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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业风云-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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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山寨被毁，林那又欲报父仇，当下请沈光将所部编入军中，独作一营。
回到光泽，沈光、宇文成都、裴元庆等约林那畅饮，褚遂良却去找了王师傅。
“先生看得出是个读书人。”
“王某惭愧，倒是读过几天圣贤之书。”
“方今天子抚闽，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先生在闽十年，熟知土著事情，不知可有意仕途？褚某可向朝廷举荐。”
“王某一介草民，才疏学浅，安敢为官，大人抬爱，王某实不敢从，愿归隐林泉，了此残生。”
其实王师傅不愿为官，却是别有隐情。
这得从他的身世说起，将近二十年前，杨广刚刚登基，年号还没来得及改，仍称仁寿四年（公元六零四年）。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杨广的五弟、并州总管、汉王杨谅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叛乱虽然声势浩大，但是仅仅几个月，就被平定。
杨谅手下有一个很出名的谋士王頍，此时作为叛党骨干，自然是朝廷钦犯。兵败之后，王頍带着儿子，欲逃亡突厥，却被困在山里，只好自杀。王頍的儿子将尸体埋在山洞里，继续逃亡，无奈几天不吃不喝，身体实在受不了了，只好下山，找到一家亲友求食。几天后，这个亲友找到官府举报，抓住王頍的儿子，押送晋阳（即太原）斩首。
其实，王頍的这个亲友使了个掉包计，被送上断头台的，是一个与王頍的儿子年纪相仿的流浪汉………大战之后，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到处都是，那亲友又做了些手脚，让那流浪汉口不能言。
而王頍的儿子却也不敢久留，带着亲友给的一些食物盘缠，向南逃到淮北，靠着自己曾经读过书，替人教书度日。大业七年（公元六一一年），杨广兴辽东之役，黄淮之间，民变四起，他为躲避战祸，产生了归乡之念。但由淮北到岭南，路途遥远，路上又要躲避官府和盗匪，不免方向偏差，路上颠沛流离了将近一年，才走到这闽北大山中，为土著所获。（注：王頍是南朝梁的大将王僧辩的儿子，王僧辩是今天广东一带的人，在平定侯景之乱中立有大功，权倾朝野，但此后在与自己曾经的部下加战友的另一位梁的重要军事将领、后来的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子弟多逃往北方。）
此时的王师傅，其实还不满四十岁，可是因为少年时代的不幸，加上饱经沧桑，此时看去，却是近五十的模样。褚遂良提起推荐他做官，他也心动了一下，但想起自己的身份，倘若被查出，必是下场堪忧，故而推辞。
褚遂良见他无意为官，不免有些遗憾：“先生有隐士高雅（中国古代传统，一向尊敬隐士），褚某不敢勉强，但所谓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先生既是读书人，便不该将满腹诗书，枉自荒废。今皇上提倡夷汉一家，此番着我等抚闽，便有教化土著之托，不禁要教之农桑，也要传授圣贤之道，无论夷汉番胡，皆可参加科举，获进身之阶。我等欲在光泽设学馆，召汉越子弟，读书习字，所费有朝廷拨助。在下欲延请先生，执掌学馆，还望万勿推辞。”
“传道授业，诲人不倦，乃是善事一桩，朝廷愿在此蛮荒之地设学，汉越子弟一视同仁，确是仁政。王某蒙闽地庇护十年，有此机缘造福桑梓，安敢再做推辞。”
“既是如此，这两日便请先生与褚某挑选办学之处，早日将学馆建起，以造福乡里。”
我在大业八年莫名其妙地当上皇帝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推行“新政”。
那时候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为了保命。
“新政”的第一步，是罢废了杨广先前的一些劳民伤财之举，比如停辽东之役、停建宫殿等。
此外，兴学馆，倡科举，也是新政主要内容。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我还调整了行政区划，改革了军制。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发展工农业生产，推进商业贸易。
不过随着这几年专注于对突厥的战争，内政方面，不免有些顾不过来。
现在战事已平，我必须把目光转回内地。
首先当然是关中的大旱。我不禁暗自庆幸，没有搞什么泰山封禅。要知道这些年连年征战，国内生产虽然影响不大，但朝廷支出却是激增，我为了不致内乱，未敢加征赋税，反而出台了一些减征的措施（比如军功），国库的确是空虚不少，虽然还不至于见底。如果真的大肆铺张地搞泰山封禅，不算地方，光是国库，便不会少于百万两银子的支出，关中救灾，难免捉襟见肘。
关中大旱，虽是天灾，却也暴露出水利失修的问题。这几年，为着“体恤民力”，也由于朝廷的财力，多用于征战，故而大型公共工程，大多停建，水利也在其中。
