋斩断第二根导管。此外，像惠普这样的国际巨头为什么会到内陆城市呢？就是因为重庆市政府积极地改善投资经营环境，而改善投资经营环境将使得火山的熔浆更快地被稀释掉，因为有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出来，大家就愿意投资，大量的实体经济资金不再拿去炒楼炒股，从而就稀释了岩浆。
读者肯定会问我虽然重庆斩断了第二根导管，稀释了岩浆，但是第一根导管没斩断啊，而且火山岩浆也不可能马上消退，还是会顺着第一根导管爆发，那怎么办？重庆市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双轨制，商品屋价格该涨就涨，政府不干涉，政府的工作就是大量兴建公租屋以满足上面说的三类人的住房需求。我对这个思维还是抱持肯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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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重庆模式，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这是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面对媒体时的公开表态。重庆模式正在走出单纯依靠打压房价来实现调控地产市场的方式，完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遏制”的地产新格局。随着北京计划拿出50％以上的土地用于建限价房、公租房，以及深圳市即将出台新的不受户籍限制的住房保障制度，中国城市“二次房改”的面目已经越来越清晰。

最后我想提醒各位读者，重庆的领导必须有着非常大的能力、精力跟时间搞定这么大一个系统工程，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使整个系统瓦解。当然了，我不能预测结果，但是至少重庆模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我们部分的地方政府还是可以解决房屋的问题，只要重庆能做，其他城市也能做。我呼吁各级地方领导好好思考一下，如何构建一个适合本地发展的系统工程，帮助老百姓真正解决住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才会慢慢步入一个和谐的社会。

四、广东经验，大刀挥向何方

读者肯定很好奇，政府要如何做才能斩断第一根导管呢？我们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呢？也有，我认为广东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但这决不是唯一的办法。深圳在2009年12月1日实施一个新的办法，叫做《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该办法规定权利人可作为更新改造的主体，自行融资、自行改造，而不需要进行统一的招拍挂。这个统一的招拍挂本身就是我前面讲的第一根“导管”。要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招拍挂造成了地产开发商和政府的联合垄断，导致了火山岩浆的爆发。
广东的具体操作办法就是城中村一人一票，选出他们所信任的管理层和董事长，来代表老百姓和开发商谈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大红的条幅挂在城中村口，条幅上写着“签约动迁早一天，幸福生活早实现”。还有媒体写的是“一批旧屋倒下去，多少富翁站起来”。有些业主说“我的房子多少钱也不卖，我要等拆迁”。当然这些都是媒体报道的，我不敢保证它的真实性。我还有几个媒体报道的数据可以给各位读者参考，我也不确定真实性。岗厦村的旧城改造，造就出10个亿万富翁和数十个千万富翁，南山区的大冲村也拆出了十几个亿万富翁和400多个千万富翁。这些村被称为深圳CBD后的城中村。
当然有些村它有自行开发能力，它根本就不找地产开发商，它们自己就可以开发。譬如说深圳的田下新村的改造就是自行开发的模式。老百姓如何入股呢？村民都用他的宅基地入股。建好之后，除了自己住之外，也可以卖掉，从而富裕了很多人。这个模式就是在地产开发商垄断之外的一个新的竞争模式，这样就斩断了第一根导管。
尽管这个模式被批评为图利所谓的“食利阶层”，也就是说城市化过程中，城郊结合部的居民是最大的获益者。比如深圳就出现一个，他什么也没有干过，就因为老天给他生在这个村庄里面，他就享受到了切断第一根导管的好处，成了很有钱的富翁。当然，我们也可以像过去一样，强制拆迁，把“食利阶层”打出去，用一个最低价格把土地买回来，然后牺牲老百姓的利益，图利地产开发商，让他们赚取暴利，官员自己也可以享受到被行贿的好处。你说我们选哪一个呢？斩断第一根导管不是寻求一个最好，而是寻求一个比较不差的结果。他既然拥有土地，你就尊重他的权利，至少可以维持一个和谐的局面，至少说你是富裕了一个村。如果强制拆迁，给个极低的补偿金的话，政府就只能富裕一个地产开发商。我看，与其富裕一个地产商，那就不如富裕一个村。但是我们不能只斩断第一根“导管”，富裕一个村。农民工怎么办呢？就不管他们了吗？他们是身无分文来到城市的，只能靠打工生活，他们没有城中村的宅基地，所以不可能透过斩断第一根导管而富裕，那怎么办呢？所以要像重庆那样切断第二根导管，提供给他们公租屋就很重要了。

延伸阅读
5小时熟知金融常识

人类对不确定事物的厌恶
即使考虑到投中难度大的因素，3分投篮的得分数仍然较高。对于这其中的原因，让我们结合对实际比赛的想象来加以思考。
和路所在的篮球队以5分之差落后于对方。只剩3分钟了。如果全力保证就此不让对方得分，看样子要扳回6分才可以取胜。
将刚才的数字四舍五入，3分投篮的命中率为40％，2分投篮的命中率为50％。3分球不仅难以投中，而且受状态影响，投中与否呈现波动，而2分投篮的命中率则较为稳定。要想扳回6分，有两种战术备选：
　　　【稳扎稳打战术】2分投篮＋3次投篮计划
　　　【拼一把战术】3分投篮＋2次投篮计划