大业十八年（公元六二二年）九月，下诏在各道设立“都水使司衙门（水利司）”，府、郡设“都水丞衙门（水利局）”，负责各地水利的建设、维护，隶属工部都水台，以能吏充任使、丞，选百业科精于水工者为“匠师（高级工程师）”、“匠工（工程师）”。又以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关乎国脉”，另设“都水御使衙门”，有节度所经各道、府、郡都水衙门之权。尤其着关中各郡，立刻着手修复水利，“免误来年农时”，并令驻扎在各地的禁军、府军（鹰扬府）参与水利建设。
第一百四十三章 限佛令
除了兴修水利，朝廷为了增加财政，还采取了另外一项措施………限制佛道。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原，早期的信众十分有限，但是两晋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尤其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无论鲜卑人的北方政权，还是汉人的南方政权，佛教都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我国著名的龙门、云冈、敦煌石窟，都开凿于这一时期，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更是至今流传。
当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北魏武帝拓跋焘时期，曾经“灭佛”，捣毁寺庙，甚至处死僧侣。而北周武帝宇文邕也曾“禁佛”，不过相对拓跋焘，宇文邕要慈悲得多，只是令僧侣还俗，关闭寺庙。
无论“灭佛”还是“禁佛”，都有客观原因………佛教过度发展，僧侣过多，不仅使得人口增长减缓（和尚尼姑当然是不能结婚生孩子的，虽然花和尚也是有的，毕竟是少数），还减少了国家的财赋收入（寺庙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不用向国家缴纳赋税），减少了可以当兵服役的人口（和尚当然也不用当兵打仗）。
而“灭佛”“禁佛”的皇帝，恰是历史上颇有作为，希望一统天下的皇帝………由于种种原因，都只统一了中国北方。要统一，就得有钱有粮有兵，寺庙和尚多了，就使国家少钱少粮少兵，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不过，终南北朝数百年，对佛教的限制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到了隋代，佛教又开始兴盛。
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就是出生在寺庙里并且由一个尼姑带大的，他的小名“那罗延”，就是鲜卑语中“金刚”的意思。至于杨广的母亲独孤皇后，她的名字“伽罗”，更是直接来源于梵语。
大业八年之前，佛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皇家的支持，大业八年后，我对佛教大体采取了“不鼓励、不反对”的政策，并借着当年的“洛阳之变”（注：大业六年即公元六一零年正月初一，东都洛阳的一些人借着“弥勒佛转世”的名义，企图进攻皇宫，被时任河南尹的齐王杨暕镇压）和“向海明叛乱”的理由，对东、西两都的一些寺庙进行了“整肃”，没收了一些寺产，勒令部分僧人还俗。不过这只是局部现象，从全国来说，佛教仍然继续发展着。直到大业十八年，与我的“宏图大业”产生了矛盾。
至于道教，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吸收了原始宗教（多神教、拜物教）、佛教、道家和儒家的内容，逐渐形成。虽然道教声称黄帝、老子、庄子是自己的祖师（所以又称黄老、老庄），但确切的讲，老子、庄子的思想，更是一种学说而非宗教，至于黄帝，更是借以抬高身份的虚托。道家的学说，在西汉初期曾经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但汉武帝时期，儒家兴起，道家思想开始没落，并逐渐由学说转向宗教。大约东汉，太平道兴起，并最终爆发了“黄巾大起义”，而汉中、四川则兴起“五斗米道”。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虽然有所发展，却远不如佛教的影响，不过基于与佛教相似的原因，也曾被限制禁止。
大业十八年九月十五日，颁布“钦定天下佛道寺观等级诏”：
划天下寺庙道观为三级九等，每个等级限定僧尼和道士的人数，不得自行增加，按规定人数授给田地（每人十亩，相当于一户普通百姓“永业田”的三分之一），其中半数可不纳赋税，半数减半收取赋税，超出的土地，一律收归官府，分配给无地少地的百姓；
依据各地的情况，规定各道、府三级（最高级）寺庙、道观的数目，规定各郡、县各等级寺庙、道观的数目和僧尼、道士的总数，不得超出；
贵族和士绅只能向寺庙、道观布施钱财，不得赠送田产；百姓不得以田地归附寺庙、道观以免赋税；
所有僧尼和道士必须有“寺籍”、“观籍”，寺庙、道观需备有“名册”，以备官府按年布施（给少许钱粮，其实是查验，由于田地是定数，所以增加人数对寺庙、道观自身并不合算）；僧尼和道士外出化缘、云游需随身带有“名帖”（寺庙、道观出具的“介绍信”），以备查验，不许“挂单”（即不依靠某处寺庙、道观）；“外籍”和尚不在此限，但需有入境时的“关凭（护照）”；
寺庙、道观应管束所属的僧尼和道士，不得在外欺诈、勒索百姓；
僧尼、道士还俗，听凭自愿……
阻力当然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不过总的来说，我采取的是“限制”而不是“灭绝”、“禁止”，要温和的多，受到的阻力自然也要比拓跋焘、宇文邕小许多。