本文摘自［日＇　慎泰俊的《5小时熟知金融常识》

第三部分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过得这么难

第十一章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活不下去：富士康悲剧

　　　“13连跳”，谁让富士康陷入困境？
苹果才是造成80后、90后年轻人自杀的真正黑手，富士康只是它的工具。
“富士康悲剧”，凸显中国代工企业命运。
为什么富士康每天工作12小时而不是8小时，各位知道原因吗？
新生产方式，呼唤人性归来。
佳能集团在中国大连的工厂因为采用了细胞式生产方式，一年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70％。

一、“富士康悲剧”的幕后凶手

最近富士康的事件充斥各个媒体，首先我们对这13位自杀的员工，表示我们深切的遗憾。但是我在这里不想谈富士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全中国的讨论都是错的。我再讲一句话，你在媒体里面所看到的所有关于责备富士康的事情，通通都是表面现象。你晓得我们中国人有什么毛病吗？我前几章也说过，我们有些官员总是喜欢根据表面现象作决策，而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专家学者也总是根据表面现象下结论。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富士康的危机，我们要抓住它背后的黑手，因为它才是这一切的根源，而它竟然逍遥法外，没有受到舆论的讨伐。我想今天把它给抓回来，你知道它是谁吗？苹果电脑！
请问，为什么有13个人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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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甲子之寿。然而，从进入2010年开始，其旗下企业富士康的负面新闻就一直不断。不到半年时间，这家号称“全球最大代工工厂”的企业连续发生13起自杀事件，震惊全球。有分析指出，来自工作、家庭、社会、健康、情感的种种压力，是导致富士康员工走上绝路的原因。但与此同时，更多的批评指向了富士康的企业模式，包括“血汗工厂”的说法，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探讨。那么，连续13起自杀事件到底因为什么？美国苹果公司与富士康事件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我们把媒体所有的分析做了一个简单的摘要，军事化管理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是这样吗？那么部队里面是不是应该有更多人自杀？可是我还记得我们很多企业家也是从部队出来的，包括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宁高宁、任正飞，还有郭台铭本人在台湾也当过兵。富士康这些80后、90后的员工讲他们在富士康所受的苦，在我听来，算什么苦嘛。你去当兵试试，当兵才真的是苦得不得了。以我个人为例，我当兵的时候每天晚上11点睡觉，第二天早上5点半起床，起床就开始操练，操练一天，打骂经常发生的，有什么了不起？而且那时候我还一身的皮肤病，因为我们所有官兵的内衣内裤都放在一起洗的，所以只要一个人有传染病的话，我们全部都会被传染，这个皮肤病简直流行得不得了。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得过各种各样的皮肤病，比如座疮、疥疮、湿疹、疖子等等，每天痒得要死，每天边出操边抓痒，痛苦不堪。不过，请读者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现在都治好了。此外，我当兵的时候每天都要出操跑步，而且我们还在前线作战，有生命危险的。两年当兵的日子过去了，我从来没有怨恨过那段日子，反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我们不是说这些80后、90后员工对富士康的抱怨不对，而是这个抱怨本身已经象征着那种为中国改革开放而奉献的第一代任劳任怨的农民工已成明日黄花。我建议各位到建筑工地看一看，你会发现几乎没有80后和90后的人，通常都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大概都是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人，为什么？因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农二代，已经不去建筑工地打工了，因为工作环境太差了。农二代和他们的父辈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父辈打工，为什么能够为了每个月1000块钱而忍受那么多的痛苦，承受那些比富士康还差很多的血汗工厂的磨难呢？因为他们有信仰，这个信仰不是对神的信仰，而是对家庭的信仰。他们打工是为了家乡的妻儿老小不会挨饿，为了他们80后、90后的子女能够念书，顺利成长。农一代是我最敬佩的一批人，他们任劳任怨地干，没日没夜地干，你叫他们加班他们很高兴，叫他们一天干8个小时他们不爽，他们觉得最好一天干12个小时，为什么？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多赚4个小时的钱来养家，养他们80后、90后的子女。农一代成为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手。
可是农二代就不一样了，同样孕育出农一代的工作环境，到了农二代却是以自杀回应。我虽然对自杀本身感到痛心，可是我更想知道，当农二代自杀那一刹那，他们有没有想到可怜的农一代老母亲怎么活？当初你们的老父亲为了培养你们农二代，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把你们抚养长大之后，稍有不顺心你们就跳楼了事，这会给父母造成多大的冲击，你们知不知道？农二代最起码的孝心哪去了？而且农二代还不像当兵的人，当兵的人时间不到不可以退伍。你们是在富士康，不想干的话你们可以不干，可以回家。我不懂，你们为什么把苦难留给可怜的农一代？我看到这13个自杀的农二代，我确实感到痛心，但不是为他们，而是为他们的父母。农一代为了抚养农二代浪费了一生的心血，结果农二代对父母的回报就是严厉的打击、无情的摧残。
既然80后和90后不能够接受富士康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那我们就谈谈这个管理体制到底合不合理？
我先把几个评论念给读者听。
一是《民报》报道，富士康内部管理军事化，上千人在饭堂吃饭时竟然鸦雀无声，显见公司管理之严格。
二是2010年5月25日凤凰卫视评论员在大陆新闻中表示：富士康实行军事化管理，员工压力大。
三是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对清华大学社会系罗家德教授进行采访，罗教授认为，这些自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富士康的管理模式过于陈旧，已经不合适80后、90后。这话讲得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套军事化管理确实只适用于具有信仰的农一代，而我们的80后、90后是不能忍受的。
四是某大报报道，富士康管理机制半军事化、管理层壁垒化，加上把人当成机器的刚性手段，对员工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客观上也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而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读者从这些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