并且，我还采取了一些“怀柔”手段，比如给某些“得道高僧”一些荣誉，让他们有面子。比如少林寺，自然是三级甲等，有寺众千余人，原该有田产一万五千亩，朝廷恩旨，又加给“方丈等高僧免赋职分田（这些高僧常有“国师”一类头衔）三千亩”。至于最低的一级丙等的寺庙，只能有十来个和尚，百把亩地。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降低实行的难度，以及其他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这一措施，仅限于内地的十三道（除陇右的鄯善、且末、伊吾、西海、河源五郡，这些地方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受当时全民信佛的西域影响，佛教已经深入人心）。在安北都护（不包括汉地的榆林、五原、定襄三郡）、南宁都护的西部（大理郡以西）、安东都护的大部（不包括移民为主的辽西、辽东和燕郡），佛教（主要是中原化了的净土宗、禅宗）的发展，还得到了鼓励，朝廷甚至派出僧侣，到这些地方传播佛教。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包括鄯善等陇右五郡、黄海郡、南宁都护的其他地方、安南都护特别是它的南部，对佛教既不鼓励，也未严格限制（只规定寺庙要有名册、外出要带“名帖”、不得欺诈百姓、士绅百姓不得将土地送给寺庙，对于寺庙规模并未加以限制）。
更重要的是，我的措施，得到了儒家的支持，儒家的思想里，是讲“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此外，相当一部分百姓也是支持的，此时的佛教发展，在很多地方已经到了压迫普通百姓的程度，特别是一部分原本没有土地或者缺少土地的百姓，借此得到了土地………当时在河南（包括今天的山东）、关中这样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已经出现地少人多，每户授予“永业田”，无法满足规定的三十亩，只有二十亩甚至更少，朝廷除了鼓励移民，设法再找到一些土地重新分配，也是一种手段。
而朝廷借此，增加了缴纳赋税的人口，限制了宗教对世俗政权的影响力，特别是限制了宗教对国家财富的占有。大业十八年九月，在实行“钦定天下佛道寺观等级诏”的地区内，约有僧尼、道士超过三百万，占有土地山林在七千万亩以上，“天下庄园，十占其二”，到大业二十一年五月（将近三年的时间）限制佛道的措施基本完成，下降到约一百万略多，占有土地山林不足一千五百万亩，其中还有将近半数要“减半纳赋”。
第一百四十四章 土地改革
一个帝王治理国家，“武功”只是一个方面，“文治”往往更加重要。
况且，国家没有雄厚的财力作为依靠，“武功”也很难有效的实现。
所以，请大家不要介意我提一些与战争无关的琐碎东西。
实行“新政”，既要“节流”，更需“开源”，然而对百姓横征暴敛，强取豪夺，无疑是自取灭亡之道。既要增加政府的财赋，又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土地问题，便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提到封建社会，人们总想到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剥削农民。事实上，中国的儒家学说，一向提倡的，是一个“自耕农”社会，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自给自足。中国历史上，经过改朝换代以后，通常会进行土地的再分配，多次实行过“均田制”（隋唐都实行的均田制），但是经过一个发展阶段，土地兼并就会加剧，越是我们后来认为的长治久安的“盛世”，这一趋势越为严重。
隋初推行“均田制”，至此时已经四十多年，随着生产发展，人口增长，土地兼并的趋势，又开始显现。特别是以“关陇集团”为代表的贵族集团，除了依照法律合法拥有的“爵禄田”（可以世袭）和“职分田”（不能世袭），都大量占有土地，多者可达十万亩以上。
职分田，是俸禄的一种补充，通常和爵禄田一样不用纳税，但去职后要交还国家。中国古代的官员，虽然收入不菲，但开支也大，古代没有“公车”，骑马坐轿，都要自己出钱，衙门里的差役，许多也得自己出钱，既然是官员，少不得还要请佣人，加上往往是一大家子，老婆孩子一大堆，仅靠俸禄，确实可能入不敷出，不给“高薪”，往往只有贪污，但俸禄过高，政府财力又有困难，所以在隋唐，往往给官员职分田作为弥补。当然，官员们是不会自己下地的，一般是出租收佃。
而中国古代的税制，通常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人头税”，老百姓按人口纳税，贵族和僧侣阶层往往有纳税的“豁免权”；另外一种是“地亩税”，按拥有田地的多少缴纳赋税。这两种税制常交替采用，比如先秦的“井田”，其实该算“地亩税”，唐代中期也实行的“地亩税”，不过因为多有反复，“人头税”实行的时间更长，不少人还以为清朝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是中国实行“地亩税”的发端。
从缴纳的税赋形式，又可以分为“实物税”和“钱税”，通常认为，“钱税”较“实物税”是一种进步，但也往往使百姓税负加重。
隋朝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其实是一种按户实行的“人头税”，开皇年间，一户纳粮两石，大业年间，增至三石，此外再缴纳棉麻绢布，相对一户三十亩地，税负并不算重。但是随着土地兼并，一部分农民失去（或者减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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